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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蔡锷自滇赴京，去总统府觐见袁世凯，回来后，喜形于色，告诉牌友陈宧等人：“项城今天称呼我为松坡先生，很出我意料之外。”陈宧是袁氏亲信，洞悉袁世凯心机，他一脸坏笑，给蔡锷兜头浇下去半桶冰水：“他喊你先生，就是要你先死！”这句话既像是存心剧透，令人快意陡减，又如同当头一记棒喝，不中听，却能敲醒梦中人。
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凶险莫测，尔虞我诈是常态，你死我活是愿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袁世凯玩弄共和于股掌之间，其假面具后的各种“高光表现”骗得国人的普遍信任，朝野之间吆喝让他担任终身总统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此诉求，就连孙中山、黄兴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是首肯的。少数洞烛其奸的人，如宁调元、冯自由、马君武，人微言轻，难以阻止大局弧线颓落。
1912年春，革命党人以至诚礼待袁世凯，割让诸多权益，做出不少让步，迁都北京，委曲万端，悉从其愿。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革命党人就像弱势的新郎，尚在蜜月中，强势的新娘（北洋势力）就把所有的钥匙、钱财、谷米、使女佣人、护院家丁紧攥在自己手中，新郎甚至不能随意进入洞房，探问究竟，他徒有名分，实则已被扫地出门，与“净身出户”无甚差别。
袁世凯虚与委蛇，和气之中暗藏杀气，他口口声声称呼对方为“先生”，心中却琢磨如何让对方“先死”。面对这位居心险恶的枭雄，孙中山表态要去创办实业，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十万英里铁路；黄兴表态要去兴办农场，将岳阳君山当作试验区；宋教仁则奋力打造政党内阁，试图将袁世凯的独裁意志关进老虎笼子，使中华民国的共和成色得以显著提升。孙中山、黄兴的实业理想无碍袁世凯的野心膨胀，宋教仁的政治举措成效卓著，则极有可能阻断袁世凯的极权迷梦。袁世凯从未低估过“小宋先生”，他用巨额支票笼络过宋教仁，未能奏效，即深知这位青年俊杰志大才高，乃是他平生所未遭逢过的劲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弥留之际，他请好友黄兴代拟一道《致袁总统电文》，字字掏自心窝子：“……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事后，宋案的证据链最终指向幕后主使者袁世凯，“二次革命”风潮陡起。回想起来，袁世凯的信用破产由来有迹，同盟会老会员吴禄贞被暗杀，武昌首义者方维、张振武被枪决，都是不祥的先兆，革命党高层一再姑息，遂使悲剧不断升级。
哀悼宋教仁的挽联很多，有两副值得留意。一是：“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作者模拟袁世凯的语气、胸臆，肝肺尽出；二是黄兴的挽联，点名道姓，矛头直指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于右任为宋教仁的墓碑题词，字数少，信息量大：“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谴责的对象为谁？可谓一目了然。
袁世凯残害异己，无所不用其极。蔡锷义愤填膺，“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他摆脱特务的严密监控后，从天津乘海轮远飏，绕道越南，返回昆明，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举行护国讨袁起义，率先敲响了洪宪王朝的丧钟。蔡锷发给袁世凯的电文不少，有道电文措辞精奇，仿佛手术刀切割肿瘤，读之令人神旺：“共和与帝制，立于极相反对地位，自帝制发生，则共和濒死。吾侪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总统之任？吾谓公既以帝制为生，即宜与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独生，窃为公不之取。吾侪拼掷生命，盖欲身殉共和；公犹不思退位，能无愧对帝制耶？仆为公计，能殉帝制，仍不失为英雄。”袁世凯读罢这道电文，纵非五孔出血，势必七窍生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吹灯拔蜡踹锅台，一命呜呼。蔡锷的电文具有十足的宣判意味（犹如重锤敲下最后一枚棺钉），很显然，它给了末路枭雄袁世凯精神上致命一击。“人不可以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洪宪皇帝亦概莫能外，因为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是魔鬼的诱饵，食之而化，必定腐髓烂心。
许多人总结袁世凯的败因和死因，都认为称帝是其暮年最大的恶手和昏招。当年，有一副戏挽袁世凯的对联，流传甚广，只有十个字，写得相当奇妙：“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此联一语双关，两味中药，关联着九个人物。“六君子”特指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和刘师培，他们鼓吹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二陈汤”特指通电反袁的四川将军陈宧、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窝里反，对袁世凯而言，堪比毒药，断送性命绰绰有余。单从对联本身来看，水平极高，细究史实则另当别论。袁世凯称帝是其心魔长期作祟的必然结果，“六君子”（主要是杨度）只不过在其授意之下推波助澜，干了些涂脂抹粉的活计，至于“二陈汤”反戈一击，乃是政客的算盘打得精，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洪宪皇帝众叛亲离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可谓势之必至，理所当然。
无论是从游戏规则还是从实际后果来看，专制政体内的政治搏杀均迥异于民主政体内的政治博弈，前者只有生死，失利的一方将面临身亡、家毁、族灭的风险，后者多为输赢，胜固可喜，败亦释然。袁世凯从玩弄共和到扼杀共和，唯一的高招就是以“武器的批判”将政治对手置于死地，数年间，他的角色多变，但其专制魔王的本性始终如一。袁世凯死后，他留下的“北洋遗产”竟是兵连祸结的军阀混战，那道泪河血海的大闸一旦开启，就迟迟难以关闭，专制、独裁的余毒亦久久难以肃清。
