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首访结束后，奥巴马的观念发生了微妙变化，承认对美中关系期待值过高，低估了中方坚守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能力。
　　另一件促使奥巴马政府心态发生改变的事，是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带着浓重国内政治考虑与会的奥巴马仅承诺美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温室气体4%左右，同时极力压促主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尽管在中美各自艰难协调下，哥本哈根通过了原则性声明，但奥巴马返回华盛顿后公开指责中国等“基础四国”不愿承担责任，这种私利主义的表现影响了中美互信。
　　从2009年底开始，奥巴马政府调校对华政策焦点，加强对华强硬的一手，同时“避免走任何形式的极端”，中美关系冲高回落。
　　2010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网站一次性公布了总额63.9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引发了奥巴马就职以来的首次中美重大正面摩擦。此后，奥巴马政府又分别在2011年9月、2014年12月、2015年12月三次对台军售。
　　2010年2月18日，奥巴马在白宫地图厅会见了达赖，一方面表示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达赖恢复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接触，一方面又说支持西藏寻求“真正自治”。奥巴马与达赖“温馨而又相互尊敬”的私人关系由此开始。此后，奥巴马又分别于2011年7月、2014年2月、2016年6月在同一地点以同一方式会见达赖。
　　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2014年2月奥巴马第三次会见达赖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划线，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面，这同样体现于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决策。朱维群说，对付“实用主义”，光靠说理是不行的，只有当“实用主义”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实用”，才有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