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对于汉藏民族的同源之说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几年来，持这种观点的有关学术论文不胜枚举。而前些年中美科学家利用当今最热门的生物遗传学DNA技术对几大汉族聚集区和藏族聚集区个别人的抽样检测调查结果也使这个观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其实在历史文献资料当中，倘若我们正确客观地看待社会历史留给我们的烙印，汉藏史料中不难发现许多有关汉藏民族渊源关系的痕迹。这些史料依据主要是由于受传统民族观的排他性和独尊性的驱使，未能引起世人的重视，从而蒙蔽了千百年。
　　追溯历史渊源，根据汉文史料，藏族的族源可追溯到青藏高原最古老的部族——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羌)姓之别也”。《新唐书》也记载：“吐蕃本西羌属”。历代汉文史书认为藏族主体是周秦时期从青藏高原东北南迁的唐旄、发羌两大羌人部落。在藏文史书里把这些羌部统称为藏族原始四大或六大姓氏中分化产生的分支部落小邦。也因为如此，当今羌语中有60％的词汇与藏语相同。关于汉族族源，同样与羌有着直接的关系，史书中如“炎帝神农氏，姜(与‘羌’通假)姓之族”等等原始阶段的记载说明。羌为炎黄族炎帝系正宗的说法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汉藏民族同羌的渊源关系不能与其他什么女娲补天或者猕猴罗刹的族源神话传说同日而语。尽管藏族原始史料中不象汉文文献记载的那样称“羌”，但根据早期文献中先民生活的地理位置等等分析，汉藏祖先实属当时散居于青藏高原东部一带的同一部族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汉藏民族在远古社会。最起码在黄帝时代之前的早期历史社会中可能是具有共同渊源的两个不同部落。在后来漫长的岁月当中，由于地域的隔离造成人文的分岔，人文的分岔促使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进而逐渐远离共同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而使得最初共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向各自的方向发展壮大。这两个方向大体可以推理为自黄河流域以东的农业社会文化和以西的牧业社会文化。一方盛兴于平原湿地，而一方繁衍于高原草地。
　　据考古发现，西藏卡诺文化遗址的陶器文明与黄河文明有不谋而合之处。童恩正先生在其《西藏考古综述》一文中描述“西藏细石器文明与华北地区古代文明具有共同风格”等等现象表明了两地文明的相同特征，相距上万里之间的这种特殊现象也是一种共同祖先的痕迹。关于汉藏姓氏，现在所使用的姓氏看起来五花八门而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分析远古的姓氏状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在汉族最古老的姓氏与藏族古代主体姓氏中，炎帝姓“姜”与藏族姓氏“spyng锄爸(将)”、周朝国君姓“周”与“vbri伴纯(郅)”、楚国国君姓“芈”与藏族姓氏“dmu拜瘁(弥)”、“赵”与“spr础(扎)”，“穆”与“mon淬稗(门)”等等之间语音上的相似或相同称呼也不能以“巧合”二字说得过去。
　　汉藏民族的语言，无论从语言发音还是从语词风格，两者之间的共同特征都具有远古性和口语性。因为文字形成前的语言史记录着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烙印，因此，汉藏两种语言之间不谋而合的共性不得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倘若我们抛开文字思考语言。汉藏两种语言之间如文言文“乃”与藏语“n1呈”、文言文“然”与藏语“red第拜”、“革”与“ko堡”、“俏”与“mchor扳惨半”等等词语所独有的音义对称性已不加掩饰地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不同民族两种语言之间如此广泛而融洽的共同点足以说明了一个历史真谛，即汉藏语言有着一个共同的语言祖先。藏语言专家瞿霭堂先生在其论著《藏语韵母研究》中称“藏语与汉语相似的语音结构，反映十世纪左右语言面貌的书面语中，五个元音和九个辅音韵尾组成的韵母系统简明而整齐，与汉藏共同语和汉藏语言较古阶段的韵母系统更为接近”。这说明汉藏民族在早期历史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发音比现在更为接近。后来由于受到社会形态和人文环境系统性异向发展，权力层频繁更迭以及人为语言修正改革的影响使汉藏两种语言远离了原始共同语。
　　另外，就汉藏服饰而言，古代汉族服饰与当今藏族服饰相比较，只是表现了地域气候的温湿型和高寒型的区别之外，其衽向、款式、袖长、边饰、襟形都非常雷同。从敦煌壁画《维摩诘变》中的赞普画像、唐朝画《步辇图》中的吐蕃大臣禄东赞的画像和敦煌壁画《劳度叉斗圣》以及柴达木地区吐蕃古墓出土板画彩绘中的吐蕃时期大臣、骑士、黎民及仆人等画像中所表现的当时藏族服装款式与唐朝服饰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较大的差距。当今社会所表现的差距只是因为藏民族居住偏远内陆、人口极为分散而服装尽管历经沧桑却变化甚微；而汉民族由于生存在异族环绕、交流频繁和较为开放的窗口地区，其服饰受到这些方面的因素自然发生变化的原因所致。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唐王谴蕃使入蕃拜见赞普时发现当时的吐蕃宫廷音乐中还演奏着与内地晋时代音乐相同的曲目。同样的音乐也表明了汉藏民族之间共同的文化底蕴。
