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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2003-2012年西部1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协调发展度模型等方法，对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由中度失调上升为中度协调。纵向上，呈现典型的阶段性特征，由中度失调发展类的城镇化滞后型过渡为中度协调的生态环境滞后型；横向上，各省区协调度呈分化格局，且导致不同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因子分析；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6-0066-05
[HK]
[Q（ 17mm。170mm，ZX，D-W][KH- 3mmD][CD40mm][KH- 1mmD][HJ15mm]
基金项目：[HT6K]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新兴资源富集地区民间金融功能重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14CJ066）；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榆林地区民间金融风险的内生机制与防范对策研究”（2014Z095）。
作者简介：[HT6K]薛晴（1984-），女，西安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资源环境问题。
[HJ][Q）]
[L（K2]
[JP][HJ] 一、引言
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73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373%。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城市布局不合理、规模过度膨胀、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企业的过度发展，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如何防治快速城镇化中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究的热点。
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截至2013年末，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241%增长到4511%，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30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将达到65%。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西部地区城镇化仍将呈现快速发展的格局，这必将给这一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城镇化与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考诸经济社会史籍，国外有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城市规划理论”。英国学者Howard 在19世纪末著述《田园城市》就曾针对当时城市发展面临的贫困、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试图通过规划理想城市来协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成为国外最早关注城市生态问题的学者之一。Carson（1962）提出工业发展要注重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JP 1]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开始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Grossman和Krueger（1995），以 42 个发达国家的时序面板数据，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倒 U 型”属性关系，即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Henderson （2003）对城市规模与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城市人口的聚集存在最优的规模，超过这一规模就会产生聚集不经济现象，并对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威胁。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性逐步受到重视，但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定量的角度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性进行科学测度和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虽然，刘耀彬（2005），任保平（2011），赵安周、李英俊（2012），张晓天、刘养洁（2013）等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分析了江苏省、西安市和山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并指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存在协调关系；卫海燕、王莉（2010），刘驰、钟水映、李先玲（2011）分别运用回归分析对城市化水平的各相关因子与生态环境压力指数之间进行定量研究，证明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相关关系；黄金川（2003），郭郡郡、刘成玉、刘玉萍（2013）分析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胁迫和约束机制，认为城镇化可能通过消费强度的增加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但在上述研究中，由于构建的指标体系和选取的计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侧重东、中部地区，针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的研究较少。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内涵出发，构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关键影响因素，从而避免了指标体系选择上的随意性。二是采用协调度模型能够比较直观地测度和评价不同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态势，揭示二者发展失调的原因。三是研究对象的选取，本文选取西部地区11个省（市、区）2003-2012年10年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大开发快速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评价，分析导致二者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最后，在前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政策思路和具体措施。[JP] 二、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HTK]（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城镇化指标的构建。城镇化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与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复杂的人口迁移过程，不仅表现为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和非农业活动的集聚，还表现为城镇地域的拓展和城镇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扩散。具体表现为：（1）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提高。（2）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水平得到提高，产业结构实现优化。（3）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项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口素质、医疗水平日益提高。（4）农村区域及农村景观不断向城镇区域及城镇景观转变。基于以上四个方面，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以及空间城镇化四个主要方面，选取合适的指标描述和测度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具体涉及4个一级指标及16个二级指标（见表1）。
[HTK]（二）协调度的测度及判定
由于原始数据量纲的差异及单位的不同，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为了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关系，建立协调度模型，本文采用杨士弘（2003）提出的协调发展度公式，如下：
[JZ（]D=[K（]C×T[K）][JZ）][J]（1）
其中，[JZ（]C=[J（{][SX（]X·y[J（（][SX（]X y2[SX）][J））]2[SX）][J）}]k[JZ）][J]（2）
[JZ（]T=αX βy[JZ）][J]（3）
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K为协调系数，K≥2。T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综合发展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要与当前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同时，生态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两者同等重要，所以α=β=05。X与y分别是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可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来计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反映了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
