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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
放在我面前的第一幅照片，拍的是大会主席台。台上直垂的幕布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人错落相叠的画像，六面鲜艳的党旗分别挂在两侧。主席台上就座的，由右向左分别是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任弼时、朱德。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正站在麦克风前主持大会。主席台下只拍了第一排，那是会议工作人员的座位。左数第三个着深色服装者就是我，只能看到项背，正俯首以速记符号记录主持人的讲话。至今我还珍藏着中共七大职员证（号码一六五）。
1945年七大召开时，为了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科长是廖鲁言。下设一个汉字股，由刘秀峰负责；一个速记股，由张树德负责。参加速记股的，是当时速记室的全体同志。我们记录了毛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以及大会上所有人的发言。
我手头有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除了《论联合政府》是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用速记记下来印刷的。有的还注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这是党的速记工作兴旺时期。
1943年，为了准备七大的召开，需要再补充一批速记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抽调去学习速记的。我学速记，没有参加正式的培训班，是在资深速记员周昆玉指导下，完成速记训练课程的。有一次，毛主席作报告，要作速记记录。领导就让我去。实际上，这次记录是让我去实习，领导怕我记不下来，还同时安排了一名老速记员和我一起记录。这次毛主席报告的题目是《组织起来》，时间是在1943年11月29日。
整风期间，毛主席还抽看过我们这帮青年人的学习笔记，其中张树德的笔记就被抽看过。看后有的还有批语。离开延安时，不许带，这些东西都交组织保存了。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了，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记录工作。我记得，彭真作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大会开幕的时候说：“我们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平均年龄30周岁，我们党已经是壮年了，党更成熟了。”毛主席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书面报告，会上发给各位代表，毛主席没有照本宣读。他只拿着一个提纲在会上作了口头政治报告，讲得非常生动形象。
七大召开前，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彭德怀要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教训，组织上就调我去给他作速记。他口述，我记录整理。他说，七七事变后，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了，我军深入敌后。在华北近8年血战中解放了多少人口，建立了多少根据地，八路军发展了多少倍，民兵有多少万，毙敌伪军多少等，他如数家珍。当谈到“百团大战”时，他的叙述变得十分缓慢，反复思考，不断修改。看得出他思想有些沉重和矛盾。有一天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有一个人进来打断了我们的工作。当时的热门话题，是“抢救失足者”。说起“抢救运动”，彭德怀就很生气，说：“有同志来找我证明，从太行山回来的同志有什么问题？”他右手一挥，说：“他们都是好同志！”
我为彭德怀记录不止一次。1944年秋，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大军，到豫鄂湘粤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请彭德怀作报告。这次报告也是我给他记录的。彭德怀很兴奋，话讲得很长、很多，至今我记得还很清楚。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自己的“童年泪”。他说自己小时候要过饭，没有鞋袜穿，唯一的“肉袜子”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抗战胜利后，速记技术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经过延安的发展，速记工作已经成为党的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速记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我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办过一期速记培训班，使速记应用的范围更大了。这应该是党的速记工作发展的第三阶段。
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有些做速记工作的同志调到北平军调处，刘继光就是其中一个。刘继光很精干。他参加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时的速记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加上美国人，共同成立了军调处。军调处的组织形式是，上边有个三人小组，我们这边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是三个委员，我们这边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郑介民，美国方面是罗伯逊。下边是三个参谋长，我们这边是罗瑞卿，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换了好几个人。三人委员会商定，原则问题由大家定。三个参谋长在一起议事，争吵得很厉害。
刘继光他们每天的记录连夜整理，紧张得很，因为毛主席第二天就要看。他们整理出来，油印，用班机送给毛主席。一次，罗瑞卿与蔡文治吵架。那时国民党总是造谣，罗瑞卿讲了一句“狡辩掩盖不了事实”，国民党翻译挑拨说“狡者，狗也”。这个话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能接受的。美国人闹不清楚。我们的翻译马上提出抗议：说你怎么能这样翻译和解释？一次三人委员会开会时，争论张家口附近的峰镇的归属问题，以停战协定1月13日24时为界，峰镇原来是我们的，后来被国民党占了，我们又夺了回来，国民党说是他们的。叶剑英举例说，比如这个苹果是我们的，你夺过去了，我再夺回来，你说这个苹果是谁的？叶剑英还说，每次谈判我们都要小心，不要上他们的圈套，他们两个人设圈套，让我们钻，搞钓鱼政策。真巧，国民党、美国人都各自用了一个中文速记员，使用的都是“汪怡式”速记法。
