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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已听说洪谦先生病重住院，但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却仍未免一惊，仍然感到十分突然。回到家中，打开洪谦先生送给我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看着他在扉页上那工整、苍劲的题字签名“郑涌先生洪谦9.1990”，心情倍加沉痛。洪谦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这个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与一些哲学家、一些中国哲学工作者不同的是，在半个世纪前，洪谦先生就已主动、自觉地学习研究当时欧洲新兴科学技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崭新哲学思想——维也纳学派哲学。先生接受了极为严格的训练，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并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获哲学博士学位，继而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在所有成员中，他是唯一来自东方国家的。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唯一”，这个损失怎可弥补？！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洪谦先生所引进的那种随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形式的哲学发展方向和思维方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界后继乏人。维也纳学派哲学，正是那随自然科学最新发展而改变形式的哲学形态之一。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创始人(也正是洪谦先生的哲学博士导师)石里克来看，他受业于量子论的创始人M.普朗克。在一九一七年发表的《现代物理学的时间和空间》中，石里克根据A.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现代物理学的新成果，对时间、空间这类概念进行了新的哲学总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从哲学的维也纳学派的总体上来看，其直接的理论先驱是E.马赫，马赫又可溯源于英国的经验论代表人物D.休谟。但是，维也纳学派根据爱因斯坦等现代物理学的新发展，改变了休谟经验论和马赫实证论的形式；换句话说，维也纳学派用G.弗雷格和B.罗素的数理逻辑改造了以往的实证论、经验论。马赫的实证论重观察、实验；而维也纳学派更重(现代)数学、逻辑。“逻辑实证论”(或称“逻辑经验论”)这个名称本身，醒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逻辑”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而非传统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这个名称本身，强调了“逻辑”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的特殊地位。这表明，维也纳学派在哲学中建立和推行的，是一种逻辑分析的方法，是对科学的基本命题作出逻辑分析；而不再保守诸如马赫实证论所注重的观察、实验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命题、语言文字相关，而与事实无关；观察、实验，则是针对事实而言。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对欧洲哲学主题由“思维”向“语言”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其波助其澜的，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都有系统而又准确的介绍。
当然，这既不等于说，维也纳学派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而改变的唯一可取的形式；也不等于说，现代哲学的发展只能以自然科学为根据。在这一方面，联系到我与洪谦先生的交往，不妨多说几句，同时也可以看到先生哲学倾向的另一些侧面。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两翼，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既然哲学可以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为什么就不能在艺术的基础上建立？既然，哲学可以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为什么就不能随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从哲学史来看，对艺术的哲学思考，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一直未能被公正地对待。伽利略的科学理论，起初是在达·芬奇的艺术理论启发下形成的，这一点也早被“健忘”的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许多大哲学家甚至根本不关心、不讨论艺术问题。偶有涉及，也常常只是作为对科学问题思考的哲学成果的一种应用、推广；美学，也只被作为哲学总体的一个局部、一个分支来对待。熟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名著的人都知道，按西方哲学界流行的看法，它是认识论著作，是一部奠定欧洲近代认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维也纳学派也这么看，并且又一直在努力肃清其中的形而上学残余。而我则想反其道而行之，从这部著作中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导出新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已经这么做过)。因此，我写下了大标题就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新形而上学导论》一文。
