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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国家强制性煤炭消费占比目标的出台以及空气质量改善等约束力的持续强化，控煤、减煤将进入更深层面。
未能延续前3年的良好下降势头，中国控煤行动在2017年遭遇重大挑战。
挑战始自2016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回暖等因素，电力、钢铁、水泥、煤化工等重点用能行业煤炭消费不减反增，进入2017年，一些行业煤耗更是加速增长。工业部门煤炭消费量持续增加，为2017年全年煤控目标实现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据业内专家预测，今年全国范围内煤炭消费量可能会小幅反弹，工业煤耗近两年持续上升的状况令人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煤耗涉及国家能源转型及经济转型的重大发展战略。未来，随着国家强制性煤炭消费占比目标的出台以及空气质量改善等的约束力的持续强化，控煤、减煤将进入更深层面。
工业煤耗上升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持续回暖，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成为支撑工业增长的主动力。产能利用率不断回升，推动了主要耗煤行业产量增加。
1—10月，火电发电量增长5.4%，除水泥产量下降1%外，其他建材都出现增长，粗钢产量增长6.1%，有色金属增长3.4%。
工业增长直接带动煤耗上升。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煤炭消费9.3亿吨，同比增长5%，增长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其中电力行业耗煤9.3亿吨，增长8.2%；钢铁行业耗煤3.1亿吨，增长1%；现代煤化工行业产能大幅增长，水泥行业则基本持平。
而截至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全国煤炭消费量未能实现负增长，主要工业部门用煤量比去年增加了1.6%。不降反增，这为完成中国煤控项目提出的全年煤耗同比下降4.2%的目标带来严峻挑战。
不仅仅是目标，煤炭消费量和 PM2.5浓度呈现明显相关性。根据中国煤控项目研究，煤炭对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为51%～62%。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持续性空气污染，其根源都与高耗能工业回暖、耗煤量上升密切相关
上半年，京津冀大气环境质量出现恶化，区域内13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0.7%，同比下降7.1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4.3%。74个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后10位仍为京津冀及其周边城市。
在全国范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同比没有下降，这一状况为201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而进入下半年，情况并未出现根本好转，1—10月，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持平。
2017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能否实现大气环境治理目标，工业部门煤耗控制至关重要。面对不利局面，中国煤控项目在年中紧急将全年煤控目标调整为两个方案，A方案提出采取更严格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使2017年工业煤耗下降8900万吨，实现2017年煤耗下降4.2%的目标。
B方案则要求最低目标确保2017年工業煤耗与2016年相比零增长，依靠散煤治理和其他行业煤耗减少来实现煤炭消费保持在下降通道。
煤控主力军
我国煤炭消费90%集中在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炼焦、建筑等行业，其中，电力行业占工业部门煤炭消费一半以上。工业部门控煤从一开始便成为中国控煤行动的主要抓手。
自2013年中国实施大规模控煤行动以来，上述工业部门一直都是减煤减排的主力军。
根据中国煤控项目研究，2014年和2015年的煤耗总量下降主要是电力和工业部门能效提高做出的贡献，全国重工业的主要产品在2014年或2015年达到峰值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得益于工业部门煤控工作的强力推进，我国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到峰值。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为42.4亿吨，之后便进入下降通道；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下降3.02%、3.7%和4.7%，2016年煤炭消费量降到37.83亿吨。
作为源头治理的重要手段，工业煤控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2014年和2015年PM2.5浓度分别下降了11%和14%，2016年低了一点，下降了9%。从这方面看，3年加起来，74个城市下降了30%以上。”中国煤控项目专家杨富强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在对过去5年大气环境质量评估时表示，2005年国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以来，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在下降，2013年开始实施“大气十条”后，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更大幅度下降，排放量下降的最大贡献者是火电厂。
