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社会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诗词当然也不例外。丰厚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一旦被灵感点燃，就有可能“意随笔生，兴不可遏”，写出优秀的作品，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如果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躲在象牙塔中，单纯乞灵于诗词的作法，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鲁迅先生说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那么，方法就毫不重要吗？也不尽然，关键是要摆正“生活”与“方法”的位置，处理好“本”与“末”的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在阅读积累和创作实践的摸索中，简要地概括出六种常见的方法。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各方专家和广大诗词爱好者，为共襄诗词创作和研究之盛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直抒胸臆，诗词创作的基本方法
　　诗词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抒情性。无论传统诗还是自由诗，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是受自然或社会现象触动，在心潮起落波滚浪翻、想象驰骋天马行空的状态下挥写出来的，有人干脆说“诗歌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正因为是“白热化”，诗人无暇叙述生活感受和社会事件过程，往往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进行感情宣泄。既没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又缺少激烈复杂的戏剧冲突，仅凭直抒胸臆何以打动人心呢？恐怕这就离不开“真、浓、巧、新”四个字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但最为世人称道的还要首推绝笔诗《示儿》。八十五岁，病榻弥留之际，他仍以“北定中原”为唯一愿望，留下了“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后遗嘱。贺贻孙在《诗筏》中称赞这首诗，“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可泣鬼神！”“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与《示儿》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刑场绝唱，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今天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两首诗都是“真情告白”，不虚饰、不做作，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孔老夫子曾把《诗经》的特点概括为“思无邪”，宋朝理学家程颐解释说：“思无邪者，诚也。”“诚”是诗词的生命之源。由此可见，只要做到情真意切，就不一定用华丽词藻和表现技巧进行包装，洗尽铅华，不假雕饰，直接诉诸读者的心灵，反而更具冲击效果和艺术张力。真实和浓烈是孪生的。感情越真实，往往就愈浓烈；而愈浓烈则愈强化了真实。请看汉乐府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位北方少女对其心仪男子的爱情宣言！全诗凝练质朴，多用短语，一句一顿，少女热烈表白时心旌激荡的神态活灵活现。真实浓烈不等于浅薄直白，这首诗的巧妙之处在于从反面设誓、正话反说。正常情况下，山不可能无陵，江水不可能干涸，冬天不可能打雷，夏天不可能下雪，天地也不可能重合，因之“乃敢与君绝”是绝不可能出现的。正因为这首诗巧妙地表达了浓烈的情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敦煌曲子词有一首《菩萨蛮》艺术构思与之如出一辙。词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平心而论这首词写得也不错，表达了对坚贞爱情的追求与坚守。同是直抒胸臆，但有《上邪》在前，其艺术感染力就大打折扣了，这就涉及到诗词创作中的“新”字。没有创新便没有艺术，一切有作为的诗人都应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造，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技巧方法都应有所发展与突破。一味模仿、亦步亦趋是难以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篇佳作的。综上所述，所谓直抒胸臆就是以强烈的抒情方式，将诗人的所思所感，直接诉诸读者的感情世界，与之碰撞，引起共鸣，从而产生或崇高或坚贞的诗意美。这种方法以思想和感情取胜，多用白描，通常不过多倚重修辞手段，也不一定追求情景交融，但“真、浓、巧、新”是必备条件，否则便易流于平直和浅白。
　　虚实转化，催生诗意的孵化场
　　诗词创作是极富创造性的劳动，绝非照相机，机械地模拟和照搬生活。诗意往往存在于似与不似、是与不是之间。写得太实，过于板滞，流于标语口号，不是诗；写得太虚，类似谜语，不知所云，也不是诗。优秀的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化实为虚、变虚为实，努力捕捉生活中的美，通过激情和想象的淬火，创造出或壮美或空灵或恬淡或豪迈或闲适或激昂的种种诗意来，给读者以愉悦和启迪，从而反映作者的情怀和社会生活。虚虚实实、虚实转化是催生詩意的孵化场，历史上的诗家已经为我们进行了成功的示范。
