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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新事物似乎很容易遭遇到这样的命运——迅速崛起，迅速火爆；然后，迅速麻木，迅速厌倦，甚至迅速被人们所遗忘。
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制造的电视传奇不免让人联想起“崛起”、“火爆”，甚至“癫狂”这样的词语。那么，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娱乐界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事物，在今年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
尽管遭遇种种非议，各种名目繁多的平民选秀节目也蜂拥而起，不可否认的是，“超级女声”仍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电视节目之一。
原因也很简单，在“超级女声”身上，除了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一切之外，还可以感知到，在这个变革异常快速的社会中，一些人们无法看到却显然存在的所谓“命运”：正如围城。
“低俗”之争
2006年上半年，围绕着“超级女声”，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所言：“超女代表着低俗的文艺。文化产品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同于物质产品，是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选择和决定的。市场选择的不一定是好东西。超女肯定是市场选择的，但不能让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
这话不无道理，如果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变成了低俗的劳动人民，最后把中国建设成低俗的国家，那问题着实很严重。但“劳动人民”是不是真的很“陶醉”在“超女”这个节目中让自己慢慢变得低俗无趣呢?
在收看“超级女声”的普通观众和参赛选手中，《瞭望东方周刊》做了随机抽样调查，询问上述问题，得到的答案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是挺低俗”，另一类则认为“不算低俗，当然也不高雅”。
认为“挺低俗”的观众大多是对这个节目过于浓厚的商业气息颇有微词。“商业炒作成分太多了。评委不专业，水准不高；靠短信投票来决定比赛结果，没有可信度。”28岁的上海某公司文员王佳文说。
49岁的中学教师林伟杰则认为“超级女声”的海选环节完全是在引导人们“审丑”。“应该有十个筛选的环节，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来唱，甚至出丑，观众也以看别人出丑为乐，这不是很无聊吗?”林伟杰认为，“文艺节目应该让大家欣赏到美的东西，艺术和文化的含量应该尽量提高。”
但这些并不妨碍王佳文和林伟杰在闲暇之余看看这个节目，偶然看到唱得好的选手，他们也会由衷地赞叹。
当然，也的确有一些人与“觉悟”较高的王佳文、林伟杰不同，十分“陶醉”于此。19岁的大学生李清盈省下零花钱从安徽跑到杭州赛区参加海选，她也清楚自己实力很差，但从未认为自己参加超女是一种“出丑”行为。
李清盈海选中即遭淘汰，但她丝毫不觉沮丧：“只当是出门玩了一趟。挺开心的。”李清盈从没觉得超级女声低俗，“不就是一个节目，大家图个开心吗?难道这就代表低俗?”
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李妍并非“超女”迷，在她看来，“艺术不分贵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这团关于“低俗”的迷雾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的说法比较特别。他认为，迄今为止的“超女事件”实质上并非一个低俗与否的问题。
“超女”文化本质挑战传统权威
喻国明认为，打压一种新生事物的常见手段就是在道德上矮化它。这是很常用的手法，不用太在意。
“被指责为低俗的事情，也许10年之后就是时尚。20年前DISCO也被说成是低俗的，后来不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了吗?过去大众是沉默的，是被教导和被引导的，今天‘超女’出来了，大众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可能使习惯于老一套的人觉得无法适应。”喻国明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展江也有类似的意见，“超女事件”一方面是代沟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某些传统心态在作怪。
封新城一直很关注“超级女声”，在最近关于“超女”的评论中，他对一篇题为《超级女声就是梦想中国》的评论印象颇深，“这篇文章其实把一直回避的一层意思给点破了：事实是，‘我掌权，你们就都得听我的，还要觉得我的节目好’。”
“‘低俗’的话题集中在‘超女’身上，并非其本身低俗，实质上‘超女’的文化本质与过去的游戏规则、欣赏习惯、评价标准、话语权分配都很不一样了。”喻国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每一次时代转换的时候，都会产生对过去文化和传统的留恋，对‘落花流水’的哀惋；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的状态没有切实的把握，当然从更功利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话语权和势力范围受到了挑战，有些人就会做出某种比较极端的反应，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中，还有一点令人意外，有相当一部分收看《超级女声》的观众表示：“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超级女声’，但更不喜欢‘梦想中国’。”
为什么这些看上去“陶醉”其中，似乎完全依赖电视节目来休闲娱乐生活的劳动人民会使用“其实不太喜欢……更不喜欢……”这样的语句，来形容这些目前被认为最火最受大众欢迎的平民电视节目呢?仿佛是在无奈之下做了次等选择一般，和着轻轻的叹息。
一厢情愿地引导电视观众并非明智之举
“‘超女’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崛起的征兆：大众从被引导、到自我的自由表达。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喻国明说。