[JP 1]由此算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D，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严重失调类（0y时，为生态环境滞后型。[JP]
三、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表1、表2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内蒙古、陕西、青海、新疆、贵州、云南、重庆、广西、四川、宁夏、甘肃11个省（市、区）十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2003-2013）》《广西统计年鉴（2003-2013）》《重庆统计年鉴（2003-2013）》《贵州统计年鉴（2003-2013）》等11个省（市、区）份的统计年鉴及近十年各省（市、区）的生态质量环境公报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西部地区总体及西部11省（市、区）2003-2012年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指数，然后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公式（1）（2）（3），计算出西部地区总体及 11个省（市、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见表3、表4、表5）。
[HTK]（一）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总体上逐步提高
由表3可知，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现出持续稳定向上的发展趋势，二者的协调度从2003年的02797上升到2012年的07471，处于中度协调发展向良好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其中，仅在2007年出现了小幅下降。主要是因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对于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增加。作为我国主要资源、能源输出地的西部地区，在支持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环境成本转移”效应，使城镇化的发展程度
[LL]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HTK]（二）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表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
由表3可知，西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2004年到2006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指数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城镇化滞后型。在西部大开发初期，西部地区存在诸多生态环境问题，比如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早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初，国家就专门强调了要实施生态环境工程：“创建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所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早期，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程度不高，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发展并不同步，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的城镇化滞后型。 [JP2]2007年到2012年，西部地区年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低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源行业开发力度加大，高污染的能源化工行业占比较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对于治理环境污染投入的力度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22%上升到2012年的188%，但生态环境相对于城镇化发展仍然滞后，生态环境滞后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JP]
[HTK]（三）各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呈现分化格局
由于各省区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以及政府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不同，西部11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呈现分化格局。由表4可知，新疆、广西、陕西、内蒙古、云南五省区的协调度较高，均在06以上，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贵州、重庆、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六省区的协调度较低，位于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其中，陕西和内蒙古由于城镇化水平和增速较低，加之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较高；但同样是城镇化水平和增速较低的青海、甘肃和宁夏，由于其生态环境自身的脆弱性，且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力度有限，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最低。新疆、广西和云南
的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相对较快，其中新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广西和云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较少，且位于西南地区，森林和水资源丰富，生态净化能力较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度相对较高；重庆和四川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尽管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也较大，但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过度发展，如四川、重庆2012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为101587万吨与61925万吨，远高于西部平均水平44267万吨，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投入难以抵消过度的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度处于较低的水平。
[HTK]（四）对资源、能源富集型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的动态考察
西部地区蕴藏了大量的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资源接续地，大部分省区具有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本文以内蒙古、新疆、陕西三省为例分析资源富集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情况。由表5可知，内蒙古、新疆、陕西三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6865、07740、07144，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中，各省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都小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动态变化趋势来看（表5），内蒙古、新疆、陕西三省协
[LL]调发展度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内蒙古、新疆和陕西的协调发展度从2003年01006、01968、01771的严重失调衰退类上升到2012年06865、07740、07144的中度协调发展类。2003年-2006年之间，可以看出三省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出现明显上升，但均低于生态环境指数，虽然差距在逐渐缩小，仍属于城镇化滞后的发展类型。这一阶段是西部大开发的初始阶段，西部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人口集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内蒙古、新疆、陕西的建成区面积比2003年分别增加1508 km2、109 km2、1203 km2，城镇人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城镇的需求不断加大，内蒙古、新疆、陕西开始大力发展高耗能产业，同时工业布局集中于建城区和城镇的周围，很多企业存在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结构不合理、能耗高、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城镇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2006年之后，三省的生态环境指数开始逐渐低于城镇化指数，属于生态环境滞后的发展类型，其中虽然生态环境指数仍然处于上升状态，但上升幅度低于城镇化指数，差距不断拉大；在上升趋势中，三省的生态环境指数在2008年前后都出现了小幅下跌，形成了10年间的最低点。在这一阶段，三省在加快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加大