　　晚唐的唐温如或许不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史籍上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然而，他却留下了一首传世的名作《题龙阳青草湖》：“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前两句把神话传说与眼前景色巧妙结合，在萧瑟秋风之中，美丽的湘君瞬间“老”出了一头银发，诗人的悲秋之情寓于其间。后两句说，风息浪静的夜晚，耿耿星河倒映湖中，诗人醉酒，酣然入梦，仿佛是在银河泛舟。四周星光灿烂，美妙无比，而现实却是如此不堪，正与上两句的“悲秋”暗合。“清梦”不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反而在空灵浪漫的意境中越发突现出来。梦境本是睡眠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空妄虚无，但诗人用“满船”状之，便使其具有形态之美，而“压”字则又让“清梦”有了重量，读者好像看到了吃水较深的船舷。于是虚无缥缈的“清梦”便有了质感，形象而具体。“满船清梦压星河”顿使诗意陡增，整首诗便活了起来，诗人的情怀也在惝恍迷离之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化虚为实，固然可以变无形为有形，使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意绪具体可感而诗味勃发，但化实为虚则更能催生诗意，境界全出而另辟一番天地。唐诗人李商隐离京去梓州赴任，他的故交和连襟韩瞻设宴送行。“冷灰残烛”，宴席已近尾声，在惨淡的惜别氛围中，韩瞻年仅10岁的儿子韩偓吟出赠诗，语惊四座，诗人不仅发出赞叹。他预测，这孩子的诗才必将超过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实情，也是实话，若干年后韩偓果然在诗坛上名声大噪。这实情和实话若如实地、抽象地说出便索然无味，不成其为诗。李商隐不愧是诗坛高手，他巧用比喻，驰骋想象，写出“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妙句来。试想，在桐花烂漫的丹山道上，于香气浓郁的花丛之中，一声声清脆圆润的雏凤鸣声，应和着老凤苍凉的啼叫，该是何等悦耳、何等动人！韩偓少年英俊、诗才横溢的形象也呼之欲出，这就是化实为虚的神奇魅力！张开想象的翅膀，把实事实情，虚化为生动的画面，构成令人神往的意境，催生了虚实相生、意与境谐的诗意美。境越鲜明、意越含蓄，诗味则越浓。读者一旦通过诗中之境，领悟到诗人之意，就会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所谓诗意便不期而至。在唐诗宋词中，这样成功的范例不胜枚举。 　　纵观当代诗词，诗味醇厚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还是太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方法和技巧而言，写得太实、太虚，不熟悉虚实转化之道恐怕要居首位。太实易直，直则无味；太虚易浮，浮则无根。有感于斯，我们才把虚实转化定位为催生诗意的孵化场，愿与朋友们共勉，在提高思想水准、开阔生活视野的同时，沉下心来，努力钻研与实践，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美好篇章。
　　细节点睛，以少胜多的超强表现力
　　好的细节胜过千言万语，诗词创作当然不能拒绝采用。七绝28个字，五绝仅20个字，在细节选择上应极其审慎，需十分重视其典型性，即细节的含金量和语言的凝练美。这样才能把细节的魅力发挥到极致，拓展诗意的广度和情感抒发的张力。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唐诗的代表人物，两人相互唱和情深谊厚。元和四年，元稹奉旨去东川，白居易思念日切，写了一首七绝，后两句云：“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这里就用了一个典型的细节。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亲人或挚友远去，我们就会掐着指头算计此人此时是否已到目的地或已至途中的某处，这是思念之深的常态。诗人信手拈来，似不经意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极其深厚、真挚的情谊。白居易的计算是十分准确的，当时元稹就在梁州，也写了一首七绝《梁州梦》，结句云：“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还写过一首十分奇特的七绝《得乐天书》，几乎句句都是典型细节，短短四行甚至写出了情节和场面，他和白居易（字乐天）之间忧乐与共的情态也跃然纸上。不妨抄录如下：“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诗里有读信时的激动，也有妻女的反应和猜测：谁的来信让他如此伤心，肯定是老朋友白乐天了！句句大白话、平常语，但“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刘熙载《艺概》）。读者不难发现，上面引述的两首诗所用细节常常伴有画面感。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讲过：“诗的本质就在于给不具形的思想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这就告诉我们要使诗词中的细节产生“点睛”作用，必须具备鲜明的形象性特点。南宋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千百年来传诵不已，“一枝红杏出墙来”，尤为后人称道。奥秘何在？这就是细节的“点睛”作用了，“一枝红杏”就是“满园春色”细节式的集中表现！