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虽然获得了自由之身，但他的诗文却由于反映了自由之声而遭查禁;而且还连累到类似苏轼诗文的、有影射和批评时局或国事的其他学者的集子。《续资治通鉴》“徽宗崇宁二年”条载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徽宗下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
　　范祖禹与刘攽都参与了司马光奉诏修撰的《资治通鉴》，刘攽负责汉史，范祖禹负责唐史。《唐鉴》是范祖禹编修《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其撮取唐史大纲，系以论断，元祐元年（1086年）脱稿而献给哲宗，以作为施政鉴戒的。范镇是祖禹的叔祖，与司马光私交最好，相约生前相互作传，死后作志。他所作的《东斋记事》虽然主要是述载宋初美政，但对新政也时有诋毁。至于释文莹的《湘山野录》则对朝政多有揭露，尤其有关太祖太宗“斧声烛影”的记载，很使宋朝统治者们光火，因此这次也就成了必须焚毁印板的禁书。此外，司马光奉诏撰的《资治通鉴》也险些被禁。
　　崇宁二年的禁书诏令，施行了三年以后，一度放松;但到宣和五年（1123年）的秋天，中书省上报福建又开始印行苏轼文集。徽宗当即下令焚板，次年冬天又下诏说：“有收藏私用苏、黄文集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宋人费衮《梁溪漫志》记载说：“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及，因阴纵之。”可见世人钟爱苏轼的文章，朝廷越禁越有人要看，越有人爱看。禁书的结果，不啻为苏轼文章做了广告。正如宋人周煇《清波杂志》所记：“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所尝禁之，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颂坡诗，便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迨入南宋，统治者们又把禁书的范围扩大到野史，如对李光的私著野史，对熊克《中兴小纪》《九朝通略》，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王称《东都事略》……宋代被后世视为“重文轻武”，以“文治”而著称史冊;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则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文官制度的全面成熟、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文艺样式的多元式呈现、文人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热情的普遍高涨，统治阶级对文人介入或闯入政治领域而议政、参政的欲望也日益警觉;其注意力已遍及意识形态的全部领域以及能用语言、文字和线条等手段表达的所有门类，如哲学、文学、历史、戏曲、美术、宗教等。这便为它以后的时代——元、明、清，特别是清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提供了恶劣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