“二氧化硫总量下降主要是治理燃煤过程中实现的，氮氧化物全国总量从2013年也开始下降，火电厂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贺克斌说。
据中国煤控项目研究发现，2014年至2016年，我国共减少4.6亿吨煤炭消费。在我国70%以上的碳排放由燃煤产生，煤炭消费3年持续下降，导致国内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减少了0.5%和1%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绝对脱钩，同时也对全球碳排放在2015年和2016年不增长做出贡献。
杨富强表示，保守估计2014年我国已经达到碳排放峰值，2015年下降0.5%，2016年下降1%，“我们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来讲，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可以绝对脱钩，因为一个下降，一个上升，GDP增速仍然保持在6.5%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但是，煤炭消费的连续下降态势到去年出现停滞。2016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回升推动主要是工业部门产量上升及煤耗增加。2016年，全国煤耗同比下降4.7%，主要贡献来自民用和商业用煤的减少以及清洁能源替代，而非工业部门。 事实上，工业部门煤耗是增长的，与2015年同期同比，电力煤耗增长了0.3%，钢铁业增长2.7%，水泥业增长1.3%，煤化工行业增长8.5%。四部门煤耗共增长0.6%，增加煤炭消费3000万吨。进入2017年，伴随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工业部门煤耗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持续增长。
杨富强表示，工业煤耗的上升状况令人担忧，重要的是工业煤耗涉及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理应承担煤耗下降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主力军作用。
伤筋动骨到脱胎换骨
去年年底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第一次设定了与煤炭消费总量有关的约束性指标，提出到 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降至58%以下，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31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这意味着我国首次划定了煤炭消费天花板，对实现减煤控煤、推动能源转型、治理空气污染意义重大。
杨富强对这一约束性指标的提出十分赞赏，而且对国家控煤目标的实现十分乐观。
他曾撰文指出，在煤控情景中，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是45.8亿吨标煤，煤炭占比58%的目标可使煤炭消费降至37亿吨。“十三五”能源规划中提出的58%的煤炭占比，可看成是煤控的上限。另一方面，煤控项目研究中的煤控方案是2020年煤炭占比55%，煤炭消费降至35亿吨。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节能强度指标和碳强度指标都完成得很好，且大大超过，预期煤炭消费约束指标也将会如此。
但在贺克斌看来，减排未来需进入更深层面。“头三年减排中，比较多的是依靠重点行业提标改造，还是末端治理发力，有一部分产业结构调整、燃煤锅炉治理、扬尘，但主要还是末端发力。这样，发过力的地方再重复发力，得不到减排量，天上就没有更多变化。所以，我们逐渐走到了更深入的需要得到减排量的阶段。”
他表示，如果讓全国所有重点城市都稳定达到PM2.5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必须进行深度能源结构调整。“随着治理的深入，关于煤这篇文章，包括煤炭总量控制、散煤治理、煤炭清洁利用等，都到了碳和霾协同解决的关键节点。”
贺克斌谈道，我国的工业体系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污染源结构来讲，一个行业里的技术频谱可能是最宽的，比如钢铁行业，有最先进的生产线，也有最落后的生产线，或者说比较落后的生产线，还没有完全淘汰。
“要解决好天上的问题就要减下面的污染物，地上污染物要减就和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密切相关，要对付这些污染源，就会涉及相对规模以上的企业提标和一些小的散的企业的整顿。”贺克斌说，“大家经常喜欢用伤筋动骨这个词，我不太喜欢，我认为应该是环保作为倒逼因素之一，使经济实现脱胎换骨，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新常态。”
杨富强的建议则更专注于工业减煤，他认为，节能是中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近几年，节能问题被忽视，缺乏具体措施和抓手，在鼓励清洁能源替代和煤炭清洁利用外，煤炭消费的下降仍需依靠节能来实现减量化。一方面，加强增量控制和投资管理，严格遵守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在存量方面，继续推进和落实万家节能企业改造，通过节能技术和措施的推广提高能效，对不符合能效的产能和自备电厂要关闭和淘汰。
此外，他还建议遏止现代煤化工过热发展，叫停现代煤化新项目的审批；同时，加快电力部门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推动能源供应的低碳清洁转型，加快淘汰和化解煤电过剩产能，争取在2020年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在9.6亿千瓦。
