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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期间艾青流徙了大半个中国，从杭州到武汉、从北方到南方、从重庆到延安。本文通过对艾青足迹的追踪，旨在探寻艾青的迁徙经历对其思想观念与抒情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艾青 诗歌 迁徙 创作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是艾青创作的成熟期。”艾青从人心惶惶的杭州走到文人云集的武汉，从饱受磨难的北方转向山明水秀的南方，从大雾弥漫的重庆奔向天朗气清的陕北。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三年多里，他流徙了大半个中国，在战火与硝烟中汲取了诗情。艾青到达延安之后才得以安顿下来，解放区的文学生态与国统区有着很大的差异，此后的创作与抗战前期的创作相比，既有内在相关性，也有新的变异。本文以艾青的空间迁徙为根据，通过对他足迹的追踪，探寻艾青的迁徙经历对其思想观念与抒情方式的影响。
一.烽火里的悲哀与光明
七七事变爆发后，艾青在杭州短暂停留了两个月之后就去了武汉。接下来是一段兵荒马乱的生活。从武汉到临汾、从临汾到西安、从西安返回武汉，以至于后来回忆起这一时期的生活，艾青认为“完全是逃难性的”。然而，这段狼狈不堪的旅程，却是艾青第二本诗集《北方》的绝好素材。张竹如回忆了艾青当时的创作状态：“他每当灵感来了，就赶快写，在火车上，在旅途中所见所闻，都触动他。这些诗都是他亲眼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表现。”《北方》集多写诗人在陇海路沿线的见闻。诗人第一次渡过长江，来到满目疮痍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冲击着这个来自南方的旅客，写下了《补衣妇》《乞丐》《风陵渡》《驴子》《骆驼》《手推车》《北方》等诗，表现着北方的悲哀与痛苦。
艾青的诗歌有忧郁的特质。他自小就养成了忧郁的性格，成年后一直处于半流亡的境遇之中，这种始终不得安定的状态在他的创作中酝酿出了一种哀感，《北方》集里就充满了诗人忧郁的诗情。《北方》是悲哀的，这苦难深重的土地引起了诗人对北方与国土的深沉的爱意与崇敬，诗人并没有沉溺于忧郁之中，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力。“我到了北方。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艾青的诗歌虽然总是忧郁的，但是依然给人以希望与力量的原因。就诗歌本身而言，《北方》集“在艺术上，继续采用和发展了细致地描刻现实与巧妙地象征、喻比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在诗歌语言上，更加追求朴素与自然的风格;而在内容与情感上，则突出地流露出作者深深地悲愁与忧郁。”
1938年4月，艾青从西安回到武汉，以保卫武汉为背景写成了长诗《向太阳》。如果说艾青写土地的诗总带有忧伤的调子，那么在他以太阳为意象的诗歌中总是能够振奋人心，给人以光明与希望。《向太阳》开头和第四节的开头都引用了诗人写于1937年春的旧作《太阳》，两首诗虽然都以太阳为意象，但是前者通过具体而微地描绘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充满希望的时代，最后还表达了一种献身的崇高意愿。这是时代的要求，正如艾青自己所言：“诗人能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应该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艾青此时当然创作了一些迅速反应现实的诗，如《反侵略》《忏悔吧，周作人》。7月12日武汉大轰炸后不久，艾青却写下了耐人寻味的《黄昏》一诗，抒发着不可排遣地对故乡田野气息的怀念，这种亲近山林田园的倾向在之后的创作中加深了。
二.山林间的安宁与躁动
由于武汉告急，1938年7月艾青从武汉来到湖南衡山，在此短暂停留之后，于11月中旬去了桂林。虽然艾青待在衡山的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秋日游》《斜坡》《秋晨》等几首诗。衡山县坐落在南岳衡山脚下，古朴优美，能够让漂泊多时的诗人得到片刻的安宁。这些风景诗以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为意象，以鲜明的色彩、具体的描画再现了大自然的秀美，像一幅幅立体的油画，体现着诗人的绘画功底。1938年11月中旬艾青去了桂林，此时写下了《我爱这土地》，流露出比在《向太阳》中更为强烈的愿为祖国献身的热情。桂林时期，艾青写下了《纵火》《死难者画像》等反应大轰炸的诗，创作高潮应该是长篇叙事诗《吹号者》以及姊妹篇《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好像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對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而《他死在第二次》则表现了诗人由一个被迫离开土地上了战场、英勇奋战之后默默牺牲的伤兵所引起的忧伤。联系此时期艾青与戴望舒对于发展中国新诗的热切追求，不难理解艾青在努力汇入时代的声音时仍然以自我的真情实感做基调。1939年8月下旬，艾青搬到桂林乡间小住，创作出了《秋晨》《低洼地》等风景诗，此时的心境在散文《乡居》中有所体现。