探墙而出的一枝红杏，形象地透露出园内万紫千红的春的信息和主人的操守。他“门虽设而常关”，无心利禄，懒于应酬，更不屑于“跑官买官”，但其恬淡的情志、高雅的品行却像满园春色一样因“关不住”而传之久远。这些“不具形的思想”都通过“出墙红杏”这一“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集中而诗意地表现出来，真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同为宋人，王禹偁写过一首七绝《清明》，值得再三品味：“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这是清贫士子的励志诗。清明的前一天为寒食节，民间习俗禁烟冷食，第二天才可以钻木取火，诗中“新火”即指此。清明人们都去饮酒观花踏青，诗人却无花无酒，像野庙里的僧人一样孤寂，但并不消沉。他以苦为乐，彻夜攻读直到天明，邻人来“乞新火”，才知道过节这回事。于是，欣然起身“晓窗分与读书灯”，暗含着穷而不失其志，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这一细节运用自如，好像是唱出来的，具有强烈的抒情性，颇富内涵且充满生活情趣。“无趣不成诗”，把充满情趣的细节写入诗词就可以跨过平庸和枯燥，走进美的艺术殿堂。唐人王建的《新嫁娘》，质朴清新，颇具人情美。“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依照当时习俗，“新嫁娘”第三天就要展示厨艺，首次上桌的饭菜是否适合婆婆口味就十分关键了。诗中只用了一个细节“先遣小姑尝”，就把“新嫁娘”勤劳、聪慧、细心和颇有几分心机的特点活画出来。诚如清人沈德潜评论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
　　细节是文学作品的最小组成单位。在凝练含蓄的诗词中，这个“单位”应小而又小，要更具典型性、形象性、抒情性和趣味性，通过具体可感的画面和情绪流动，反映社会生活。一般说来，绝句中的细节，发轫于“转句”，生成于“合句”。“起句”和“承句”应作好充足的气氛渲染和情感蓄势，使之整体和谐而不显突兀。爱好诗词的朋友们，不妨留心尝试、重视和发挥细节的“点睛”作用，努力写出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时空穿越，诗意生成的特殊方式
　　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经典段子——《关公战秦琼》。两个不同朝代的人物怎么可能在舞台上比武较量？于是，笑料和嘲讽就出现了。然而在诗词里，关公和秦琼倒是不妨一战的，这是由诗词艺术特点决定的。诗人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浮想联翩不能自已，感情活动十分强烈，有时“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連牙关都在打战”（郭沫若语）。此时，宇宙万物都会因诗人感情和思绪的“白热化”而联系在一起，穿越时空纷纷奔涌到诗人的笔端。“穿越”一旦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灵动的诗意便喷薄而出，飞腾起来。
　　南宋刘过的《沁园春》写得怪谲而奇特。词坛泰斗辛弃疾邀他到绍兴见面，但因事不能赴约，便填此词作答。他说，本来要“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却在西湖被唐朝诗人白居易、北宋诗人苏东坡和林逋拦住同去流连山水、吟诗唱和……刘词充满大胆神奇的想象，不然南宋人如何同白居易等已逝先贤同吟共乐呢？可见没有丰富的想象是不可能穿越古今思接千载的。丰富的想象往往和充沛的激情是相伴产生的。心理学告诉我们，激情是迅猛爆发的情绪状态，通常由个人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矛盾愿望的冲突、过度压抑或兴奋所引起的，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活动和明显的、爆发性的外部表现。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浪漫主义的诗人们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怪谲而奇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把崇高的理想和满腔的义愤全部凝注于《离骚》之中。在倾诉无门、无可奈何的激情驱使下，他甚至“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驾乘鸾凰、凤鸟去见天帝。他的车队中有月神、风神、雷神等，浩浩荡荡声势煊赫。但诗人最后还是绝望了，天帝的守门之神“倚阊闔而望予”，笑而不理，他只好“结幽兰而延伫”……类似这样激情飞扬的浪漫桥段在作品中还有多处。美人香草、神话人物、大地天上、先贤今人，宇宙间的绮丽景象和纷繁万物都因诗人的激情而集结，随时为抒发诗人的爱国情怀和忠而见疑的愤懑服务，可以说《离骚》就是诗人激情燃烧的“外部表现”和艺术结晶。无论是充沛的激情还是丰富的想象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在诗人头脑中的间接反映，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人民有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联系。因此，植根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便成为“时空穿越”的坚实基础，否则这种“穿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基础越坚实，“穿越”则越可信，诗意生成便水到渠成了。毛泽东的《送瘟神》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扑面而来的诗意令人应接不暇。