未能延续前3年的良好下降势头，中国控煤行动在2017年遭遇重大挑战。
挑战始自2016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回暖等因素，电力、钢铁、水泥、煤化工等重点用能行业煤炭消费不减反增，进入2017年，一些行业煤耗更是加速增长。工业部门煤炭消费量持续增加，为2017年全年煤控目标实现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据业内专家预测，今年全国范围内煤炭消费量可能会小幅反弹，工业煤耗近两年持续上升的状况令人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煤耗涉及国家能源转型及经济转型的重大发展战略。未来，随着国家强制性煤炭消费占比目标的出台以及空气质量改善等的约束力的持续强化，控煤、减煤将进入更深层面。
工业煤耗上升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持续回暖，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成为支撑工业增长的主动力。产能利用率不断回升，推动了主要耗煤行业产量增加。
1—10月，火电发电量增长5.4%，除水泥产量下降1%外，其他建材都出现增长，粗钢产量增长6.1%，有色金属增长3.4%。
工业增长直接带动煤耗上升。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煤炭消费9.3亿吨，同比增长5%，增长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其中电力行业耗煤9.3亿吨，增长8.2%；钢铁行业耗煤3.1亿吨，增长1%；现代煤化工行业产能大幅增长，水泥行业则基本持平。
而截至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全国煤炭消费量未能实现负增长，主要工业部门用煤量比去年增加了1.6%。不降反增，这为完成中国煤控项目提出的全年煤耗同比下降4.2%的目标带来严峻挑战。
不仅仅是目标，煤炭消费量和 PM2.5浓度呈现明显相关性。根据中国煤控项目研究，煤炭对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为51%～62%。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持续性空气污染，其根源都与高耗能工业回暖、耗煤量上升密切相关
上半年，京津冀大气环境质量出现恶化，区域内13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0.7%，同比下降7.1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14.3%。74个城市空气质量较差的后10位仍为京津冀及其周边城市。
在全国范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同比没有下降，这一状况为201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而进入下半年，情况并未出现根本好转，1—10月，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持平。
2017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能否实现大气环境治理目标，工业部门煤耗控制至关重要。面对不利局面，中国煤控项目在年中紧急将全年煤控目标调整为两个方案，A方案提出采取更严格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使2017年工业煤耗下降8900万吨，实现2017年煤耗下降4.2%的目标。
B方案则要求最低目标确保2017年工業煤耗与2016年相比零增长，依靠散煤治理和其他行业煤耗减少来实现煤炭消费保持在下降通道。
煤控主力军
我国煤炭消费90%集中在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炼焦、建筑等行业，其中，电力行业占工业部门煤炭消费一半以上。工业部门控煤从一开始便成为中国控煤行动的主要抓手。
自2013年中国实施大规模控煤行动以来，上述工业部门一直都是减煤减排的主力军。
根据中国煤控项目研究，2014年和2015年的煤耗总量下降主要是电力和工业部门能效提高做出的贡献，全国重工业的主要产品在2014年或2015年达到峰值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得益于工业部门煤控工作的强力推进，我国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到峰值。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为42.4亿吨，之后便进入下降通道；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下降3.02%、3.7%和4.7%，2016年煤炭消费量降到37.83亿吨。
作为源头治理的重要手段，工业煤控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2014年和2015年PM2.5浓度分别下降了11%和14%，2016年低了一点，下降了9%。从这方面看，3年加起来，74个城市下降了30%以上。”中国煤控项目专家杨富强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在对过去5年大气环境质量评估时表示，2005年国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以来，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在下降，2013年开始实施“大气十条”后，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更大幅度下降，排放量下降的最大贡献者是火电厂。
