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这个词似乎是一个褒义词，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亲历过激烈和剧烈之苦的人们，他们渴望温和，其实就是渴望舒适一点，平和一点，生活对于他们至少得是可以忍受的。但是站在真相的立场，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恰恰容易使人遮蔽原本的真实。温和的荒谬具有喜剧性，温和的罪恶具有隐蔽性，温和的病毒具有潜伏性。所以温和作为形容词只是一个定语，当心智被定语麻醉，就容易忘记对事物本身的基本判断，在心理学上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陷阱。
　　“温和腐败”是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的“发明”。赵仕永因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50多万元。6月29日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50万元。赵仕永说：“我根据现实的情况发明了两个词，叫做‘暴力腐败’、‘温和腐败’。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组合。当“温和”被用来修饰“腐败”，那些因定语的甜香而被麻醉的心智，就可能顺着“温和”的思路放弃人性固有的防备，将“腐败”视为理所当然必须接受的日常生活，致使黑暗终于有机会肆无忌惮地遮蔽日光。这是“温和”被误用而衍生的罪恶，但又绝对与“温和”有关。
　　为什么“温和”这个词汇会被误用?孔子在《论语》中说：“乡愿，德之贼也。”这样的人貌似忠厚实则恶俗，人人说好。实则毫无是非标准。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的回答是“末可也”。那么真正的好人是怎样的?孔子说：“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其实“乡愿”的人一定很温和，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不错。但是他是真正“乱德”的道德杀手，人们对他的肯定意味着是非标准的死亡。腐败官员赵仕永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愿”。他用温和的方式，用与“社会潜规则”共同起舞的方式，将腐败官员的精神世界赤裸裸地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但那里是真正的“日全食”，没有阳光，只有混沌。阳光常常是刺目的，但它照亮了一切，并标志出每个人在天地间的具体位置。而与黑暗调情的温和其实只是荒凉冷漠的混沌。
　　在赵仕永的表述中，“温和”与“暴力”是相对而言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诡辩，因为在腐败的语境中，“温和”同样是一种暴力伤害的方式。腐败官员的表白是官场生态的严重恶化的一种折射，倘若除了“暴力”就是“温和”，再无其他选择，那就意味着脱缰的权力已经弥散四野，生活中再无可容许万物自由呼吸生长的生命空间。官员也就无须讲究责任与职守，无须追问正义与良知，对于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腐败官员而言，无权无势者只是待宰的羔羊而已。除了“温和”的暴力之外，還有束手无策而无可奈何的另一种“温和”。那就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时，对待施暴者的温和。不妨残酷一点剖析，这种弱者对待强者的温和是更可怕的，在“乡愿”的队伍中，也同样有那些目光麻木而呆滞的弱者的影子。
　　我们不幸与赵仕永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土地，假如我们不想做个无耻的“乡愿”，我们该怎么做?孔子所谓的“乡人之善者”是清醒和敏感的，是坚毅和明亮的，做一个“乡人之善者”，意味着要清楚地辨识邪恶，要以爱和创造的方式反抗邪恶。“乡人之善者”要有对那些“不善者”的恶行“鸣鼓而攻之”的勇气与自觉。对一个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而言，在所“好”与所“恶”之间并没有骑墙与和稀泥的余地。对于邪恶，真实而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诉诸于爱和创造，以敬天爱人的心态化解内心的伤害，扭转精神受虐的惯性思维，创造“官”与“民”之间持守分际，尊道贵德的秩序与规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一次对官员贪欲的无奈配合，任何一次对官员暴虐的屈辱服从，都是在自己和对方的心地之间种下了一粒纵恶败德的种子。爱和创造的源头活水永远在民间，对于是非的混淆所导致的爱的枯竭，对于正义的沉沦所导致的创造力的受遏，每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必须葆有一份鲜活而强烈的痛感。在赵仕永们和赞颂赵仕永们的愚者所构成的社会场域之间，痛感就意味着道的临在和德的苏醒。
　　套用一句古话，赵仕永是个典型的“无道”昏官。在赵仕永们和曾锦春们共同构成的官场生态中，“无道”本身就是最现实的规则。施暴者在讨论一个除了腐败和被腐败之外没有其他内容的社会，但是他们忘记了，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社会结构从未能够成功地持续存在过，短暂的混沌之后总是跟随着剧烈的崩解。“天下有道”的最终实现总需要一个尘埃落定的过程。所幸赵仕永们已经被清醒的公众舆论打上记号，而弱者对邪恶的反抗也愈加理性而有分寸。这正体现出“有道”与“无道”的本质区别。理性而有分寸的行动是健康的，但却并不温和。什么是道?在一个温水煮蛙的陷阱中，道的临在帮助人们标志出事物的因果关联，从而彰显出选择与决断。麻木昏沉的“温和”只能通向暧昧的死亡，而救己与救世的可能性都只存在于剧烈的痛感和一跃而起的果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