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心细，周密到底是因为胆大才心细，还是因为心细才胆大？对柳传志已很难分辨了。而这两者之上是什么呢？
　　无疑，柳传志是一个能够把握大势的人，时代的关口到了什么地方，他会义无反顾且又极审慎地做出抉择。他是那种敢做抉择的人，他调到干部局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看到所里的问题，研究出的东西总是束之高阁，于实际毫无用处，事实上非常荒谬，而他又不是一个能改变课题的人。一方面是干部局的原因，上面看他是个人才，有人望，有辩才，准备在仕途上重用。
　　这两种原因柳传志都非常清楚。但更加或越来越清楚的是仕途不是他的路，时代在发生变化，大势已清晰可见，那就是陈春先走出了科学院，“两通两海”已打破体制，表现出一种活力，且这种底下的活力与上边的活力是一致的，这是大势，虽然充满风险，但是是大势。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也真是太穷，太窘迫了，物质匮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人没有尊严，能看到一点转变的机会都会抓住。以住房为例，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普通市井人心目中是高级人物在高级殿堂工作的人自然是高级的人，但即便像这样层次的人那时竟然住在自行车棚里，连普通的筒子楼都住不上。
　　自行车棚靠计算所的东墙根儿，房子高仅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多少年没建住房，住房紧张，计算所一群急红了眼的人，其中就有柳传志，突然侵入了自行车棚的空间。自行车棚被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作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不久这片自行车棚改造的区域已有相当规模，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被进驻这里的人戏称中关村的“东交民巷”。
　　真正的东交民巷在天安门附近，早年是外国人的使馆区、聚居区，比较洋气，这些科技人员也真是会自嘲。自嘲不仅属于市井胡同，也属于机关大院，科研院所都有一种超越不同地域的独特的北京气质。北京为什么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自嘲值得研究，显然跟各自的困顿有关，但这不是这里要讨论的，有感兴趣的人可以细考。
　　柳传志是1971年住进“东交民巷”的，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了竹席，单位不分房，这就算有了房，像鸟儿一样建了窝，在这儿生儿育女。房间有近12平方米面积，加上石棉瓦斜下来，再用油毡接出一块，一共16平方米。一家人，加上老丈人、丈母娘全来的时候，最多时住过7个人。
　　7个人16平方米怎么住？到底是科技人员，想出了又科学又巧妙的办法。柳传志夫人龚国兴也是计算所的，两人是大学同学，一起经历“文革”、干校，一同来到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所有4个大块专业内容，一是做主机的，相当于现在的CPU，一是做存储器的，存储器就是把磁心穿起来，一个磁心通电一个磁心不通电，就变成了1和0，龚国兴所在的室他们就是做这个的，然后把信号输进输出，用磁盘。刚才说的那是内存，还有外存，磁盘就叫外存，柳传志所在的室就是做这个的，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夫妻档。
　　不仅在单位发挥智慧，多有配合，在家也一样，空间小，家具全是折叠的，桌子、椅子、凳子、床、沙发全是折叠的，白天哗啦一下全拉开，各就各位，晚上一合就变成一个个薄片。
　　譬如床，是一个硬沙发型，分了三层，一抽拉，这就变宽，沙发背往下一按又是一块，这样变成床就可以同时睡3个人。同时床是可以架高的，原来那张正式的床可以吊起……凡此种种，变化多端，且异常精密，整个房间像一个高科技的空间，像计算所。
　　通常是夫人出主意，柳传志去实现，说白了就是夫人动嘴儿，柳传志动手，这和他们在计算所分工也差不太多。再說句白话，上面一动嘴儿下面跑断腿儿。夫人设计完了，实现的第一个问题是木头从哪儿来？得去“偷”木头，找到木头还得找木匠，更复杂的是车轴什么的哪儿弄去，柳传志一没辙了就去找他那帮复员兵，找一起踢过球的那帮人，也真是给力，每每都是那帮混得并不好的朋友解决了夫人一动嘴儿下面跑断腿儿的问题。
　　家里越来越精密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就16平方米，再怎么弄也就这么大空间了，但不行，在柳传志看来龚国兴有个毛病，龚国兴自己可不认为是毛病，就是隔一段时间，龚国兴就要把家里的东西换个位置，柳传志就得给她实现，没事就折腾柳传志，何时看烦了，看腻了，就会出新想法。夫人這么有“雅兴”很大原因是有人给她实现，而且这个人不“忙”。
　　柳传志跟龚国兴谈自己想要下海办公司的打算，夫人立刻同意，很看不上干部局，也不是看不上干部局，主要觉得柳传志不是当官的人。这人主意太大，哪儿当得了官？科研也没什么出路，大多数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除了奖状，不产生任何效益，整个所都没啥出路，他有什么出路？还不如帮她在家摆弄摆弄家具，翻点花样。
　　我们两个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龚国兴说，柳传志发现即使在这件事上妻子也是冰雪聪明，自己稍加引导，她便得出精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