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是我作为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觉得在中国最难沟通的地方
　　有一天，我去邮局买信封。我在包装柜台指着玻璃箱里的信封对女职员说：“我要那个”
　　我想要的是7号，但她拿给我的是9号。我于是又说了一遍：“我要7号的。”女职员说，“没有7号。”但剥离箱里明明有的啊。“那不是我管的，有钥匙的人已经下班了。”她答。
　　真奇怪。同一个邮局的同一个包装柜台里的玻璃箱和桌子，管理职员还不一样，而且明明有的信封怎么不卖呢?
　　我用此敬重的语气表达了我的不满，她不高兴地特头看着旁边的客人说：“你看，她是日本人，什么都不懂。”
　　这是什么话，太失礼了吧?我很生气，和她吵起来，于是惊动了负责人亲自跑出来。争执的结果，女职员不情愿地向我道歉。但负责人还是告诉我：“很不好意思，今天那箱子确实才丁不开，还是请你改天再过来吧。”
　　邮局是我作为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觉得在中国最难沟通的地方。比如我去寄包裹，职员给我的袋子很滑，我很担心贴上的邮票会在邮寄的过程中脱落。日本人一般会仔细考虑将来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在之前就做好周到的准备，但在中国，职员只是说：“没问题!”
　　我在中国的服务行业常常听到“没问题”这句话。而实际上，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没问题”应该是“有问题”，很少真的没问题。
　　又有一天，我去寄杂志，我想以印刷品的方式邮寄，因为印刷品比普通包裹便宜。柜台的年轻女职员把杂志翻来翻去说：“不行，这不是印刷品。”为什么?“因为里面贴着一张便条。”我确实在杂志里贴着一张便笺，上面写了一句问候对方的话。但贴了便条就不是印刷品了?
　　“是的。”女职员看起来很嫌我麻烦的样子。她说。贴了一张便笺，就该算是信函，而不是印刷品了。贴了一张便笺，杂志就变成信函了吗?我再追问原因。她懒洋洋地扔出一句：“如果你需要这张便条，又想以印刷品的价格邮寄，就把便笺贴在信封上吧。我们管的是信封里面，不管外边的事。”
　　这在我听来是一件更奇怪的事。
　　我回到家后，搜索了网站，找到邮政法。里面说，杂志还是印刷品，但有“印刷品内准予附寄内件清单和收、寄件人地址、姓名的纸条”的一条。我于是特意把速部分打印出来。
　　下一次，我把这张纸拿过去给职员看。但职员还是说不行：“你贴的不是清单，也不是地址、姓名，所以不行。”那如果我写了地址和姓名就可以吗?职员答不上来了。
　　这时候，又一位负责人出来了，一位看起来很能干的阿姨。她看了我拿来的法律规定，对我解释说：“这是说，打印清单以外的东西不可以附寄。所以如果下次你想附寄，别用信函的方式写，把内容用清单的方式写，然后打印，这样我们才可以用印刷品的价格给你寄。”我终于明白了，但也太费解了吧。
　　最近我搬家了。这时候，某杂志的编辑说，刚刚把稿费寄到了我原来的地址。我担心之下，就去邮局打听怎么把寄到原址的信函转寄到新址。
　　柜台的职员说：“我们不知道递送的事情，您到后边的递送部门去问吧。”我晕厥，于是又问：“中国人搬家的时候，寄到原地址的信函怎么转寄?”她想—想说：“我没有搬过家，不知道怎么办。您还是去递送部门吧。”
　　我只好去找递送部门的职员。可是她想了半天说：“没办法。”
　　怎么会没办法?在日本的话，搬家后只要去邮局办理一下转寄手续，一个月内所有寄到旧地址的邮件可以转寄到新地址。中国没有这样的服务吗?那我的支票怎么办?从日本已经寄过来还在路上的书和杂志怎么办?
　　女职员看我着急的样子说：“您去找主任吧。”我又到主任的办公室。一位戴眼镜、较胖的男主任一听我的话就摇头：“这个没办法。”在我的坚持下，主任递给我一张纸说：“把你的地址、名字、电话写下来。一个月内，我们如果收到你的信，就给你打电话。”
　　但至今，我也没收到邮局的任何—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