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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打开石家庄市行政区划图，一条名叫滹沱河的天然河流横亘在省会北部，与这条河几乎平行的走向，有一条用数字命名的路。这条路，就是具有时代烙印的五七路——现今学府路的前身。今天在这条路上的河北经贸大学校区便是当年省里干部集中学习、劳动“改造”的地方——河北省五七干部学校。五七干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实际上却是一种对一部分人“变相劳改”的场所。
五七干校的产生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如何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这些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脱离人民，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到了1966年，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许多地方都是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于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5月l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
在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里，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党政机关不断实施机构精简，精简出大批干部，如何安置这些精简下来的干部以及之前被关进“牛棚”的干部，成为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在考虑的问题。就在此时，黑龙江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成立后的柳河干校共有学员504人。他们到干校后，按照“五七”指示中“学军事”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伙食按部队标准每人每月12.5元，吃集体食堂。建制按工种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后勤五个排。干校共耕种土地3000余亩，还发展牧、渔、副各业，并自力更生办了小型工厂。毛泽东在看到柳河“五七”干校的这些报告材料后，甚是高兴，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柳河“五七”干校就成为了典型。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冀、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仅河北省截止到1969年底，就办了100多所五七干校，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不仅有大批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被迫到干校劳动，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干校劳动上，而所学专长无法施展，从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建设造成了重大影响。“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五七干校的发展
1、五七干校开展的情况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地方，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下放劳动”。多数干校在建立过程中，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并且多以农业为主，兼搞工业、副业，力争实现“粮油肉蛋四自给”。也正因如此，干校给“学员”安排了各种高强度的劳动，这种劳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劳动是艰苦的，也正是这样艰苦的劳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春夏之季，“秧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而在雨里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里路，快速地插一遍秧，在水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
第二，“政治学习”。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一些干校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要求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后来，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第三，“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切活动政治化。干校学员日常的生活、劳动、言行举止都被提升到政治高度，随意上纲上线。例如，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干校学员的不同身份,在干校中的不同境遇，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心态。学员的心态是复杂的，也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类型的心态在某些学员身上往往是并存或交替出现的。
2、五七干校的两类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也就是说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因此，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是两类不同的人。这两类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
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
“接受改造的干部”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就耗费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了。而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的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据有关资料显示，仅文化部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人，从1969—1974年五年间，竟多达6000余人，其中不乏像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谢冰心、沈从文、严文井、臧克家、萧乾、郭小川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年过花甲的巴金、冰心、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夫妇等人也作为“牛鬼蛇神”纷纷下到了上海、河南创设的“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其实就是用难以想像的劳作方式和劳动强度去摧残他们的躯体，用歧视性的语言和花样翻新的“斗争技巧”，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的灵魂。所以，“五七干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炼狱，也是很多人反省自己、思考未来，从此对错误路线不再盲从的认识起点。 另一类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那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日常的吃饭、出工、睡觉等各个环节是要定时点名。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人监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监管干部。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3、两个“著名”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委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在当时全国众多的五七干校中，以中央办公厅和湖南咸宁的五七干校最为有名。
中央办公厅将其干校选在了江西进贤。1969年1月2日正式建校。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共中央服务的办事机关，“五七”干校创办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干部轮流下放锻炼的效果，对全国其他干校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该校的创办。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中央高规格地为干校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并作为全国示范性的典型干校来抓。干校由汪东兴亲自督办。下放这里的学员行政级别很高，其中省部级高级干部有近40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近l00人。不少人是戴着“走资派”、“审查对象”等政治帽子来到干校的。此外，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以及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后裔，以及除林彪之外的中共中央政洽局常委以及l0多位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班子全部轮流到干校锻炼。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连、排、班建制。为加强保密和管理，连队编排基本保留原单位人员。秘书局、警卫局、中直管理局、国家档案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馆等部门各自成连。每批新学员来到干校后，必须接受入校教育。入学教育学习的材料是铅印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关于下放劳动的三条语录，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作为当时改造干部的地方，“五七”干校日常活动中的政治化现象比较突出，学员在思想认识领域或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被看成是政治方向，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张延明在《五七干校的历史考察：源起与概貌》一文中提到：学员在劳动中，抬木头时要抢着抬重头，否则就被说成“私”字在心；往车上装炉灰时，都往下风头站，站在上风头就是怕苦怕脏；到商店买东西要避开人，被人看见就是缺乏艰苦奋斗的表现；割小麦时不能戴护袖，戴了就是贪生怕死……学员吃饭前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工时要高举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唱着《东方红》，怀揣“红宝书”，以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要把每天的生产劳动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去完成。
另一个著名的五七干校就是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1969年至1974年间，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到咸宁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如冯雪峰、沈从文、冰心、郭小川、臧克家、范曾、周巍峙、陈翰伯、周汝昌等，都是一个个“文化符号”式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汇集于鄂南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成为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观。在向阳湖干校里，这些文化精英经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事情，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一方面，而更为痛苦的是精神的折磨，挨批斗、大大小小的政治学习让这些人饱受折磨。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后来，许多亲身经历者陆续撰写文章，对“五七”干校进行回忆与反思。其中，文学翻译家杨绛的《干校六记》、作家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等专著最具代表性。
五七干校的没落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关注了。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从而使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得到“解放”。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更加冷清：劳动的人越来越少，农田渐渐的荒芜；各种劳动工具闲置起来；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还有的干校将所办的小工厂停产。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但当各类学习班一结束，“五七”干校就又呈现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五七干校的终结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办“五七”干校成了“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划归当地公社耕种，而他们办学习班时，则大多在城市里找机关会议室来开办。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市)、县的党校也纷纷恢复招生办学。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被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人员后，复办党校。
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干校陆续宣告撤销。