也正因如此，这个节目虽然的确存在着不少拙劣的成分，但许多对“超女”没有太大兴趣甚至好感的人却在它遭到抨击时站出来维护它。可以说，他们在维护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一档电视节目，而是选择的权利、表达的自由，以及民间的智慧。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等级和权力，喜欢干涉别人的生活和个人爱好。
“识时务者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教训观众。观众喜欢自有喜欢的道理，只要不违法就行；社会开放、多元了，人也应该有开放多元的心态。”展江一再强调这样的观点，“如果硬要干涉，就只能是自讨没趣。”
的确，对“超女”的参赛选手和忠实观众来说，刘忠德的批评、广电总局的干涉都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进入今年长沙赛区十强的选手胡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她和父母都听说了对“超级女声”的负面评价，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盲从任何一种言论。
“从我内心来说，希望大家能平静下来，回到看电视最本初的状态；避开种种纷扰，安静地看一下这个节目，笑一笑，如果觉得有些轻松就可以了。这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至于高雅和低俗，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验，这些东西会决定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会主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干涉的效果是不大的。”湖南卫视研发中心主任、“超级女声”总导演王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传者怎样说，受者就怎样听”，这一传播学上的“魔弹理论”，在几十年前就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质疑。接受者自有思维和判断，并非消极地接受讯息。就“超级女声”事件来说，大众长期以来积聚的情感需要、价值判断，以及在个性至上时代所滋长起来的逆反心理，早已使他们不再是消极被动、一枪便可洞穿的“靶子”了；因此，一厢情愿地“引导”他们，可能并非明智之举。
展江指出，文艺兼具产业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的意义，既是公共领域，又是市场领域，政府要扶持，但不能过度干预。市民社会的价值，就是政府的活动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政府逐渐放权的过程。
喻国明也认为，“政府真正管的应该是边界，是游戏规则。这种管理应该是普遍的、公平的，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的，更不能对不同的企业、机构有不同的政策，不能因为与己的远近亲疏而采取两套标准，更要设法切断领导机关和下属企业的利益连线。”
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制造的电视传奇不免让人联想起“崛起”、“火爆”，甚至“癫狂”这样的词语。那么，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娱乐界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事物，在今年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
尽管遭遇种种非议，各种名目繁多的平民选秀节目也蜂拥而起，不可否认的是，“超级女声”仍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电视节目之一。
原因也很简单，在“超级女声”身上，除了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一切之外，还可以感知到，在这个变革异常快速的社会中，一些人们无法看到却显然存在的所谓“命运”：正如围城。
“低俗”之争
2006年上半年，围绕着“超级女声”，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所言：“超女代表着低俗的文艺。文化产品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同于物质产品，是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选择和决定的。市场选择的不一定是好东西。超女肯定是市场选择的，但不能让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
这话不无道理，如果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变成了低俗的劳动人民，最后把中国建设成低俗的国家，那问题着实很严重。但“劳动人民”是不是真的很“陶醉”在“超女”这个节目中让自己慢慢变得低俗无趣呢?
在收看“超级女声”的普通观众和参赛选手中，《瞭望东方周刊》做了随机抽样调查，询问上述问题，得到的答案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是挺低俗”，另一类则认为“不算低俗，当然也不高雅”。
认为“挺低俗”的观众大多是对这个节目过于浓厚的商业气息颇有微词。“商业炒作成分太多了。评委不专业，水准不高；靠短信投票来决定比赛结果，没有可信度。”28岁的上海某公司文员王佳文说。
49岁的中学教师林伟杰则认为“超级女声”的海选环节完全是在引导人们“审丑”。“应该有十个筛选的环节，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来唱，甚至出丑，观众也以看别人出丑为乐，这不是很无聊吗?”林伟杰认为，“文艺节目应该让大家欣赏到美的东西，艺术和文化的含量应该尽量提高。”
但这些并不妨碍王佳文和林伟杰在闲暇之余看看这个节目，偶然看到唱得好的选手，他们也会由衷地赞叹。
当然，也的确有一些人与“觉悟”较高的王佳文、林伟杰不同，十分“陶醉”于此。19岁的大学生李清盈省下零花钱从安徽跑到杭州赛区参加海选，她也清楚自己实力很差，但从未认为自己参加超女是一种“出丑”行为。
李清盈海选中即遭淘汰，但她丝毫不觉沮丧：“只当是出门玩了一趟。挺开心的。”李清盈从没觉得超级女声低俗，“不就是一个节目，大家图个开心吗?难道这就代表低俗?”