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减缓了生态环境压力的增长，内蒙古、新疆和陕西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219%、131%和099%分别上升到2012年的347%、211%、191%，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18%；但在2008年前后，内蒙古、新疆和陕西的治污投入均出现了低点，分别为147%、1%和079%，导致三省的生态环境指数也出现小幅下滑。2006年之后，政府在加大对环境保护投入资金的同时，针对高能耗的支柱产业，推广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实现了节约能源、治理污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使中小能源型企业实现了整合，同时取消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优惠政策，使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逐步实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评价和分析，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由中度失调上升为中度协调。从纵向比较看，协调性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2003年到2006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程度不高，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发展并不同步，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的城镇化滞后型； 2007年到2012年，西部大开发的成效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化进程加快，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低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总体上能够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持，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从横向比较看，西部各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呈现分化格局，这种差异与各省区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政府环境保护投入力度及其自身生态修复能力的差异密切相关。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采取“一刀切”政策，应结合各地区的实际，统筹考虑城镇化的速度、产业结构布局和环境保护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保证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应加强政策规划，采取适当措施。
[HTK]首先，在考虑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典型性特征的基础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西部地区在城镇化建设中存在资源开发不合理的问题，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按照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相统一，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发展原则，应对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生态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与环境污染的管理。
[HTK]其次，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在上文分析中，通过横向比较，发现西部地区中陕西、内蒙古、新疆等资源省份，拥有大量的能源资源，因其禀赋优势形成了以能源重工业为主的单一性的产业结构，具有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的特点，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政府应正确引导这些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创新，开发能源清洁技术，减少污染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步摆脱依靠生态资源消耗和严重破坏环境的传统产业。
[HTK]第三，建立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与经济的持续增长，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与污染，在加大对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可以按照资源有偿使用以及公平发展原则，对区域共享的生态资源征收开发补偿费，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最终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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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G2][ZK（]郭郡郡，刘成玉，刘玉萍城镇化、大城市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2，（2）[ZK）]
[J]【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城镇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因子分析；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6-00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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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7mm。170mm，ZX，D-W][KH- 3mmD][CD40mm][KH- 1mmD][HJ15mm]
基金项目：[HT6K]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部新兴资源富集地区民间金融功能重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14CJ066）；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榆林地区民间金融风险的内生机制与防范对策研究”（2014Z095）。
作者简介：[HT6K]薛晴（1984-），女，西安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资源环境问题。
[HJ][Q）]
[L（K2]
[JP][HJ] 一、引言
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两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73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373%。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城市布局不合理、规模过度膨胀、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企业的过度发展，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如何防治快速城镇化中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究的热点。
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截至2013年末，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241%增长到4511%，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30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将达到65%。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西部地区城镇化仍将呈现快速发展的格局，这必将给这一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城镇化与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考诸经济社会史籍，国外有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城市规划理论”。英国学者Howard 在19世纪末著述《田园城市》就曾针对当时城市发展面临的贫困、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试图通过规划理想城市来协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成为国外最早关注城市生态问题的学者之一。Carson（1962）提出工业发展要注重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JP 1]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开始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Grossman和Krueger（1995），以 42 个发达国家的时序面板数据，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倒 U 型”属性关系，即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Henderson （2003）对城市规模与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城市人口的聚集存在最优的规模，超过这一规模就会产生聚集不经济现象，并对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威胁。