为了维持生计，艾青于9月下旬到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新宁是一座宁静优美的山城，夫夷江贴城而过，山川草木、舟船桥梁、飞禽走兽都能激发诗人创作的灵感，艾青创作了《山城》《水鸟》《船夫与船》等诗。《青色的池沼》《灌木林》《初夏》等风景诗展现了山城春夏时节的活力与明艳。但是，艾青笔下的山城并不总是清新明丽的，忧郁是他诗歌中的底色。《旷野》一诗营造了悲哀而又旷达、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意象。艾青在《旷野》前记中有所说明：“《旷野集》所收诗二十首，均系作者在西南山岳地带所作，或因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但作者久久沉于莽原的粗犷与无羁，不自禁而有所歌唱，每一草一木亦寄以真诚，只希望这些歌唱里面，多少还有一点“社会”的东西，不被理论家们指斥为“山林诗”就是我的万幸了。”新宁虽是山野地带，但也是运送战士与辎重的直接后方，人员频繁往来给诗人生动具体的感受，《兵车》一诗就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艾青在新宁居住了八个多月，这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期，他写下了《旷野集》中的大部分诗歌，《诗论》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乡间的生活终究太过单调寂寞，因此当艾青受到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的邀请函时，奔向了另一座山城重庆。在重庆，他创作了《抬》《城市人》《刈草的孩子》《篝火》《哀巴黎》《三国公约》《新的伊甸集》等诗。
三.解放区的困惑与转变
1941年3月，艾青到达延安。独具陕北风韵的根据地有着迥异于南方的风光，诗人放眼望去是延河、大豆、荞麦、包谷米、骡马队，延安人民喜悦乐观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于大后方。艾青创作的叙事长诗《雪里钻》，用明快活泼的语言写出了战士与战马的英勇气概，全诗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一扫桂林时期创作的叙事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中的感伤低迷的情调。艾青还写下了《我的父亲》《少年行》《希特勒》《拖住它》《古松》和《古石器吟》等诗。但是，他的创作并不一直这么顺利，许多从国统区奔向延安的作家都陷入了创作上的凝滞期。《时代》这首诗就反映了艾青这种创作困境。诗人期待新时代的到来，并且有着强烈的为时代献身的愿望，但是却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保持沉默。 整风运动之前的延安文艺界活跃着各种异质因素，毛泽东注意到了作家们异声共鸣的状态，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曾多次与艾青通信询问他的意见，艾青于是写下了《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在和《讲话》保持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因为后者必须具备了组织和汇集一切力量的能力，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也就是说，在思想上，艾青此刻的知识分子文化观念与区域政治文化观念存在一定的分歧。他后来回忆道：“初到延安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明确，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创作于新宁的长诗《火把》细腻地描绘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洪流中厌弃旧我、走向新生的心路历程。经过整风运动之后，作为对讲话方针的回应，艾青创作的叙事长诗《吴满有》，以解放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为主人公，以寫实的手法铺叙农民的生活，在今昔对比中突出翻身农民的欢喜，语言简洁明快，诗风更加朴素明朗，情绪更加饱满昂扬。
1945年出版的诗集《献给乡村的诗》，表明土地/乡村是艾青诗歌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诗中深深地侵染着土地的忧郁。“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忧郁呢？我所看见的东西真的就完全象你们所看见的那么快意么？”诗中的忧郁实属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心境的真实流露。在延安创作的《村庄》与《献给乡村的诗》中，忧郁的色彩被稀释了，更多的是期待乡村崛起的愿望。
艾青在“大堰河”时期写下的“狱中诗”，曾因技巧和语言上有着较为浓重的欧化色彩而受到非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诗歌的风格与情感也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创作成熟期，但是处于特殊的战时文化形态之中，其创作的合法性仍然需要被重新确认。为了适应解放区的文化方针，艾青调整了写作策略与抒情方式，并对自己延安时期“学习性质的”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艾青懂得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总是将自我与土地、人民、时代接通，因而他的诗能够穿越动荡的烽火年代，刺透浓厚的历史迷雾，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2]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3]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山花文艺出版社，1991.
[4]周红兴.艾青的跋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5]艾青.艾青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山花文艺出版社，1991.