（选自《随笔》2016年第3期）
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凶险莫测，尔虞我诈是常态，你死我活是愿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袁世凯玩弄共和于股掌之间，其假面具后的各种“高光表现”骗得国人的普遍信任，朝野之间吆喝让他担任终身总统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此诉求，就连孙中山、黄兴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是首肯的。少数洞烛其奸的人，如宁调元、冯自由、马君武，人微言轻，难以阻止大局弧线颓落。
1912年春，革命党人以至诚礼待袁世凯，割让诸多权益，做出不少让步，迁都北京，委曲万端，悉从其愿。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革命党人就像弱势的新郎，尚在蜜月中，强势的新娘（北洋势力）就把所有的钥匙、钱财、谷米、使女佣人、护院家丁紧攥在自己手中，新郎甚至不能随意进入洞房，探问究竟，他徒有名分，实则已被扫地出门，与“净身出户”无甚差别。
袁世凯虚与委蛇，和气之中暗藏杀气，他口口声声称呼对方为“先生”，心中却琢磨如何让对方“先死”。面对这位居心险恶的枭雄，孙中山表态要去创办实业，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十万英里铁路；黄兴表态要去兴办农场，将岳阳君山当作试验区；宋教仁则奋力打造政党内阁，试图将袁世凯的独裁意志关进老虎笼子，使中华民国的共和成色得以显著提升。孙中山、黄兴的实业理想无碍袁世凯的野心膨胀，宋教仁的政治举措成效卓著，则极有可能阻断袁世凯的极权迷梦。袁世凯从未低估过“小宋先生”，他用巨额支票笼络过宋教仁，未能奏效，即深知这位青年俊杰志大才高，乃是他平生所未遭逢过的劲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弥留之际，他请好友黄兴代拟一道《致袁总统电文》，字字掏自心窝子：“……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事后，宋案的证据链最终指向幕后主使者袁世凯，“二次革命”风潮陡起。回想起来，袁世凯的信用破产由来有迹，同盟会老会员吴禄贞被暗杀，武昌首义者方维、张振武被枪决，都是不祥的先兆，革命党高层一再姑息，遂使悲剧不断升级。
哀悼宋教仁的挽联很多，有两副值得留意。一是：“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作者模拟袁世凯的语气、胸臆，肝肺尽出；二是黄兴的挽联，点名道姓，矛头直指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于右任为宋教仁的墓碑题词，字数少，信息量大：“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谴责的对象为谁？可谓一目了然。
袁世凯残害异己，无所不用其极。蔡锷义愤填膺，“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他摆脱特务的严密监控后，从天津乘海轮远飏，绕道越南，返回昆明，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举行护国讨袁起义，率先敲响了洪宪王朝的丧钟。蔡锷发给袁世凯的电文不少，有道电文措辞精奇，仿佛手术刀切割肿瘤，读之令人神旺：“共和与帝制，立于极相反对地位，自帝制发生，则共和濒死。吾侪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总统之任？吾谓公既以帝制为生，即宜与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独生，窃为公不之取。吾侪拼掷生命，盖欲身殉共和；公犹不思退位，能无愧对帝制耶？仆为公计，能殉帝制，仍不失为英雄。”袁世凯读罢这道电文，纵非五孔出血，势必七窍生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吹灯拔蜡踹锅台，一命呜呼。蔡锷的电文具有十足的宣判意味（犹如重锤敲下最后一枚棺钉），很显然，它给了末路枭雄袁世凯精神上致命一击。“人不可以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洪宪皇帝亦概莫能外，因为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是魔鬼的诱饵，食之而化，必定腐髓烂心。
许多人总结袁世凯的败因和死因，都认为称帝是其暮年最大的恶手和昏招。当年，有一副戏挽袁世凯的对联，流传甚广，只有十个字，写得相当奇妙：“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此联一语双关，两味中药，关联着九个人物。“六君子”特指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和刘师培，他们鼓吹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二陈汤”特指通电反袁的四川将军陈宧、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窝里反，对袁世凯而言，堪比毒药，断送性命绰绰有余。单从对联本身来看，水平极高，细究史实则另当别论。袁世凯称帝是其心魔长期作祟的必然结果，“六君子”（主要是杨度）只不过在其授意之下推波助澜，干了些涂脂抹粉的活计，至于“二陈汤”反戈一击，乃是政客的算盘打得精，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洪宪皇帝众叛亲离已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可谓势之必至，理所当然。
无论是从游戏规则还是从实际后果来看，专制政体内的政治搏杀均迥异于民主政体内的政治博弈，前者只有生死，失利的一方将面临身亡、家毁、族灭的风险，后者多为输赢，胜固可喜，败亦释然。袁世凯从玩弄共和到扼杀共和，唯一的高招就是以“武器的批判”将政治对手置于死地，数年间，他的角色多变，但其专制魔王的本性始终如一。袁世凯死后，他留下的“北洋遗产”竟是兵连祸结的军阀混战，那道泪河血海的大闸一旦开启，就迟迟难以关闭，专制、独裁的余毒亦久久难以肃清。
（选自《随笔》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