　　汉藏民族的原始信仰之间自始至终有着密切关系。在原始信仰上的这些共同点，使两种民族在古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方面具有了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原始苯教崇拜天神，认为天神主宰一切，这与汉族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观念如出一辙。再如原始苯教和道教的法衣共同为黑色，以致这两种古代宗教教义中的核心内容“bon捶稗(温)和“万”的相似发音，“卍”与“万”两字的相似造型，还有道教的巫师和苯教巫师相似的职业活动等等，这些无不反映了汉藏两种民族间共同的文化现象和心理特征。也说明了汉藏民族在古代社会中所表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特性和相似伦理。鉴于汉藏民族原始信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作为一个专项课题进行专门探究，我想会有更多的谜底在等待世人去解开。
　　历史的发展转瞬即逝，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式变化。西夏时期的《颂师典》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羌(指吐蕃)汉弥人(指党项)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偶，边陲羌地有羌字”。笔者认为这是一首口口相传的歌谣，其中说明了汉藏民族从整体走向分化，从单纯走向复杂的历史沿革。云南有些少数民族民间传说中也有汉藏祖先为卵生同胞兄弟的说法，例如纳西族民间传说《创世纪》中说，“纳西族、白族、藏族、汉族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儿子”。
　　在藏族民间较为古老的歌谣、谚语等说唱内容中“藏汉”自始至终是一个非常普遍而鲜明的主题，而且这两个主题经常以排比和对偶的形式出现于各类体裁的民间文学中。比如安多民间歌谣中有：“上部藏域有四茹，下部汉地有四柱”、“上部藏域有青稞酒，下部汉地有大米酒”、“上部藏地神龛饰银朱， 下部汉地木桌铺绸缎”、“山羊粗毛能编藏人的帐篷，山羊绒毛能织汉人的帽子”等等为内容的歌词真是不胜牧举。很多研究者在谈及藏族族源时自然与猕猴和罗刹女之说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细心深思这一神话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个传说理喻的是一种人类起源的神话而不仅仅是一个种族起源。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青藏高原是人类发祥地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古代大思想家孔夫子所言的“夷不乱华”之观已在早期历史社会中指明了一个开拓性的课题。但由于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性质及世俗观念的束缚，此后很长的历史文献当中对于这个话题似乎无人过问。究竟历史上的史学家们是在有意回避还是视而不见，今人不得而知。然而，这个问题在唐太宗李世明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荻，朕独爱如一”这样的观点中似乎得出了答案。从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唐朝之前中央王朝对周边不同民族的片面看法。
　　当今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所表现出的巨大不同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处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下逐渐形成的。自然因素决定了汉藏民族不同的生活形态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又直接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自然因素尽管不是分辨文化的唯一标志，但却是导致汉藏民族文化趋于不同走向的直接因素。始祖当初无意中把刚开始分裂时所产生的不同意识形态当作了一个基点。这个形成不同文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形成各自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两个部群在各自的文化领域里形成各自的语言，创建各自的文字，两种文化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彼此之间的文化鸿沟越是异向发展就越显互不相容。在走向不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经济类型及审美观念等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地域对人类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持久影响，最终导致在语言、观念、习俗等等方面造就为相互截然不同的特征而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
　　因此，虽然我们无法回到祖先的时代去聆听他们的心声，但一个真实的历史课题使我们真正认识了扑朔迷离的民族关系，促使人们不能司空见惯地看待“民族”这个历史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而是要摆脱世俗、政治、伦理、价值观的枷锁，用新型的洞察力和智慧开拓柳暗花明后的那一片广阔天地。
　　总之，如果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那么我们自然感到历史研究领域的纵深拓展使民族间的鸿沟不在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