[6]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介绍：纪从洁，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文学、台湾文学）
关键词：艾青 诗歌 迁徙 创作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是艾青创作的成熟期。”艾青从人心惶惶的杭州走到文人云集的武汉，从饱受磨难的北方转向山明水秀的南方，从大雾弥漫的重庆奔向天朗气清的陕北。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三年多里，他流徙了大半个中国，在战火与硝烟中汲取了诗情。艾青到达延安之后才得以安顿下来，解放区的文学生态与国统区有着很大的差异，此后的创作与抗战前期的创作相比，既有内在相关性，也有新的变异。本文以艾青的空间迁徙为根据，通过对他足迹的追踪，探寻艾青的迁徙经历对其思想观念与抒情方式的影响。
一.烽火里的悲哀与光明
七七事变爆发后，艾青在杭州短暂停留了两个月之后就去了武汉。接下来是一段兵荒马乱的生活。从武汉到临汾、从临汾到西安、从西安返回武汉，以至于后来回忆起这一时期的生活，艾青认为“完全是逃难性的”。然而，这段狼狈不堪的旅程，却是艾青第二本诗集《北方》的绝好素材。张竹如回忆了艾青当时的创作状态：“他每当灵感来了，就赶快写，在火车上，在旅途中所见所闻，都触动他。这些诗都是他亲眼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表现。”《北方》集多写诗人在陇海路沿线的见闻。诗人第一次渡过长江，来到满目疮痍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冲击着这个来自南方的旅客，写下了《补衣妇》《乞丐》《风陵渡》《驴子》《骆驼》《手推车》《北方》等诗，表现着北方的悲哀与痛苦。
艾青的诗歌有忧郁的特质。他自小就养成了忧郁的性格，成年后一直处于半流亡的境遇之中，这种始终不得安定的状态在他的创作中酝酿出了一种哀感，《北方》集里就充满了诗人忧郁的诗情。《北方》是悲哀的，这苦难深重的土地引起了诗人对北方与国土的深沉的爱意与崇敬，诗人并没有沉溺于忧郁之中，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力。“我到了北方。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艾青的诗歌虽然总是忧郁的，但是依然给人以希望与力量的原因。就诗歌本身而言，《北方》集“在艺术上，继续采用和发展了细致地描刻现实与巧妙地象征、喻比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在诗歌语言上，更加追求朴素与自然的风格;而在内容与情感上，则突出地流露出作者深深地悲愁与忧郁。”
1938年4月，艾青从西安回到武汉，以保卫武汉为背景写成了长诗《向太阳》。如果说艾青写土地的诗总带有忧伤的调子，那么在他以太阳为意象的诗歌中总是能够振奋人心，给人以光明与希望。《向太阳》开头和第四节的开头都引用了诗人写于1937年春的旧作《太阳》，两首诗虽然都以太阳为意象，但是前者通过具体而微地描绘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充满希望的时代，最后还表达了一种献身的崇高意愿。这是时代的要求，正如艾青自己所言：“诗人能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应该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艾青此时当然创作了一些迅速反应现实的诗，如《反侵略》《忏悔吧，周作人》。7月12日武汉大轰炸后不久，艾青却写下了耐人寻味的《黄昏》一诗，抒发着不可排遣地对故乡田野气息的怀念，这种亲近山林田园的倾向在之后的创作中加深了。
二.山林间的安宁与躁动
由于武汉告急，1938年7月艾青从武汉来到湖南衡山，在此短暂停留之后，于11月中旬去了桂林。虽然艾青待在衡山的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秋日游》《斜坡》《秋晨》等几首诗。衡山县坐落在南岳衡山脚下，古朴优美，能够让漂泊多时的诗人得到片刻的安宁。这些风景诗以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为意象，以鲜明的色彩、具体的描画再现了大自然的秀美，像一幅幅立体的油画，体现着诗人的绘画功底。1938年11月中旬艾青去了桂林，此时写下了《我爱这土地》，流露出比在《向太阳》中更为强烈的愿为祖国献身的热情。桂林时期，艾青写下了《纵火》《死难者画像》等反应大轰炸的诗，创作高潮应该是长篇叙事诗《吹号者》以及姊妹篇《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好像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對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而《他死在第二次》则表现了诗人由一个被迫离开土地上了战场、英勇奋战之后默默牺牲的伤兵所引起的忧伤。联系此时期艾青与戴望舒对于发展中国新诗的热切追求，不难理解艾青在努力汇入时代的声音时仍然以自我的真情实感做基调。1939年8月下旬，艾青搬到桂林乡间小住，创作出了《秋晨》《低洼地》等风景诗，此时的心境在散文《乡居》中有所体现。