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性逐步受到重视，但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定量的角度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性进行科学测度和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虽然，刘耀彬（2005），任保平（2011），赵安周、李英俊（2012），张晓天、刘养洁（2013）等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分析了江苏省、西安市和山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并指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存在协调关系；卫海燕、王莉（2010），刘驰、钟水映、李先玲（2011）分别运用回归分析对城市化水平的各相关因子与生态环境压力指数之间进行定量研究，证明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相关关系；黄金川（2003），郭郡郡、刘成玉、刘玉萍（2013）分析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胁迫和约束机制，认为城镇化可能通过消费强度的增加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但在上述研究中，由于构建的指标体系和选取的计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侧重东、中部地区，针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的研究较少。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内涵出发，构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关键影响因素，从而避免了指标体系选择上的随意性。二是采用协调度模型能够比较直观地测度和评价不同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态势，揭示二者发展失调的原因。三是研究对象的选取，本文选取西部地区11个省（市、区）2003-2012年10年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大开发快速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评价，分析导致二者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最后，在前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政策思路和具体措施。[JP] 二、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HTK]（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城镇化指标的构建。城镇化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与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复杂的人口迁移过程，不仅表现为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和非农业活动的集聚，还表现为城镇地域的拓展和城镇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扩散。具体表现为：（1）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提高。（2）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水平得到提高，产业结构实现优化。（3）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项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口素质、医疗水平日益提高。（4）农村区域及农村景观不断向城镇区域及城镇景观转变。基于以上四个方面，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以及空间城镇化四个主要方面，选取合适的指标描述和测度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具体涉及4个一级指标及16个二级指标（见表1）。
[HTK]（二）协调度的测度及判定
由于原始数据量纲的差异及单位的不同，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为了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关系，建立协调度模型，本文采用杨士弘（2003）提出的协调发展度公式，如下：
[JZ（]D=[K（]C×T[K）][JZ）][J]（1）
其中，[JZ（]C=[J（{][SX（]X·y[J（（][SX（]X y2[SX）][J））]2[SX）][J）}]k[JZ）][J]（2）
[JZ（]T=αX βy[JZ）][J]（3）
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K为协调系数，K≥2。T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综合发展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要与当前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同时，生态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两者同等重要，所以α=β=05。X与y分别是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可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来计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反映了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
[JP 1]由此算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D，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严重失调类（0
三、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表1、表2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内蒙古、陕西、青海、新疆、贵州、云南、重庆、广西、四川、宁夏、甘肃11个省（市、区）十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2003-2013）》《广西统计年鉴（2003-2013）》《重庆统计年鉴（2003-2013）》《贵州统计年鉴（2003-2013）》等11个省（市、区）份的统计年鉴及近十年各省（市、区）的生态质量环境公报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西部地区总体及西部11省（市、区）2003-2012年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指数，然后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公式（1）（2）（3），计算出西部地区总体及 11个省（市、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见表3、表4、表5）。
[HTK]（一）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总体上逐步提高
由表3可知，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现出持续稳定向上的发展趋势，二者的协调度从2003年的02797上升到2012年的07471，处于中度协调发展向良好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其中，仅在2007年出现了小幅下降。主要是因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对于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增加。作为我国主要资源、能源输出地的西部地区，在支持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环境成本转移”效应，使城镇化的发展程度
[LL]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HTK]（二）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表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
由表3可知，西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2004年到2006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指数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城镇化滞后型。在西部大开发初期，西部地区存在诸多生态环境问题，比如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早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初，国家就专门强调了要实施生态环境工程：“创建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所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早期，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程度不高，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发展并不同步，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的城镇化滞后型。 [JP2]2007年到2012年，西部地区年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低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源行业开发力度加大，高污染的能源化工行业占比较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对于治理环境污染投入的力度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22%上升到2012年的188%，但生态环境相对于城镇化发展仍然滞后，生态环境滞后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JP]
[HTK]（三）各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呈现分化格局
