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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２１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着广场上参加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的近２００万革命群众，挥动着巨手。而这时中美两国正在努力改善关系。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疑问。
１９６９年６月，中国武汉。这是毛泽东建国后来得最多的城市。在东湖旁别墅的一间卧室里，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刚刚得到报告，５月底６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过境挑衅，引起流血冲突，漫长的中苏边境上，苏联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６月８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谴责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有消息说，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孤立中国。３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毛泽东是善于审时度势、捕捉历史机遇的国际战略大师。他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对国际战略作出一生中最为果敢的重大调整。
珍宝岛战斗打起来后，毛泽东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委托陈毅召集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几个老帅，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
在３月份的报告中，老帅们对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会不会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目光。老帅们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目前还不可能。理由是去年苏联入侵捷克，就动员了２０多个师５０万军队。目前苏联在我边境有４０个师号称百万兵力。真要进犯中国打大仗，至少要有１００多个师约３００万兵力。这又谈何容易！
老帅们的建议更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叶、徐、聂三位老帅也一致赞同。
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思考不谋而合。
此时的美国政府，也正在面临战后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１９６９年１月就任总统的尼克松意识到越南战争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因此急于想从印度支那抽身，以集中力量解决“西顾”的问题。他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并通过多种渠道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息。
中苏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尼克松更加深了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念。这年夏天，中苏在新疆边境发生冲突。尼克松对此事做了细致分析和研究后，认为时机成熟，在７月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９月，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进一步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１２月３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
中国也做出了积极响应。１２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贯主张。
１２月１９日，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之际，毛泽东等发去了祝贺电。电文中，毛泽东指出：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７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和２月２０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此后会谈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中断。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感到这种会谈易受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在恢复华沙会谈的同时另辟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３月２０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中国代办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４月８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问题，３月２４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美国“由于中东紧张、柬埔寨政变、美苏紧张而我们又直接提出要其来京谈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弄得它不好回答，又不便在三月间约见，故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提出四月初会谈”，“可以料知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它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后有美使馆在四月初会谈的通知”，为此，“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即在中国总理访朝之后，又在美苏核会谈（四月中）之前。这种想法，不知妥否，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即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于是，北京在答复中建议４月１５日开会。
就在这时，美国国务院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４月２２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期间举行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４月３０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会谈。
信息传给北京后，过了２０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
４个星期之后，即４月２８日，华沙传来中国的答复，提议５月２０日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
５月１８日，美军侵略柬埔寨的行动已近３个星期，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５月２０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另行商定。
这个声明让尼克松不解，但基辛格却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态度。
时过三天，５月２１日，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五二○声明”发表。
这篇声明的发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３月１８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４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为了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和公开发表声明。
５月１９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声明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几位同志起草，在１７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突出主席同黎笋同志谈话中的思想。”
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照办”。
声明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于５月２１日在北京召开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宣读，并载于当天的《人民日报》。
２２日，毛泽东那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的英译本就放在尼克松的桌子上。
声明中这样说道：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力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助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尼克松看完后，气坏了。尼克松的气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积累，包括因国内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日期的恼怒。
原来，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０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
尼克松受到鼓舞。随着，尼克松又于２月２２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依靠华沙会谈。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一百三十七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要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尼克松觉得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１５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况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家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但他的内心十分矛盾。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
实质上，……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民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２０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这才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毛泽东是留着不少口子以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于是，尼克松似乎知道怎么做了。
１９７０年６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尼克松于１０月初先发出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信号，公开表示：“如果我死以前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去中国。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接着，尼克松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去美国庆祝联合国成立２５周年之际，请这两位总统给中国领导人传话。
责任编辑晏蔚青
１９６９年６月，中国武汉。这是毛泽东建国后来得最多的城市。在东湖旁别墅的一间卧室里，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刚刚得到报告，５月底６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过境挑衅，引起流血冲突，漫长的中苏边境上，苏联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６月８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谴责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有消息说，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孤立中国。３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毛泽东是善于审时度势、捕捉历史机遇的国际战略大师。他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对国际战略作出一生中最为果敢的重大调整。
珍宝岛战斗打起来后，毛泽东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委托陈毅召集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几个老帅，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
在３月份的报告中，老帅们对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会不会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目光。老帅们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目前还不可能。理由是去年苏联入侵捷克，就动员了２０多个师５０万军队。目前苏联在我边境有４０个师号称百万兵力。真要进犯中国打大仗，至少要有１００多个师约３００万兵力。这又谈何容易！
老帅们的建议更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叶、徐、聂三位老帅也一致赞同。
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思考不谋而合。
此时的美国政府，也正在面临战后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１９６９年１月就任总统的尼克松意识到越南战争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因此急于想从印度支那抽身，以集中力量解决“西顾”的问题。他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并通过多种渠道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息。
中苏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尼克松更加深了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念。这年夏天，中苏在新疆边境发生冲突。尼克松对此事做了细致分析和研究后，认为时机成熟，在７月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９月，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进一步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１２月３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
中国也做出了积极响应。１２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贯主张。
１２月１９日，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之际，毛泽东等发去了祝贺电。电文中，毛泽东指出：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７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和２月２０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此后会谈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中断。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感到这种会谈易受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在恢复华沙会谈的同时另辟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３月２０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中国代办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４月８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问题，３月２４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美国“由于中东紧张、柬埔寨政变、美苏紧张而我们又直接提出要其来京谈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弄得它不好回答，又不便在三月间约见，故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提出四月初会谈”，“可以料知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它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后有美使馆在四月初会谈的通知”，为此，“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即在中国总理访朝之后，又在美苏核会谈（四月中）之前。这种想法，不知妥否，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即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于是，北京在答复中建议４月１５日开会。
就在这时，美国国务院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４月２２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期间举行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４月３０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会谈。
信息传给北京后，过了２０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
４个星期之后，即４月２８日，华沙传来中国的答复，提议５月２０日举行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
５月１８日，美军侵略柬埔寨的行动已近３个星期，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５月２０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另行商定。
这个声明让尼克松不解，但基辛格却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态度。
时过三天，５月２１日，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五二○声明”发表。
这篇声明的发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３月１８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４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为了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和公开发表声明。
５月１９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声明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几位同志起草，在１７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突出主席同黎笋同志谈话中的思想。”
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照办”。
声明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于５月２１日在北京召开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宣读，并载于当天的《人民日报》。
２２日，毛泽东那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的英译本就放在尼克松的桌子上。
声明中这样说道：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力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助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尼克松看完后，气坏了。尼克松的气是由多方面复杂因素积累，包括因国内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日期的恼怒。
原来，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０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
尼克松受到鼓舞。随着，尼克松又于２月２２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依靠华沙会谈。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一百三十七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要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尼克松觉得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１５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况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家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但他的内心十分矛盾。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
实质上，……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民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２０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这才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毛泽东是留着不少口子以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于是，尼克松似乎知道怎么做了。
１９７０年６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尼克松于１０月初先发出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信号，公开表示：“如果我死以前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去中国。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接着，尼克松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去美国庆祝联合国成立２５周年之际，请这两位总统给中国领导人传话。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