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李妍并非“超女”迷，在她看来，“艺术不分贵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这团关于“低俗”的迷雾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的说法比较特别。他认为，迄今为止的“超女事件”实质上并非一个低俗与否的问题。
“超女”文化本质挑战传统权威
喻国明认为，打压一种新生事物的常见手段就是在道德上矮化它。这是很常用的手法，不用太在意。
“被指责为低俗的事情，也许10年之后就是时尚。20年前DISCO也被说成是低俗的，后来不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了吗?过去大众是沉默的，是被教导和被引导的，今天‘超女’出来了，大众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可能使习惯于老一套的人觉得无法适应。”喻国明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展江也有类似的意见，“超女事件”一方面是代沟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某些传统心态在作怪。
封新城一直很关注“超级女声”，在最近关于“超女”的评论中，他对一篇题为《超级女声就是梦想中国》的评论印象颇深，“这篇文章其实把一直回避的一层意思给点破了：事实是，‘我掌权，你们就都得听我的，还要觉得我的节目好’。”
“‘低俗’的话题集中在‘超女’身上，并非其本身低俗，实质上‘超女’的文化本质与过去的游戏规则、欣赏习惯、评价标准、话语权分配都很不一样了。”喻国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每一次时代转换的时候，都会产生对过去文化和传统的留恋，对‘落花流水’的哀惋；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的状态没有切实的把握，当然从更功利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话语权和势力范围受到了挑战，有些人就会做出某种比较极端的反应，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中，还有一点令人意外，有相当一部分收看《超级女声》的观众表示：“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超级女声’，但更不喜欢‘梦想中国’。”
为什么这些看上去“陶醉”其中，似乎完全依赖电视节目来休闲娱乐生活的劳动人民会使用“其实不太喜欢……更不喜欢……”这样的语句，来形容这些目前被认为最火最受大众欢迎的平民电视节目呢?仿佛是在无奈之下做了次等选择一般，和着轻轻的叹息。
一厢情愿地引导电视观众并非明智之举
“‘超女’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崛起的征兆：大众从被引导、到自我的自由表达。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喻国明说。
也正因如此，这个节目虽然的确存在着不少拙劣的成分，但许多对“超女”没有太大兴趣甚至好感的人却在它遭到抨击时站出来维护它。可以说，他们在维护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一档电视节目，而是选择的权利、表达的自由，以及民间的智慧。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等级和权力，喜欢干涉别人的生活和个人爱好。
“识时务者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教训观众。观众喜欢自有喜欢的道理，只要不违法就行；社会开放、多元了，人也应该有开放多元的心态。”展江一再强调这样的观点，“如果硬要干涉，就只能是自讨没趣。”
的确，对“超女”的参赛选手和忠实观众来说，刘忠德的批评、广电总局的干涉都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进入今年长沙赛区十强的选手胡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她和父母都听说了对“超级女声”的负面评价，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盲从任何一种言论。
“从我内心来说，希望大家能平静下来，回到看电视最本初的状态；避开种种纷扰，安静地看一下这个节目，笑一笑，如果觉得有些轻松就可以了。这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至于高雅和低俗，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验，这些东西会决定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会主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干涉的效果是不大的。”湖南卫视研发中心主任、“超级女声”总导演王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传者怎样说，受者就怎样听”，这一传播学上的“魔弹理论”，在几十年前就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质疑。接受者自有思维和判断，并非消极地接受讯息。就“超级女声”事件来说，大众长期以来积聚的情感需要、价值判断，以及在个性至上时代所滋长起来的逆反心理，早已使他们不再是消极被动、一枪便可洞穿的“靶子”了；因此，一厢情愿地“引导”他们，可能并非明智之举。
展江指出，文艺兼具产业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的意义，既是公共领域，又是市场领域，政府要扶持，但不能过度干预。市民社会的价值，就是政府的活动被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政府逐渐放权的过程。
喻国明也认为，“政府真正管的应该是边界，是游戏规则。这种管理应该是普遍的、公平的，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的，更不能对不同的企业、机构有不同的政策，不能因为与己的远近亲疏而采取两套标准，更要设法切断领导机关和下属企业的利益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