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通过他对中国文化漫长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学不仅处于各种艺术的首位，在大多数时代文学还被认为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一部分
　　
　　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经说过，京都的中国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一种规则。
　　吉川幸次郎初到北京留学，第一印象就是夜之暗。城市暗，房子里的电灯也暗。物体看起来都呈黄色的这个国家，连灯光的颜色也是寂寞地昏黄着。夜，在中国不是读书的时间。
　　在没来中国之前，青木正儿曾经对吉川说，一般人认为日本的风景是纤细的，中国的景色是豪壮的，但实际上像西湖那样纤细的景色，在日本哪里有呢？青木在《江南春》中也写到过这意思。初入扬子江口，两岸一望无尽的柳树，那些柳树无论取哪一棵，它的细致的美感也是压倒日本的柳树的。
　　那时，吉川幸次郎正在读晚唐诗，深感于它远比日本诗更为纤细，于细致处显示出美感。直到他来中国，才进一步发现，中国的自然色彩也比日本更轻柔、美丽。他曾请教过植物学者，得到的回答是日本的山植物种类多，所以绿色复杂而呈黑，而中国在同样的面积中植物的种类少，所以山色是单一的美丽的绿色。
　　吉川对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人生观深表信服，他认为最古的文学《诗经》背后的人生观是：人所具有的善意，可以使个人和社会都获得完全的幸福的乐观主义。
　　在《诗经》中，悲哀和忧愤的诗比高兴的诗更多。但是，乐观作为一种原则并没有动摇。作为“天”的延长的人类，并非微小的存在，至少本来不是微小的。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也出现过动摇，但对人的能力的信任，即人的拯救不是靠神而只能是靠人自己，这是中国文明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所在。即使在出现动摇的时期，这种精神作为文学的背景，也从未完全消失过。
　　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长。吉川幸次郎举例说明:最早的文学《诗经》是在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与荷马叙事诗的产生、成熟同时——产生和成熟的，但已是早早地以凡人的日常生活的哀欢为素材的抒情诗了。至于戏曲文学，在中国古代更是没有。作为虚构文学的戏曲和小说的出现，在这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里，是最后1000年的事。而与素材取自于实际的经历特别是取自于日常的经历相对立，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却是远离日常的。文学的语言不是日常的即口语的语言，原则上是要求有一定规范的特殊的语言，诗不用说必须是有韵律的语言。
　　吉川幸次郎通过他对中国文化漫长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学不仅处于各种艺术的首位，在大多数时代文学还被认为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一部分。在视觉艺术上，中国文化重视绘画，以及与绘画有同等地位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艺术——书法，而文学的地位比他们都优越。至于雕刻与建筑，直到不久以前，都不被认为是艺术，而只是技术。音乐，在文明的初期是比文学更优越的艺术，不久以后，它的地位也让给了文学。这使得文学成为民族的普遍行为，对文学的参与，至少是能作诗、写规范文体的随笔、散文，被视作是作为民族指导者的政治家、官僚所必备的修养。
　　因此，在中国，文学家或者说文学的参与者数量是极多的。唐代三百年，有诗作传世的2200人，宋代三百年更增至为接近4000人。另外，吉川幸次郎还认为这个国家的文明是以对政治的关心、对通过政治来发扬人的善意的关心为轴心而发展起来的，文学也是在这个轴心之上。李白、杜甫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白居易、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既是诗和散文的大家，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臣，是同时指导他们各自时代的文学和政治的“巨公”。
　　一般来说，没有任何为官经历的文学家绝对稀少。而3世纪的魏文帝、6世纪的梁武帝既是君主又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领袖。哲学家与文学家的关系也是这样相辅相成的。不作诗的哲学家通常是不可想象的，而哲学论文必须是有规范的散文。宋代哲学家朱熹、明代哲学巨头王阳明都是在诗和散文上极有造诣者。他接着说：像中国这样只注目于现实世界，只注目于人，而抑制对神的关心的文学，在其他文明地域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中国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是，也应看到，西方也没有产生李白和杜甫。
　　吉川在年龄很大的时候被问起为什么喜欢中国，他说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一样。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中国，这是为什么实在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