这些用心如此昭然，当然躲不过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基本宗旨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先生的法眼。所以，当我把手稿送给洪谦先生看时，他翻了翻，对我说：“我不搞形而上学。我把它转给贺麟先生去看吧。”过了不久，贺麟先生把我叫去，他说，他也一向重视并且研究了康德的，受洪谦之托，他仔细看了我的这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如果尚未找到发表的地方，他可以推荐。两、三年之后，我又请洪谦先生看《康德自然哲学在现代受到的挑战》，他看后对我说，“看得出来你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也下了功夫，可是你的兴趣还是在形而上学方面，你感兴趣的是‘另外一种思路’”。一九九○年九月，我从西德回国后不久去看洪谦先生，我对他讲述了这几年我在美因兹大学怎样从E.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入手，又在海德堡大学怎样从H.—G.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回溯到海德格尔乃至古希腊的柏拉图等人。先生听得极有兴趣，并不时诘问、讨论。先生对我说：“你把你以前的一些想法已经搞得像点样子了，我希望你能坚持搞下去；不过，我并不赞成你和你提到的那些人的哲学倾向。”
尽管维也纳学派并不是现代哲学的唯一模式，其理论本身甚至也有某些偏颇之处。但是，维也纳学派借助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推动哲学形式的变革，功不可没，不可低估。洪谦先生把它引进到中国，作出了系统而又准确的把握和介绍，的确功德无量。
《维也纳学派哲学》这部典籍告诉我们，这种权威性的著作，只有直接接受外国宗师的指导、嫡派相传的学者才能写出。但是，这样的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得外国宗师亲授，并被承认真懂了的人，更是屈指可数。这个“懂”字赢得之难，胡适一案可资佐证。胡适先生曾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于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按胡适本人的说法，他学得了杜威的那种实验的思想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和〔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并且，“得着杜威的鼓励”，著成“论文《先秦名学史》”。(见《胡适自传》第97、94页，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版)但是，杜威如何鼓励、何时鼓励，均语焉不详。也许，正是在这些地方让人抓住了什么把柄，或者，给了某些拨弄是非的人以可乘之机，于是不免飞短流长。我就曾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胡适把《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送交杜威，杜威看后，竟不知其所云，结果未获通过；只是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期间，杜威应胡适等人邀请来中国讲学，发现胡适在中国名气甚大，才回去给胡适补了一个学位。这个传说是在揶揄胡适，说他并不“懂”杜威。假如他真“懂”杜威，即便他讨论的是中国先秦名学，即便杜威对此毫无知识，杜威至少可以看出胡适是在运用他的实验的思想技术来，可以看懂与杜戚哲学倾向有关的哲学问题。再何况，去外国读外国哲学而做中国题目的中国人也很多，他们的外国导师也并不懂中国哲学、而且在哲学上还不如杜威高明，他们不是也能看懂了这些中国人的论文并给其中许多人以学位吗？
但是，从没有人如此去揶揄洪谦先生，尽管洪谦先生一生在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权势，更不用说像胡适那样显赫一时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维也纳学派哲学》。这部中国人写的外国哲学名著发表于四十年代，迄今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了，仍是我国唯一的一部系统介绍逻辑实证主义的权威著作。先生立言，虽久不忘。在人们看来，这部著作是一个真正“懂”了的人写的，可以信赖，足资依据。人们一翻开这本书，字里行间透露着这种“真懂”的信息。也正像洪先生本人喜欢说的：究竟懂不懂哲学，你一张嘴别人就会听出来。先生常常慨叹，懂的人往往不愿张嘴，爱张嘴的人又不懂，特别是那些似懂非懂的人最爱张嘴。
与一些哲学家、一些中国哲学工作者不同的是，在半个世纪前，洪谦先生就已主动、自觉地学习研究当时欧洲新兴科学技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崭新哲学思想——维也纳学派哲学。先生接受了极为严格的训练，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并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获哲学博士学位，继而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在所有成员中，他是唯一来自东方国家的。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唯一”，这个损失怎可弥补？！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洪谦先生所引进的那种随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形式的哲学发展方向和思维方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界后继乏人。维也纳学派哲学，正是那随自然科学最新发展而改变形式的哲学形态之一。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创始人(也正是洪谦先生的哲学博士导师)石里克来看，他受业于量子论的创始人M.普朗克。在一九一七年发表的《现代物理学的时间和空间》中，石里克根据A.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现代物理学的新成果，对时间、空间这类概念进行了新的哲学总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从哲学的维也纳学派的总体上来看，其直接的理论先驱是E.马赫，马赫又可溯源于英国的经验论代表人物D.休谟。但是，维也纳学派根据爱因斯坦等现代物理学的新发展，改变了休谟经验论和马赫实证论的形式；换句话说，维也纳学派用G.弗雷格和B.罗素的数理逻辑改造了以往的实证论、经验论。马赫的实证论重观察、实验；而维也纳学派更重(现代)数学、逻辑。“逻辑实证论”(或称“逻辑经验论”)这个名称本身，醒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逻辑”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而非传统的“实证论”或“经验论”。这个名称本身，强调了“逻辑”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的特殊地位。这表明，维也纳学派在哲学中建立和推行的，是一种逻辑分析的方法，是对科学的基本命题作出逻辑分析；而不再保守诸如马赫实证论所注重的观察、实验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与命题、语言文字相关，而与事实无关；观察、实验，则是针对事实而言。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对欧洲哲学主题由“思维”向“语言”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其波助其澜的，并且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中都有系统而又准确的介绍。
