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中，很多有识戏剧理论家和评论家都提出，戏剧批评应该确立自己的品格，坚持正确的美学原则，引导创作实践中“革新”的潮流。有的专家还提醒，戏剧理论和戏剧批评应该在冲击庸俗社会学方面成为创作实践的先行，为剧作家获得艺术上的真正解放扫除障碍。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戏剧批评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努力的求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八十年代以后的戏剧批评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甚至自行消退。现在看来，八十年代的戏剧批评有争论、有进步，即使多有不足，亦是弥足珍贵，因为戏剧创作活动还是有批评参与的。但从九十年代开始，由于种种原因，纯粹的戏剧批评越来越少，到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戏剧批评了。目前存在的所谓“戏剧批评”俨然已变身为诸多怪现象。
　　戏剧批评变身为戏剧表扬，戏剧创作失却监督利器。新世纪戏剧创作繁而不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戏剧批评的缺席。戏剧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身为戏剧表扬。类似情况在整个文艺活动中都较为普遍。国家一级编剧，著名策划人、撰稿人任卫新曾说：“过去讲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玩的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 “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只是为表扬而表扬，批评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戏剧批评变身为宣传炒作，丧失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当前的戏剧界，戏剧作品的宣传炒作非常严重，背后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非艺术目的。不仅有利益的驱动，还有“权力寻租”、“政绩工程”的驱使。某部作品“政绩工程”的地位一旦确定，报刊杂志连篇累牍跟风报道，不遗余力地为之涂金抹银，假话、大话、套话、空话充斥各类研讨活动和报刊版面，精品力作等溢美之词廉价抛出。诸多平庸之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人为地放大作品的价值，剥夺或干预了读者或观众自我选择、自我鉴赏的权利，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这种毫无原则的宣传炒作误导视听，迷惑大众，让人们对戏剧艺术的纯洁性失去信心，也使得戏剧批评面临诚信危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真正的艺术品无法受到公正待遇，大众审美被严重误导，损害了戏剧艺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戏剧批评者自身态度与能力的束缚，使戏剧批评失语。一方面，受到各种原因影响，诸多戏剧批评者失去 “独立” 的话语权。“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 另一方面是戏剧批评者自身的专业能力问题。现在，戏剧批评者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对戏剧创作当中的问题认识不够或者不深刻，使得戏剧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可我国当前的戏剧批评却受到上述现象的束缚。有人曾敏锐地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受到利益驱使衍生出的社会弊端。恶俗现象泛滥成灾，将导致人们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降低、文化市场混乱。” 戏剧批评如果继续这样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发展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布鲁克曾说过：“评论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如没有评论家来评论，将会不断地面临更大的危险。” 别林斯基也强调过批评的重要性，“分析和研究的精神，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现在，一切都必须受到批评，就是批评自身也是如此。我们的时代不肯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东西，不相信权威，推翻传统……” 好的戏剧批评可以促进戏剧创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积极引导观众不断提升对戏剧的鉴赏力，也为戏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所以提倡具有一定品格和担当的批评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具有一定品格和担当的批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主要还是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敢于发声。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戏剧批评者，面对当前种种批评怪象不能无动于衷，要敢于从自我做起，敢于发声、敢于讲真话。有专家说：“知识分子不讲真话是当代最大的悲哀。”抵制恶俗的最好方法是讲真话。戏剧批评者要深知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学识对戏剧的创作提出真实的见解，使戏剧创作者看到自己创作的价值与不足，使观众的欣赏有正确的审美引导。布鲁克曾说“当一个评论家在披露戏剧的不足时，他正是在为戏剧服务。”
　　二是力求公正。建立批评，这批评不该是个人的，而应该是公正的。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批评就是“判断”，“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个别的人，人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个人去进行判断。‘我喜欢，我不喜欢’等说法，只有当涉及到菜肴、醇酒、骏马、猎犬之类东西的时候才可能有威信……可是，当涉及历史、科学、艺术、道德等现象的时候，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意见任意妄为地、毫无根据地进行判断的所有一切的我，都会令人想起疯人院里的不幸病人……”加斯纳还曾说过，“批评要求比创造高深得多的修养。”作为一名合格的戏剧批评者，必须力求判断的公正，而这种公正正是建立在戏剧规律基础之上，建立在美学原则基础之上。从审美角度出发，从戏剧本体出发，这是戏剧创作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真正的戏剧批评得以重生和发展的丰盈土壤。正如别林斯基所言：“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缺乏非常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果在它里面，艺术本身就是目的，那么，它毕竟也可能是有哪怕是片面的、相对的优点。可是，如果它虽然是有生动的现代兴趣，却并不标志着创作和自由灵感的痕迹，那么，它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具有任何价位……”
　　更为具体来说，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批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人学深度和丰富性。这对戏剧批评者提出较高的理论要求和鉴赏挑战。布鲁克就曾提出要求：“显而易见，不再欣赏戏剧的评论家是僵化的评论家。热爱戏剧但不明白戏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评论家，也是僵化之流。只有明确戏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才是真正具有生气的评论家，他们每次参加戏剧活动时都给以足够的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真切地期望在我国当代戏剧界能有越来越多的具有生气的批评家活跃地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