1947年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有一小部分做速记工作的同志，随中央进入河北省西柏坡。在西柏坡，首先为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作了记录。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紧接着，又记录了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彭真主持的。在土改高潮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左”的错误。任弼时调查了30个村子，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斗争地主的大会，发现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必须坚决地公开予以纠正，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后来，任弼时还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为题目，在有关会议上作了报告，讲得很精辟。毛主席看到后，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出，所有报刊转载，并印成小册子三天内发下去，执行效果很好。
在西柏坡也办了一期速记培训班，我们速记工作者还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记录。
速记工作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速记工作不仅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各个解放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速记工作者沈安娜和华明之夫妇，就是中共地下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杰出代表。1985年1月，老速记工作者在北京聚会，沈、华二人也出席了，还回忆了当年的有关情况，一并记述在这里。
沈安娜是上中学时学的速记，她学的是“炳勋式”的速记。1935年，她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就职。在我党的教育影响下，她参加了我党地下情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8年，由周恩来、董必武等派遣，她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机关。经组织批准，她履行了特别手续，加入了国民党，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长达10年之久。她经常坐在蒋介石身后，担任高层重要会议记录。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身后的速记员就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许多核心机密内容，都经她的手记录后辗转送到我们党这边。
沈安娜当时很年轻，曾向周恩来提出想到延安学习一年。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去一天就暴露了身份，还能去一年？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沈安娜作为大会速记员，就坐在蒋介石身后的速记席上。会议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以及秘密通过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沈安娜都及时地把这些情报汇报给了党组织。
沈安娜还参加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政协会议的记录工作。在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时，邓颖超参加会议见到了她。邓颖超一入场就两手背在背后转身向她轻轻地摆了一下手势，意思是不要打招呼。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各党派及社会名流，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都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敬求墨宝”。周恩来称她为“女士”，题词为“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董必武的题词是“加强学习”。国民党要员称她为“同志”，题词都是称赞她“温柔、敦厚、端庄、贤淑”之类的套话。共产党代表称她为“女士”，国民党代表称她为“同志”。这真是有趣的错位。
沈安娜把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开会时的一些情况、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也记录下来，及时传给了中共中央。中央领导看后，笑得前仰后合。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
沈安娜谎称孩子闹病，把这个记录带回家去翻译。她翻译以后，华明之就摘录整理，及时传给党组织。她说，做情报工作，党的领导是根本，思想修养是关键。国民党曾经要让她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她都谢绝了，因为当了代表、委员，就做不成速记工作了。
她工作很出色，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她把会议情况及时报送中共中央，周恩来称赞她“迅速准确”。她很谦虚，说情报工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与交通、电报等工作配合才能完成。华明之就是党的交通员，负责与她联系。沈安娜说：“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坐在他身后的、默默地以一支铅笔埋头速记的速记员竟然是中共的情报员！”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在上海公开露面时，过去的同行见了，莫不惊讶地说：“想不到沈安娜小姐竟是共产党！”华明之过去的同事得知华是共产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军管会接管工作时，也都十分惊讶。有人感叹说：“从你们夫妇二人身上，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中央领导对速记工作的重视