“二氧化硫总量下降主要是治理燃煤过程中实现的，氮氧化物全国总量从2013年也开始下降，火电厂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贺克斌说。
据中国煤控项目研究发现，2014年至2016年，我国共减少4.6亿吨煤炭消费。在我国70%以上的碳排放由燃煤产生，煤炭消费3年持续下降，导致国内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减少了0.5%和1%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了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绝对脱钩，同时也对全球碳排放在2015年和2016年不增长做出贡献。
杨富强表示，保守估计2014年我国已经达到碳排放峰值，2015年下降0.5%，2016年下降1%，“我们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来讲，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可以绝对脱钩，因为一个下降，一个上升，GDP增速仍然保持在6.5%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但是，煤炭消费的连续下降态势到去年出现停滞。2016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回升推动主要是工业部门产量上升及煤耗增加。2016年，全国煤耗同比下降4.7%，主要贡献来自民用和商业用煤的减少以及清洁能源替代，而非工业部门。 事实上，工业部门煤耗是增长的，与2015年同期同比，电力煤耗增长了0.3%，钢铁业增长2.7%，水泥业增长1.3%，煤化工行业增长8.5%。四部门煤耗共增长0.6%，增加煤炭消费3000万吨。进入2017年，伴随经济继续稳中向好，工业部门煤耗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持续增长。
杨富强表示，工业煤耗的上升状况令人担忧，重要的是工业煤耗涉及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理应承担煤耗下降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主力军作用。
伤筋动骨到脱胎换骨
去年年底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第一次设定了与煤炭消费总量有关的约束性指标，提出到 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降至58%以下，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31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这意味着我国首次划定了煤炭消费天花板，对实现减煤控煤、推动能源转型、治理空气污染意义重大。
杨富强对这一约束性指标的提出十分赞赏，而且对国家控煤目标的实现十分乐观。
他曾撰文指出，在煤控情景中，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是45.8亿吨标煤，煤炭占比58%的目标可使煤炭消费降至37亿吨。“十三五”能源规划中提出的58%的煤炭占比，可看成是煤控的上限。另一方面，煤控项目研究中的煤控方案是2020年煤炭占比55%，煤炭消费降至35亿吨。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节能强度指标和碳强度指标都完成得很好，且大大超过，预期煤炭消费约束指标也将会如此。
但在贺克斌看来，减排未来需进入更深层面。“头三年减排中，比较多的是依靠重点行业提标改造，还是末端治理发力，有一部分产业结构调整、燃煤锅炉治理、扬尘，但主要还是末端发力。这样，发过力的地方再重复发力，得不到减排量，天上就没有更多变化。所以，我们逐渐走到了更深入的需要得到减排量的阶段。”
他表示，如果讓全国所有重点城市都稳定达到PM2.5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必须进行深度能源结构调整。“随着治理的深入，关于煤这篇文章，包括煤炭总量控制、散煤治理、煤炭清洁利用等，都到了碳和霾协同解决的关键节点。”
贺克斌谈道，我国的工业体系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污染源结构来讲，一个行业里的技术频谱可能是最宽的，比如钢铁行业，有最先进的生产线，也有最落后的生产线，或者说比较落后的生产线，还没有完全淘汰。
“要解决好天上的问题就要减下面的污染物，地上污染物要减就和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密切相关，要对付这些污染源，就会涉及相对规模以上的企业提标和一些小的散的企业的整顿。”贺克斌说，“大家经常喜欢用伤筋动骨这个词，我不太喜欢，我认为应该是环保作为倒逼因素之一，使经济实现脱胎换骨，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新常态。”
杨富强的建议则更专注于工业减煤，他认为，节能是中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近几年，节能问题被忽视，缺乏具体措施和抓手，在鼓励清洁能源替代和煤炭清洁利用外，煤炭消费的下降仍需依靠节能来实现减量化。一方面，加强增量控制和投资管理，严格遵守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在存量方面，继续推进和落实万家节能企业改造，通过节能技术和措施的推广提高能效，对不符合能效的产能和自备电厂要关闭和淘汰。
此外，他还建议遏止现代煤化工过热发展，叫停现代煤化新项目的审批；同时，加快电力部门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推动能源供应的低碳清洁转型，加快淘汰和化解煤电过剩产能，争取在2020年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在9.6亿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