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潜江浩口镇第三小学发生劫持事件，犯罪嫌疑人张泽清被警方当场击毙，人质安全获救。近年来，随着国内暴恐势力的抬头，警方在处理暴力犯罪案件（尤其是涉及到人质劫持一类的情况）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
　　今年3月，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发生前，中国对于警方的枪支使用和管理仍旧非常严格。此前，在面对暴力犯罪时，警方在是否使用杀伤武力时经常畏手畏脚。至少在使用枪械方面，中国大陆警察远比美国同行克制得多。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笔者曾与警方人员就昆明暴恐事件的细节进行交流，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情况。昆明特警队员赶赴暴恐袭击现场时，并不知晓具体发生了什么。因为在请求增援时，车站民警的报告为恶性打架斗殴。特警队自然对此也缺乏一手情报，而且特警刚下车就遭遇持刀的恐怖分子，连侦查的时间都没有。
　　这完全是一场遭遇战。
　　开枪击毙多人的特警队员从警时间不长。开枪成功制止暴徒之后，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开枪的行为到底正確与否？会不会因此而遭到处分？这几乎是此前民警在开枪问题上犹豫的唯一原因。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管理者希望基层民警尽量避免在处理治安案件时使用致命武力。因此，警方几乎彻底将基层的枪支使用权收回。这就是为何昆明暴恐袭击发生时，仅有车站派出所副所长有一支手枪，其他在现场的民警只能用警棍与歹徒搏斗。上世纪制定的政策并不能说毫无道理。以我国现有警务人员的平均素质，确实无法完全放心地在基层普及武器装备。近期发生的多宗走火和丢枪事件，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主管部门最简单、粗暴且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基层用枪的门槛。
　　这个办法是本末倒置的。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训练和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用枪者的素质。当然，这意味着更高的行政成本和较长的调整期，在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行政文化下，这是不可接受的代价。近期推行的警用枪支训练活动，正在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回到本文开头出现的人质劫持案件，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劫持者曾两次答应释放和交换人质。因此，有分析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致命武力未免有些武断。支持警方行动的人则认为，警方之所以采取击毙的原因是劫持者已经在人质身上泼洒汽油，并且威胁将烧死人质。这种争论几乎在每一次警方开枪之后都会出现，无论警方如何解释自己开枪正当合法，都难以平息舆论的质疑。
　　中国的狙击武器已达到国际水平，警方狙击手已经有十足把握精确命中劫持者要害，并且不会导致人质受伤。这意味着出现任何劫持人质事件，只要狙击手到场并且完成射击准备，事件就能被迅速解决，付出的成本仅为一发价值50元人民币的高精度狙击子弹。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能力如果被滥用，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矛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已经普遍具备了这样的反劫持能力，在实际执法中却尽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因为在西方，重大执法行动中造成的杀伤，事后必须经法院确认死因裁决，以保证警方行动的合法。在1980年英国伦敦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中，SAS特种部队很顺利地解救了大部分人质。参与战斗的所有特战队员，却必须接受法庭的传唤和质证。在回忆录中，当时的指挥官写道：“这些调查包括每一发子弹发射的地点和时间，在战斗中不可能记住这些细节，这让我的队员感觉比作战还要艰苦。”当然，最终法院裁定行动中的杀伤为“合法且适当的武力”。
　　公开公正的司法调查结果可以平息关于开枪的争议。然而，遗憾的是，我国不仅未成功建立一套合理的执法枪支管理制度，也缺乏相应的司法配套程序。这导致警方不仅在开枪后容易出现争议，在开枪前也存在诸多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