速记工作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时期，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差不多都是利用速记记录下来的。我们速记工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与中央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分不开的。
在延安时，任弼时讲，速记工作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张闻天讲，速记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张闻天还说，在延安找50个团长不成问题，而要找50个速记员就办不到。毛主席讲话很重要，没时间写下来，他讲出来，你们记下来，整理出来，交给他再去修改，节省了他很多时间。朱德总司令也是这样。他讲了，再让他去写，他也挤不出那么多时间来。毛主席看我们的速记符号都是条条线线，诙谐地说：“这像是豆芽菜！”
有一次，在一个周末的舞会上，一个速记员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做速记工作。毛主席又问：“你使用的速记是谁发明的？”她说是汪怡。毛主席说：“汪怡这个人很不错，发明的速记对我们很有用。”
战争年代，延安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打字机，有一段时间会议很多，速记员的任务很重。白天记录，晚上翻译，一般白天记一个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个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大家在小油灯下工作，张闻天看到这种情况，很关心我们，说：“你们可以向请你们记录的单位要报酬，每一个小时每人要两元钱。”请我们记录的单位说“边区财政不发这个钱”之后，任弼时说：“不必要钱了，晚上加班给你们夜餐吧。”有的同志回忆说，速记员曾经每人每月发六斤小米津贴，后来形势好转了，又改为猪肉津贴。有一个冬天，天气很冷。速记员在大会上作记录时，没有穿棉鞋，也没穿袜子，都用一块布包在脚上，穿着草鞋。贺龙看见后，亲自批条子，给速记员每人发一双毡窝窝。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天气很热，速记员们热得汗流浃背，刘少奇到速记员跟前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边说边给速记员每人一块西瓜。前者暖在心上，后者甜在心间。由于领导的关心，我们工作再累，生活再艰苦，大家也都是高高兴兴的。
中央领导对速记员的要求很严格，注意提高我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李富春曾说，党内有三种机要：一种是文件机要，一种是电报机要，一种是会议机要。要求大家严格会议记录。还说，记录既要忠实，也不要有闻必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陈毅对速记工作也非常重视，还指示军委开办了速记学校。
1983年3月18日，中央办公厅由曾三出面召集延安速记工作者座谈会，回顾速记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地点是在曾三的办公室。
1985年1月15日，在中直机关招待所，又召开了一次延安老速记工作者座谈会。中央办公厅领导冯文彬、曾三、王兆国出席了会议，还和大家合影。各地去的有张树德、白介夫、张重、王仲方、张霁中、武承宗、刘继光、王宾、沈安娜、华明之、章岩、王晋等。
关于速记工作的这些片断回忆，有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有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情景，有的是我亲耳听有关同志说的事情。
放在我面前的第一幅照片，拍的是大会主席台。台上直垂的幕布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人错落相叠的画像，六面鲜艳的党旗分别挂在两侧。主席台上就座的，由右向左分别是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任弼时、朱德。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正站在麦克风前主持大会。主席台下只拍了第一排，那是会议工作人员的座位。左数第三个着深色服装者就是我，只能看到项背，正俯首以速记符号记录主持人的讲话。至今我还珍藏着中共七大职员证（号码一六五）。
1945年七大召开时，为了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科长是廖鲁言。下设一个汉字股，由刘秀峰负责；一个速记股，由张树德负责。参加速记股的，是当时速记室的全体同志。我们记录了毛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以及大会上所有人的发言。
我手头有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除了《论联合政府》是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用速记记下来印刷的。有的还注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这是党的速记工作兴旺时期。
1943年，为了准备七大的召开，需要再补充一批速记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抽调去学习速记的。我学速记，没有参加正式的培训班，是在资深速记员周昆玉指导下，完成速记训练课程的。有一次，毛主席作报告，要作速记记录。领导就让我去。实际上，这次记录是让我去实习，领导怕我记不下来，还同时安排了一名老速记员和我一起记录。这次毛主席报告的题目是《组织起来》，时间是在1943年11月29日。
整风期间，毛主席还抽看过我们这帮青年人的学习笔记，其中张树德的笔记就被抽看过。看后有的还有批语。离开延安时，不许带，这些东西都交组织保存了。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了，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记录工作。我记得，彭真作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大会开幕的时候说：“我们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平均年龄30周岁，我们党已经是壮年了，党更成熟了。”毛主席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书面报告，会上发给各位代表，毛主席没有照本宣读。他只拿着一个提纲在会上作了口头政治报告，讲得非常生动形象。
七大召开前，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彭德怀要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教训，组织上就调我去给他作速记。他口述，我记录整理。他说，七七事变后，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了，我军深入敌后。在华北近8年血战中解放了多少人口，建立了多少根据地，八路军发展了多少倍，民兵有多少万，毙敌伪军多少等，他如数家珍。当谈到“百团大战”时，他的叙述变得十分缓慢，反复思考，不断修改。看得出他思想有些沉重和矛盾。有一天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有一个人进来打断了我们的工作。当时的热门话题，是“抢救失足者”。说起“抢救运动”，彭德怀就很生气，说：“有同志来找我证明，从太行山回来的同志有什么问题？”他右手一挥，说：“他们都是好同志！”