五七干校的创办，并没有达到对腐败干部改造的目的，反而使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对每一个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特殊的记忆。我们现在记录这段历史，是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五七干校的产生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如何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这些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脱离人民，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到了1966年，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许多地方都是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于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5月l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
在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里，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党政机关不断实施机构精简，精简出大批干部，如何安置这些精简下来的干部以及之前被关进“牛棚”的干部，成为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在考虑的问题。就在此时，黑龙江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成立后的柳河干校共有学员504人。他们到干校后，按照“五七”指示中“学军事”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伙食按部队标准每人每月12.5元，吃集体食堂。建制按工种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后勤五个排。干校共耕种土地3000余亩，还发展牧、渔、副各业，并自力更生办了小型工厂。毛泽东在看到柳河“五七”干校的这些报告材料后，甚是高兴，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柳河“五七”干校就成为了典型。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冀、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仅河北省截止到1969年底，就办了100多所五七干校，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不仅有大批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被迫到干校劳动，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干校劳动上，而所学专长无法施展，从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建设造成了重大影响。“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五七干校的发展
1、五七干校开展的情况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地方，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下放劳动”。多数干校在建立过程中，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并且多以农业为主，兼搞工业、副业，力争实现“粮油肉蛋四自给”。也正因如此，干校给“学员”安排了各种高强度的劳动，这种劳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劳动是艰苦的，也正是这样艰苦的劳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春夏之季，“秧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而在雨里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里路，快速地插一遍秧，在水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
第二，“政治学习”。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一些干校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要求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后来，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第三，“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切活动政治化。干校学员日常的生活、劳动、言行举止都被提升到政治高度，随意上纲上线。例如，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干校学员的不同身份,在干校中的不同境遇，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心态。学员的心态是复杂的，也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类型的心态在某些学员身上往往是并存或交替出现的。
2、五七干校的两类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也就是说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因此，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是两类不同的人。这两类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
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
“接受改造的干部”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就耗费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了。而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的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据有关资料显示，仅文化部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人，从1969—1974年五年间，竟多达6000余人，其中不乏像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谢冰心、沈从文、严文井、臧克家、萧乾、郭小川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年过花甲的巴金、冰心、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夫妇等人也作为“牛鬼蛇神”纷纷下到了上海、河南创设的“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其实就是用难以想像的劳作方式和劳动强度去摧残他们的躯体，用歧视性的语言和花样翻新的“斗争技巧”，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的灵魂。所以，“五七干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炼狱，也是很多人反省自己、思考未来，从此对错误路线不再盲从的认识起点。 另一类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那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日常的吃饭、出工、睡觉等各个环节是要定时点名。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人监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监管干部。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3、两个“著名”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委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在当时全国众多的五七干校中，以中央办公厅和湖南咸宁的五七干校最为有名。
中央办公厅将其干校选在了江西进贤。1969年1月2日正式建校。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共中央服务的办事机关，“五七”干校创办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干部轮流下放锻炼的效果，对全国其他干校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该校的创办。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中央高规格地为干校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并作为全国示范性的典型干校来抓。干校由汪东兴亲自督办。下放这里的学员行政级别很高，其中省部级高级干部有近40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近l00人。不少人是戴着“走资派”、“审查对象”等政治帽子来到干校的。此外，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以及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后裔，以及除林彪之外的中共中央政洽局常委以及l0多位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班子全部轮流到干校锻炼。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连、排、班建制。为加强保密和管理，连队编排基本保留原单位人员。秘书局、警卫局、中直管理局、国家档案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馆等部门各自成连。每批新学员来到干校后，必须接受入校教育。入学教育学习的材料是铅印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关于下放劳动的三条语录，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作为当时改造干部的地方，“五七”干校日常活动中的政治化现象比较突出，学员在思想认识领域或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被看成是政治方向，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张延明在《五七干校的历史考察：源起与概貌》一文中提到：学员在劳动中，抬木头时要抢着抬重头，否则就被说成“私”字在心；往车上装炉灰时，都往下风头站，站在上风头就是怕苦怕脏；到商店买东西要避开人，被人看见就是缺乏艰苦奋斗的表现；割小麦时不能戴护袖，戴了就是贪生怕死……学员吃饭前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工时要高举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牌，唱着《东方红》，怀揣“红宝书”，以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要把每天的生产劳动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去完成。
另一个著名的五七干校就是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1969年至1974年间，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到咸宁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如冯雪峰、沈从文、冰心、郭小川、臧克家、范曾、周巍峙、陈翰伯、周汝昌等，都是一个个“文化符号”式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汇集于鄂南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成为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观。在向阳湖干校里，这些文化精英经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事情，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一方面，而更为痛苦的是精神的折磨，挨批斗、大大小小的政治学习让这些人饱受折磨。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后来，许多亲身经历者陆续撰写文章，对“五七”干校进行回忆与反思。其中，文学翻译家杨绛的《干校六记》、作家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等专著最具代表性。
五七干校的没落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关注了。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从而使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得到“解放”。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更加冷清：劳动的人越来越少，农田渐渐的荒芜；各种劳动工具闲置起来；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还有的干校将所办的小工厂停产。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但当各类学习班一结束，“五七”干校就又呈现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五七干校的终结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办“五七”干校成了“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划归当地公社耕种，而他们办学习班时，则大多在城市里找机关会议室来开办。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市)、县的党校也纷纷恢复招生办学。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被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人员后，复办党校。
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干校陆续宣告撤销。
五七干校的创办，并没有达到对腐败干部改造的目的，反而使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对每一个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特殊的记忆。我们现在记录这段历史，是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