为了维持生计，艾青于9月下旬到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新宁是一座宁静优美的山城，夫夷江贴城而过，山川草木、舟船桥梁、飞禽走兽都能激发诗人创作的灵感，艾青创作了《山城》《水鸟》《船夫与船》等诗。《青色的池沼》《灌木林》《初夏》等风景诗展现了山城春夏时节的活力与明艳。但是，艾青笔下的山城并不总是清新明丽的，忧郁是他诗歌中的底色。《旷野》一诗营造了悲哀而又旷达、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意象。艾青在《旷野》前记中有所说明：“《旷野集》所收诗二十首，均系作者在西南山岳地带所作，或因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但作者久久沉于莽原的粗犷与无羁，不自禁而有所歌唱，每一草一木亦寄以真诚，只希望这些歌唱里面，多少还有一点“社会”的东西，不被理论家们指斥为“山林诗”就是我的万幸了。”新宁虽是山野地带，但也是运送战士与辎重的直接后方，人员频繁往来给诗人生动具体的感受，《兵车》一诗就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艾青在新宁居住了八个多月，这是他创作上的丰收期，他写下了《旷野集》中的大部分诗歌，《诗论》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乡间的生活终究太过单调寂寞，因此当艾青受到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的邀请函时，奔向了另一座山城重庆。在重庆，他创作了《抬》《城市人》《刈草的孩子》《篝火》《哀巴黎》《三国公约》《新的伊甸集》等诗。
三.解放区的困惑与转变
1941年3月，艾青到达延安。独具陕北风韵的根据地有着迥异于南方的风光，诗人放眼望去是延河、大豆、荞麦、包谷米、骡马队，延安人民喜悦乐观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于大后方。艾青创作的叙事长诗《雪里钻》，用明快活泼的语言写出了战士与战马的英勇气概，全诗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一扫桂林时期创作的叙事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中的感伤低迷的情调。艾青还写下了《我的父亲》《少年行》《希特勒》《拖住它》《古松》和《古石器吟》等诗。但是，他的创作并不一直这么顺利，许多从国统区奔向延安的作家都陷入了创作上的凝滞期。《时代》这首诗就反映了艾青这种创作困境。诗人期待新时代的到来，并且有着强烈的为时代献身的愿望，但是却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保持沉默。 整风运动之前的延安文艺界活跃着各种异质因素，毛泽东注意到了作家们异声共鸣的状态，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曾多次与艾青通信询问他的意见，艾青于是写下了《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在和《讲话》保持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因为后者必须具备了组织和汇集一切力量的能力，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也就是说，在思想上，艾青此刻的知识分子文化观念与区域政治文化观念存在一定的分歧。他后来回忆道：“初到延安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明确，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创作于新宁的长诗《火把》细腻地描绘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洪流中厌弃旧我、走向新生的心路历程。经过整风运动之后，作为对讲话方针的回应，艾青创作的叙事长诗《吴满有》，以解放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为主人公，以寫实的手法铺叙农民的生活，在今昔对比中突出翻身农民的欢喜，语言简洁明快，诗风更加朴素明朗，情绪更加饱满昂扬。
1945年出版的诗集《献给乡村的诗》，表明土地/乡村是艾青诗歌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诗中深深地侵染着土地的忧郁。“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忧郁呢？我所看见的东西真的就完全象你们所看见的那么快意么？”诗中的忧郁实属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心境的真实流露。在延安创作的《村庄》与《献给乡村的诗》中，忧郁的色彩被稀释了，更多的是期待乡村崛起的愿望。
艾青在“大堰河”时期写下的“狱中诗”，曾因技巧和语言上有着较为浓重的欧化色彩而受到非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诗歌的风格与情感也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创作成熟期，但是处于特殊的战时文化形态之中，其创作的合法性仍然需要被重新确认。为了适应解放区的文化方针，艾青调整了写作策略与抒情方式，并对自己延安时期“学习性质的”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艾青懂得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总是将自我与土地、人民、时代接通，因而他的诗能够穿越动荡的烽火年代，刺透浓厚的历史迷雾，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2]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3]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山花文艺出版社，1991.
[4]周红兴.艾青的跋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5]艾青.艾青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山花文艺出版社，1991.
[6]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介绍：纪从洁，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文学、台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