我为彭德怀记录不止一次。1944年秋，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大军，到豫鄂湘粤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请彭德怀作报告。这次报告也是我给他记录的。彭德怀很兴奋，话讲得很长、很多，至今我记得还很清楚。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自己的“童年泪”。他说自己小时候要过饭，没有鞋袜穿，唯一的“肉袜子”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抗战胜利后，速记技术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经过延安的发展，速记工作已经成为党的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速记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我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办过一期速记培训班，使速记应用的范围更大了。这应该是党的速记工作发展的第三阶段。
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有些做速记工作的同志调到北平军调处，刘继光就是其中一个。刘继光很精干。他参加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时的速记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加上美国人，共同成立了军调处。军调处的组织形式是，上边有个三人小组，我们这边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是三个委员，我们这边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郑介民，美国方面是罗伯逊。下边是三个参谋长，我们这边是罗瑞卿，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换了好几个人。三人委员会商定，原则问题由大家定。三个参谋长在一起议事，争吵得很厉害。
刘继光他们每天的记录连夜整理，紧张得很，因为毛主席第二天就要看。他们整理出来，油印，用班机送给毛主席。一次，罗瑞卿与蔡文治吵架。那时国民党总是造谣，罗瑞卿讲了一句“狡辩掩盖不了事实”，国民党翻译挑拨说“狡者，狗也”。这个话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能接受的。美国人闹不清楚。我们的翻译马上提出抗议：说你怎么能这样翻译和解释？一次三人委员会开会时，争论张家口附近的峰镇的归属问题，以停战协定1月13日24时为界，峰镇原来是我们的，后来被国民党占了，我们又夺了回来，国民党说是他们的。叶剑英举例说，比如这个苹果是我们的，你夺过去了，我再夺回来，你说这个苹果是谁的？叶剑英还说，每次谈判我们都要小心，不要上他们的圈套，他们两个人设圈套，让我们钻，搞钓鱼政策。真巧，国民党、美国人都各自用了一个中文速记员，使用的都是“汪怡式”速记法。
1947年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有一小部分做速记工作的同志，随中央进入河北省西柏坡。在西柏坡，首先为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作了记录。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紧接着，又记录了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彭真主持的。在土改高潮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左”的错误。任弼时调查了30个村子，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斗争地主的大会，发现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必须坚决地公开予以纠正，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后来，任弼时还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为题目，在有关会议上作了报告，讲得很精辟。毛主席看到后，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出，所有报刊转载，并印成小册子三天内发下去，执行效果很好。
在西柏坡也办了一期速记培训班，我们速记工作者还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记录。
速记工作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速记工作不仅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各个解放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速记工作者沈安娜和华明之夫妇，就是中共地下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杰出代表。1985年1月，老速记工作者在北京聚会，沈、华二人也出席了，还回忆了当年的有关情况，一并记述在这里。
沈安娜是上中学时学的速记，她学的是“炳勋式”的速记。1935年，她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就职。在我党的教育影响下，她参加了我党地下情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8年，由周恩来、董必武等派遣，她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机关。经组织批准，她履行了特别手续，加入了国民党，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长达10年之久。她经常坐在蒋介石身后，担任高层重要会议记录。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身后的速记员就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许多核心机密内容，都经她的手记录后辗转送到我们党这边。
沈安娜当时很年轻，曾向周恩来提出想到延安学习一年。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去一天就暴露了身份，还能去一年？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沈安娜作为大会速记员，就坐在蒋介石身后的速记席上。会议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以及秘密通过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沈安娜都及时地把这些情报汇报给了党组织。