当然，这既不等于说，维也纳学派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而改变的唯一可取的形式；也不等于说，现代哲学的发展只能以自然科学为根据。在这一方面，联系到我与洪谦先生的交往，不妨多说几句，同时也可以看到先生哲学倾向的另一些侧面。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两翼，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既然哲学可以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为什么就不能在艺术的基础上建立？既然，哲学可以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为什么就不能随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从哲学史来看，对艺术的哲学思考，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一直未能被公正地对待。伽利略的科学理论，起初是在达·芬奇的艺术理论启发下形成的，这一点也早被“健忘”的人们抛到九霄云外。许多大哲学家甚至根本不关心、不讨论艺术问题。偶有涉及，也常常只是作为对科学问题思考的哲学成果的一种应用、推广；美学，也只被作为哲学总体的一个局部、一个分支来对待。熟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名著的人都知道，按西方哲学界流行的看法，它是认识论著作，是一部奠定欧洲近代认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维也纳学派也这么看，并且又一直在努力肃清其中的形而上学残余。而我则想反其道而行之，从这部著作中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导出新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已经这么做过)。因此，我写下了大标题就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新形而上学导论》一文。
这些用心如此昭然，当然躲不过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基本宗旨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先生的法眼。所以，当我把手稿送给洪谦先生看时，他翻了翻，对我说：“我不搞形而上学。我把它转给贺麟先生去看吧。”过了不久，贺麟先生把我叫去，他说，他也一向重视并且研究了康德的，受洪谦之托，他仔细看了我的这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如果尚未找到发表的地方，他可以推荐。两、三年之后，我又请洪谦先生看《康德自然哲学在现代受到的挑战》，他看后对我说，“看得出来你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也下了功夫，可是你的兴趣还是在形而上学方面，你感兴趣的是‘另外一种思路’”。一九九○年九月，我从西德回国后不久去看洪谦先生，我对他讲述了这几年我在美因兹大学怎样从E.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入手，又在海德堡大学怎样从H.—G.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回溯到海德格尔乃至古希腊的柏拉图等人。先生听得极有兴趣，并不时诘问、讨论。先生对我说：“你把你以前的一些想法已经搞得像点样子了，我希望你能坚持搞下去；不过，我并不赞成你和你提到的那些人的哲学倾向。”
尽管维也纳学派并不是现代哲学的唯一模式，其理论本身甚至也有某些偏颇之处。但是，维也纳学派借助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推动哲学形式的变革，功不可没，不可低估。洪谦先生把它引进到中国，作出了系统而又准确的把握和介绍，的确功德无量。
《维也纳学派哲学》这部典籍告诉我们，这种权威性的著作，只有直接接受外国宗师的指导、嫡派相传的学者才能写出。但是，这样的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得外国宗师亲授，并被承认真懂了的人，更是屈指可数。这个“懂”字赢得之难，胡适一案可资佐证。胡适先生曾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于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按胡适本人的说法，他学得了杜威的那种实验的思想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和〔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并且，“得着杜威的鼓励”，著成“论文《先秦名学史》”。(见《胡适自传》第97、94页，黄山书社一九八六年版)但是，杜威如何鼓励、何时鼓励，均语焉不详。也许，正是在这些地方让人抓住了什么把柄，或者，给了某些拨弄是非的人以可乘之机，于是不免飞短流长。我就曾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胡适把《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送交杜威，杜威看后，竟不知其所云，结果未获通过；只是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期间，杜威应胡适等人邀请来中国讲学，发现胡适在中国名气甚大，才回去给胡适补了一个学位。这个传说是在揶揄胡适，说他并不“懂”杜威。假如他真“懂”杜威，即便他讨论的是中国先秦名学，即便杜威对此毫无知识，杜威至少可以看出胡适是在运用他的实验的思想技术来，可以看懂与杜戚哲学倾向有关的哲学问题。再何况，去外国读外国哲学而做中国题目的中国人也很多，他们的外国导师也并不懂中国哲学、而且在哲学上还不如杜威高明，他们不是也能看懂了这些中国人的论文并给其中许多人以学位吗？
但是，从没有人如此去揶揄洪谦先生，尽管洪谦先生一生在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权势，更不用说像胡适那样显赫一时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维也纳学派哲学》。这部中国人写的外国哲学名著发表于四十年代，迄今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了，仍是我国唯一的一部系统介绍逻辑实证主义的权威著作。先生立言，虽久不忘。在人们看来，这部著作是一个真正“懂”了的人写的，可以信赖，足资依据。人们一翻开这本书，字里行间透露着这种“真懂”的信息。也正像洪先生本人喜欢说的：究竟懂不懂哲学，你一张嘴别人就会听出来。先生常常慨叹，懂的人往往不愿张嘴，爱张嘴的人又不懂，特别是那些似懂非懂的人最爱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