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食药监在5月份公布一项检测结果报告，其中，对米与米制品总共抽检了18个批次，有8个批次因为镉含量超标而不合格，合格率为55.6%。敏感的媒体报道了这项检测结果，暗示大米不安全。在网络平台上，这条信息被简化成为“广州销售的大米近半镉超标”，形成传播热点。
　　紧接着，广东省也在全省多个地市组织了大范围的抽查。5月23日，广东省食安办在官网上公布了检查结果。与之前广州市公布的信息相比较，这次查出了数量更多的镉米。不过，由于检查的范围很大，批次很多，不合格率却大大降低了。仍以广州为例，这一次共抽查了815批次，查出了73个批次的大米或米制品镉含量超标。由于基数大大增加，不合格率降到不足10%。
　　从传播的角度说，广东省用一组新信息，即大米的合格率很高，来覆盖和取代了原来广州市传出的低合格率的老信息，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看起来，这是一次不错的危机公关。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事情未必那么简单。完全有理由认为，镉米信息的传播以及相关讨论，再次加重了人们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忧虑。镉超标大米或许只占百分之几（如果数据可信任的话）；但是作为消费者个体，怎么知道自己过去某个时段是不是百分百地中过招呢？又怎样确保以后每天吃的饭都是安全的呢？我们需要绷紧神经，像哈姆莱特那样问自己，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吗？
　　在大众心理层面上，到底有没有镉米，有多少？到底有没有危害，有多大？这成了一件让人疑疑惑惑、见仁见智的事情。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其实非同小可。因为它标志着，在吃饭喝水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普通人已没有能力去判断其安全与否了。在人与食品相互关系的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友好关系的破裂。
　　这种状态表明，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意思倒不是说，每一碗饭、每一杯水都有毒。风险的意思是不确定和概率，并且与未来状态相关。比如说，大米中可能含有镉，空气中含有某种比率的PM2.5，它们累积起来可能使你未来失去健康。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无法消除，总是悬在头上，成了投向未来的阴影。
　　风险不是完全虚幻的错误想象，它有客观基础。比如说，重金属镉在自然界中客观存在。但是，大米中是不是含有镉，人们用肉眼看不见，必须依赖于仪器、知识和专家解释。某种疾病是否与镉米有因果关系，更加依赖于专家的解释。
　　不幸的是，专家们提供的知识常常众说纷纭，甚至相互矛盾。因此激进一点说，风险就存在于知识当中。以镉米为例，镉米有多大害处？怎样预防？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媒体推荐过一种专家意见，叫做“分散吃”。意思是不要只吃一种品牌和产地的大米，甚至不要只吃大米，要搭配吃点别的。显然，这是含蓄承认镉米有害，可以称之为“有害但靠个人避免”。
　　但是还有第二种意见，叫做“有害必须制度追责”。部分学者以及环保人士认为镉米有害，可引发多种疾病甚至癌症。同时，他们强烈批评地方发展模式造成的土壤污染，强烈要求追究相关部门与官员的责任，公布土壤污染信息，并加以彻底整治。这是网络传播中得到最多支持的一种意见。
　　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叫做“未必有害无须恐慌”。5月27日大公网刊载的一篇文章承认镉的吸收和长期累积会有害。同时又指出，吸烟也会吸入镉，吃生蚝会摄入镉；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都有大量的镉，泰国香米也有镉，日本的大米标准比我们的宽松。最后的结论是，对待镉米问题我们要有“淡定的心态”。
　　以风险社会理论而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说过，风险以知识的形式而存在。在各种知识表述的形式中，它会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关于镉米的争论，给贝克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中国版本的注脚。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不确定的风险一旦变成真实，那就是灾难，一切都晚了。生活在风险社会中，意味着我们必须强调风险，设法争取最好的未来。因此，要特别警惕以某种知识形式削减和掩盖风险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