沈安娜还参加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政协会议的记录工作。在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时，邓颖超参加会议见到了她。邓颖超一入场就两手背在背后转身向她轻轻地摆了一下手势，意思是不要打招呼。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各党派及社会名流，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都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敬求墨宝”。周恩来称她为“女士”，题词为“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董必武的题词是“加强学习”。国民党要员称她为“同志”，题词都是称赞她“温柔、敦厚、端庄、贤淑”之类的套话。共产党代表称她为“女士”，国民党代表称她为“同志”。这真是有趣的错位。
沈安娜把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开会时的一些情况、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也记录下来，及时传给了中共中央。中央领导看后，笑得前仰后合。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
沈安娜谎称孩子闹病，把这个记录带回家去翻译。她翻译以后，华明之就摘录整理，及时传给党组织。她说，做情报工作，党的领导是根本，思想修养是关键。国民党曾经要让她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她都谢绝了，因为当了代表、委员，就做不成速记工作了。
她工作很出色，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她把会议情况及时报送中共中央，周恩来称赞她“迅速准确”。她很谦虚，说情报工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与交通、电报等工作配合才能完成。华明之就是党的交通员，负责与她联系。沈安娜说：“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坐在他身后的、默默地以一支铅笔埋头速记的速记员竟然是中共的情报员！”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在上海公开露面时，过去的同行见了，莫不惊讶地说：“想不到沈安娜小姐竟是共产党！”华明之过去的同事得知华是共产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军管会接管工作时，也都十分惊讶。有人感叹说：“从你们夫妇二人身上，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中央领导对速记工作的重视
速记工作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时期，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差不多都是利用速记记录下来的。我们速记工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与中央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分不开的。
在延安时，任弼时讲，速记工作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张闻天讲，速记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张闻天还说，在延安找50个团长不成问题，而要找50个速记员就办不到。毛主席讲话很重要，没时间写下来，他讲出来，你们记下来，整理出来，交给他再去修改，节省了他很多时间。朱德总司令也是这样。他讲了，再让他去写，他也挤不出那么多时间来。毛主席看我们的速记符号都是条条线线，诙谐地说：“这像是豆芽菜！”
有一次，在一个周末的舞会上，一个速记员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做速记工作。毛主席又问：“你使用的速记是谁发明的？”她说是汪怡。毛主席说：“汪怡这个人很不错，发明的速记对我们很有用。”
战争年代，延安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打字机，有一段时间会议很多，速记员的任务很重。白天记录，晚上翻译，一般白天记一个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个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大家在小油灯下工作，张闻天看到这种情况，很关心我们，说：“你们可以向请你们记录的单位要报酬，每一个小时每人要两元钱。”请我们记录的单位说“边区财政不发这个钱”之后，任弼时说：“不必要钱了，晚上加班给你们夜餐吧。”有的同志回忆说，速记员曾经每人每月发六斤小米津贴，后来形势好转了，又改为猪肉津贴。有一个冬天，天气很冷。速记员在大会上作记录时，没有穿棉鞋，也没穿袜子，都用一块布包在脚上，穿着草鞋。贺龙看见后，亲自批条子，给速记员每人发一双毡窝窝。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天气很热，速记员们热得汗流浃背，刘少奇到速记员跟前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边说边给速记员每人一块西瓜。前者暖在心上，后者甜在心间。由于领导的关心，我们工作再累，生活再艰苦，大家也都是高高兴兴的。
中央领导对速记员的要求很严格，注意提高我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李富春曾说，党内有三种机要：一种是文件机要，一种是电报机要，一种是会议机要。要求大家严格会议记录。还说，记录既要忠实，也不要有闻必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陈毅对速记工作也非常重视，还指示军委开办了速记学校。
1983年3月18日，中央办公厅由曾三出面召集延安速记工作者座谈会，回顾速记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地点是在曾三的办公室。
1985年1月15日，在中直机关招待所，又召开了一次延安老速记工作者座谈会。中央办公厅领导冯文彬、曾三、王兆国出席了会议，还和大家合影。各地去的有张树德、白介夫、张重、王仲方、张霁中、武承宗、刘继光、王宾、沈安娜、华明之、章岩、王晋等。
关于速记工作的这些片断回忆，有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有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情景，有的是我亲耳听有关同志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