诗人的“穿越”源自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诗前小序道出了个中缘由。瘟神送走了，那么像血吸虫一样“为害甚烈”的其他丑恶事物也一定会被彻底扫除，广大的“牛郎”们也会“一样悲欢逐逝波”的。这首词的深层题旨似乎就在这里，这也是“时空穿越”的终极目标。 　　“时空穿越”对诗意生成的重要作用如上所述，但此种非常规方式，要视抒写的内容和具体情况而定，而且要十分注意“穿越”的合理性及相关要求。当代诗词一般说来，大都写得过于实在、过于直白，缺少必要的奇思妙想，“穿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正实现完美的“穿越”绝非易事，丰富的想象是“穿越”的翅膀，充沛的激情是“穿越”的动力，扎根现实是“穿越”的基础，强化题旨是“穿越”的目的，以上要素几乎是缺一不可。如果故作惊人之语，为“穿越”而“穿越”，一味追求“新颖”和“独特”，弄不好就真成为侯宝林口中的“关公战秦琼”而贻笑大方了。
　　点化借用，提升感染力的辅助手段
　　前文我们曾提到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名作《游园不值》。其中的“一枝红杏出墙来”千百年间万口传诵，其实这个名句是脱胎于陆游的《马上作》。化用前人的意境或经典句子，加以改造和拓展，与自己的作品浑然一体，进而追求诗意的最大化，这就是点化借用方法。历史上许多诗词大家，都是此中高手。他们或承继意趣而加以变化；或借用内容而加以丰富；或直接拿来而加以融合；或受其触发而赋予新意，都无一例外地提升了自己作品的思想品位，强化了诗意表达。当代诗词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说，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还都不能尽如人意。因此，作为辅助手段，我们不妨学学先贤，点化借用，提升诗词作品的感染力，更好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情境和意绪的相近性和趋同点是点化借用的基础。《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陆诗和叶诗都是描绘早春景色，又不约而同地推出“一枝红杏”作特写式的细节展示和拟人化的生动表述。叶绍翁把陆游的经典句子几乎照搬，但巧妙地用“关不住”和“出墙来”加以呼应，便把雨后的“一枝红杏”写得更加鲜活。何况，叶诗景中寓理，诗中有人，虽点化借用，实则略胜一筹。假如两首诗在情境和意绪上毫不搭界，点化借用便风马牛不相及了。点化借用关键在“化”，即把前人的思想情绪、抒情方式和“诗眼”，融化成自己作品的血肉，创作出新的风格和境界来。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雄健的笔触描绘了推翻蒋家王朝伟大胜利的生动画卷，诗的最后两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形象地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必然规律。其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就是点化借用了唐朝诗人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名句，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李贺仕途无望，金铜仙人之愁其实是诗人之愁，“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交织着浓重的家国身世之情。毛泽东化用此句而翻出新意，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改天换地的雄伟气魄和伟大抱负。非此句无以表其情达其意，故信手拈来而境界顿出。一般说来，凡是点化都要借用前人的奇思妙句，这就有一个如何使其成为自己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和谐统一的问题了，不觉其借用而借用的点化才是最高明的点化。王安石有一首《夜直》云：“金爐香烬漏声残，翦翦清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就是值夜班。熙宁二年，宋神宗决定推行新法，王安石在学士院值夜班时欢欣鼓舞，百感交集而吟成此诗。夜色将尽，曙光在即，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翻滚在心头，如何睡得着呢！“月移花影”真是赏心悦目，无边春色正款款走来，大展宏图的时候终于到了！“春色恼人眠不得”恰如其分地抒发了诗人不可遏制的愉悦和着手改革的激情。“恼人”即撩人，切题、切理、切情，这个核心句子与全诗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其实此句出自晚唐罗隐《春日叶秀才曲江》一诗，只不过是改“遮”为“眠”而已，而这一字之改则改出了王安石自己的风格和境界，《夜直》便更加和谐完整而耐人寻味了。
　　点化借用虽然可以提高诗词创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它毕竟是一种辅助手段，不可多用和滥用。前人的“诗眼”名句都是行家里手千锤百炼始得，且历经历史长河的淘洗，大多是艺术珍珠，璀璨无比；自家才力不济，为装点门面而多用滥用，诚如把美丽的丝绸硬缝在破棉袄上，不仅不能增色反而愈见棉袄之破，实质上与抄袭无异。点化借用应慎之又慎！
　　所述诸法不可能涵盖诗词创作的全部，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要视内容因人因事而异。方法是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进而尽力发挥的，并不是事先设定某种方法之后再进行创作。在实践中往往还多法并用，不局限于专用某法。总之，法在意后、因情选法、综合用法，方法是为千变万化的内容服务的，无法而法才是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