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的一个午后，我随手打开电视，看到一档这样的节目：主持人请来两位母亲，她们在节目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一种疫苗的副作用——其中一位母亲的女儿在注射疫苗后几乎卧床不起达三年，而另一位母亲的女儿则在使用该疫苗后悲惨地死去了。在节目里，主持人对两位母亲所讲述的故事唏嘘不已，同时对这种疫苗的安全性表达了强烈的忧虑与关切。这期电视节目的题目叫做《争议HPV疫苗》。
　　这样走“煽情路线”的电视节目难免引起我的警惕——虽然，这位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同情心中的主持人，不是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而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访谈节目里，而且，她是美国著名的主持人凯蒂·库里克。
　　作为人类第一个明确地用于预防癌症的疫苗，HPV疫苗通过刺激人体产生对人乳头瘤病毒（即HPV，它是造成宫颈癌及多种生殖器癌的病因）的免疫力，从而有效预防多种癌症的发生。过去七年来，由两家跨国药企生产的HPV疫苗已经在全球120多个国家陆续上市，也被很多国家纳入青少年免疫计划，以用于对宫颈癌和其他生殖器癌症的预防。虽然，这种被通俗地称为“宫颈癌疫苗”的产品在中国还处于对漫长的审批过程的等待之中，但一个经过FDA一系列严格的科学程序检验之后推向市场的疫苗，会因为CBS的一档博眼球的节目而在美国引起质疑与抵制的风波吗？况且，在那两位母亲讲述的令人同情的故事中，她们的女儿没有一位已被确认为疫苗的受害者。
　　很快，问题就有了答案。就在上述电视节目播出后不到一周，凯蒂·库里克道歉了。在《赫芬顿邮报》的“健康生活”频道，这位被称为“恐慌贩卖者”的主持人发表文章，承认自己对有关HPV的争议进行了“不适度的报道”。
　　自2006年以来，有5700万剂HPV疫苗投入市场，美国CDC共收到22000例不良反应报告，其中大约92%属于轻微反应。实际上，在节目播出后不久，疫苗方面的专家就指出，库里克节目里的嘉宾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医学伦理学家也指出，媒体过分聚焦于偶发的极端事件，对公众造成的，更多的是一种伤害而非正面作用。甚至有人指出库克里有“反疫苗”“反科学”之嫌，并将她比做又一个詹尼·麦卡锡——这位著名女演员因为不遗余力地支持“自闭症是由MMR疫苗引起”的说法而备受诟病，而这个曾经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说法最终被证明是由篡改的数据而导出的谎言——它也成为世界反疫苗运动最为声名狼藉的一个案例。
　　对于库克里所谓自己的报道是为了向公众提供“平衡的”资讯的说法，媒体专家批评她所提供的是一种“失衡的平衡”。库克里最终承认对她的批评是对的，她最后甚至亮出自己的两个女儿都打过HPV疫苗的隐私，来“找补”回自己的失误。最终，这档电视节目显然未能在美国社会造成疫苗风波。
　　就在CBS的这期节目播出后不久，中国国内出现了“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的案例。在四川眉山的首例报告出现之后，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多起类似个案，媒体随即形成一轮广泛关注的热潮。虽然，有媒体使用了“疑似”等字眼，也有报道婴儿死亡系“偶合反应”的结论，但是，传统及网络媒体普遍使用各种手法——制作含糊而耸动的标题、建立专题并使用黑色边框、使用受害婴儿或哭泣的家长的特写照片，对乙肝疫苗事件进行了充满关切的报道。其结果，就是在“尚无结果”的情况下先把“个案”做成“事件”。
　　“儿童”“疫苗”“致死”这样的字眼在国内媒体中快速引起“共振式”的强烈反应，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或者可以说是“周期性”发作。但是不同在于，在中国，当媒体迎合了公众对有关机构公信力的普遍怀疑的时候，很少有人再在意对真相做更进一步的探究。其结果是，群体性逆反心理让很多人产生了反疫苗情绪，不仅伤害公众（尤其是儿童）的健康，同时也是对理性精神的一种破坏。
　　判断此次“乙肝疫苗事件”的性质既不是一个“赌局”，也不是本文的着眼点。通过对一个可能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中美两国所引起的不同的反应，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可能需要注射一剂“理性的疫苗”，以帮助我们抵御虚妄的同情心。否则，将来可能还会出现凯蒂·库里克所承认的那种“不适度的报道”——不仅是对疫苗，制造恐慌或敌意已然是媒体造成的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安然
　　（作者系本刊科学编辑、医学科学硕士、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