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观察

科技创新可否解决“打车难”

　　5月23日，北京就出租车调价方案进行了听证。唯一的反对票，预示了涨价的必然。好在大家早有心理准备，涨，也就涨了。正如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印春在最后总结所说的，“对于解决‘打车难’的问题，大家都意识到价格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为了解决“打车难”而涨价，但涨价却解决不了“打车难”问题。看似不合逻辑，却是出租车业总量控制和特许经营下的必然结果。
　　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统计，目前北京有出租车公司252家，出租车66646万辆，司机近10万人，为全国首位。不过，这还无法满足人们需求。今年5月初，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在研究组调查的38个国内大城市中，北京的打车容易程度排名第28位。
　　在总量限制的前提下，黑车泛滥几成必然。目前黑车的数量，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北京市政府2006年的统计，当时便已有约7万辆。
　　出租车行业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制度创新又犹抱琵琶半遮面，科技创新却不请自来。截至2013年1月，由于路况拥堵和现行服务模式的问题，北京市出租汽车的空驶率在40%左右，这正是打车软件的空间所在。
　　快的打车COO赵冬表示，全国平均出租车空驶率是20%，打车APP把空驶率降低到15%，而这5%的差距就存在200亿左右的市场。
　　为了这200亿左右的市场，各家APP之间疯狂竞争，推广团队“蹲点”的哥聚集地，派美女送油送米送流量，补贴乘客话费红包、送推荐费等手段层出不穷。
　　据报道，北京5个月内超过1万辆出租车使用，超过24万北京市民下载注册了“打车软件”，乘客日均呼叫5000次以上，总呼叫量已超过10万。
　　4月初，这一红火场面还被看好。新华视点聚焦于“打车软件”能否破解“打车难”，将希望寄托于嘀嘀一声出租到。
　　到了5月底，形势急转，深圳开始要求出租车司机删除手机上的打车软件。
　　一开始政府的理由是加价有害公平，众打车软件纷纷删除加价功能。5月26日，深圳交委负责人又表态说，“即使没有加价功能，也不许用。”如此声色俱厉的表态，“为民做主”的姿态，让快马加鞭的打车软件们心惊肉跳。
　　虽然“嘀嘀打车”的工作人员对涌入公司的记者出示了《人民日报》——该报时评认为，深圳此举有“懒政之嫌”，一出问题就“喊停”，一碰禁区就“封杀”，“必然难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更难以对接市场自发而生的技术创新”——但噩耗仍然不断传来，另一些城市的交管部门也表态要“严打”。
　　有声音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被触及所致。出租车上下游的衍生业务都由有背景的利益集团经营，而打车应用软件的火爆，猝不及防触及了他们的利益。
　　另外，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北京市统一的出租车招车平台，96106定于今年6月前正式上线。即使没有民间打车软件，也不会出现空白。
　　打车软件，并非国内原创，学的是Uber。如今已经有了比Uber更牛的模式，在国外，私家车主共享搭载才是真正革命性的模式。装了软件，发现某人要从石景山到朝阳公园，觉得价钱可以，就可以顺路搭载。这一模式在美国风生水起，Lyft刚刚拿到了6000万美金的融资。不过，美国人解决“打车难”的这种创新，在中国却意味着黑车合法化。
　　对政府来说，头疼的是出租车业如何管控，即便是科技创新也要纳入传统管理模式。但消费者要问的却是，我们到底是要如何解决“打车难”问题？

调查

你支持“超国民待遇”吗？

　　2007年起，“跨国高考移民”现象开始出现，并呈扩展之势。最近，一条“外籍可在京参考，并获加分”的新闻，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1.因为没有户籍，而加入外籍回国参加高考，你支持吗？

　　2.你认为外籍人士在中国有超国民待遇吗？

　　3.你支持外籍人士超国民待遇吗？

胸罩和房地产哪个更暴利？

　　“胸罩比房子贵多了。”任志强此番言论一出，立即激起千层浪。制衣厂老板周伟培称：“卖一个胸罩现在只能赚1元左右，怎会比房地产更暴利？”
　　1.你认为胸罩和房地产比哪个更贵？

　　2.你认为中国有房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