由于各省区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以及政府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不同，西部11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呈现分化格局。由表4可知，新疆、广西、陕西、内蒙古、云南五省区的协调度较高，均在06以上，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贵州、重庆、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六省区的协调度较低，位于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其中，陕西和内蒙古由于城镇化水平和增速较低，加之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较高；但同样是城镇化水平和增速较低的青海、甘肃和宁夏，由于其生态环境自身的脆弱性，且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力度有限，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最低。新疆、广西和云南
的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相对较快，其中新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广西和云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较少，且位于西南地区，森林和水资源丰富，生态净化能力较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度相对较高；重庆和四川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尽管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也较大，但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过度发展，如四川、重庆2012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为101587万吨与61925万吨，远高于西部平均水平44267万吨，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投入难以抵消过度的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度处于较低的水平。
[HTK]（四）对资源、能源富集型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的动态考察
西部地区蕴藏了大量的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资源接续地，大部分省区具有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本文以内蒙古、新疆、陕西三省为例分析资源富集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情况。由表5可知，内蒙古、新疆、陕西三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6865、07740、07144，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中，各省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都小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动态变化趋势来看（表5），内蒙古、新疆、陕西三省协
[LL]调发展度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内蒙古、新疆和陕西的协调发展度从2003年01006、01968、01771的严重失调衰退类上升到2012年06865、07740、07144的中度协调发展类。2003年-2006年之间，可以看出三省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出现明显上升，但均低于生态环境指数，虽然差距在逐渐缩小，仍属于城镇化滞后的发展类型。这一阶段是西部大开发的初始阶段，西部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人口集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内蒙古、新疆、陕西的建成区面积比2003年分别增加1508 km2、109 km2、1203 km2，城镇人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城镇的需求不断加大，内蒙古、新疆、陕西开始大力发展高耗能产业，同时工业布局集中于建城区和城镇的周围，很多企业存在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结构不合理、能耗高、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城镇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2006年之后，三省的生态环境指数开始逐渐低于城镇化指数，属于生态环境滞后的发展类型，其中虽然生态环境指数仍然处于上升状态，但上升幅度低于城镇化指数，差距不断拉大；在上升趋势中，三省的生态环境指数在2008年前后都出现了小幅下跌，形成了10年间的最低点。在这一阶段，三省在加快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加大
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减缓了生态环境压力的增长，内蒙古、新疆和陕西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219%、131%和099%分别上升到2012年的347%、211%、191%，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18%；但在2008年前后，内蒙古、新疆和陕西的治污投入均出现了低点，分别为147%、1%和079%，导致三省的生态环境指数也出现小幅下滑。2006年之后，政府在加大对环境保护投入资金的同时，针对高能耗的支柱产业，推广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实现了节约能源、治理污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使中小能源型企业实现了整合，同时取消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优惠政策，使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逐步实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评价和分析，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由中度失调上升为中度协调。从纵向比较看，协调性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2003年到2006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程度不高，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发展并不同步，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的城镇化滞后型； 2007年到2012年，西部大开发的成效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化进程加快，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低于城镇化综合指数，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总体上能够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持，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从横向比较看，西部各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呈现分化格局，这种差异与各省区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政府环境保护投入力度及其自身生态修复能力的差异密切相关。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采取“一刀切”政策，应结合各地区的实际，统筹考虑城镇化的速度、产业结构布局和环境保护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保证西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应加强政策规划，采取适当措施。
[HTK]首先，在考虑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典型性特征的基础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西部地区在城镇化建设中存在资源开发不合理的问题，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按照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相统一，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发展原则，应对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生态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与环境污染的管理。
[HTK]其次，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在上文分析中，通过横向比较，发现西部地区中陕西、内蒙古、新疆等资源省份，拥有大量的能源资源，因其禀赋优势形成了以能源重工业为主的单一性的产业结构，具有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的特点，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政府应正确引导这些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创新，开发能源清洁技术，减少污染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步摆脱依靠生态资源消耗和严重破坏环境的传统产业。
[HTK]第三，建立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与经济的持续增长，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与污染，在加大对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可以按照资源有偿使用以及公平发展原则，对区域共享的生态资源征收开发补偿费，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最终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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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