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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人类个体生命的重要体验，也是人生的必然阶段。成长小说在文学史上自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当代小说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我国北大教授曹文轩的《根鸟》都被誉为“成长小说的现代经典”。本文就从成长模式入手，分析塞林格的《守望者》和曹文轩的《根鸟》能够成为成长小说经典之作的原因差异。
一、中美两国文化
曹文轩的《根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生成的，传统文化向来以群体为本位，提倡和推崇“为人民服务”；塞林格的《守望者》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体现，注重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自由平等。这种差异是由支撑它们各自的哲学思想决定的。中国的三大宗教是“群体主义”的根源：儒家，以“仁爱”为核心，提倡每个人要从全局出发，凡事先想到别人，关爱别人，摒弃私心杂念，学会和别人相处，根鸟成长道路上出现不少领路人，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根鸟性格中谦虚谨慎，做事考虑周全是道家强调克制和“度”的体现；佛教，以“隐忍”为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而根鸟在成长历程中经历艰难困苦，最终找到梦中的大峡谷，正是佛教先苦后甜，经历大困苦最终到达彼岸的体现。
产生《守望者》的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其思想根源来自欧洲，最先接受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这种文明是一种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又形成一种勇于开拓、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文艺复兴时期地“人本主义”思想也为美国的个人主义观提供了可能。美国人信奉“先为自我，我再帮人”，首先考虑的是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然后是物质财富和个人幸福的追求，最后才会想到帮助别人。霍尔顿想回归童年，不想看到成人世界的虚伪、社会的冷漠，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缺乏精神引路人，无一不是对美国文化很好的表达。
二、时代背景
《守望者》发表于1951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一跃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地位，对内实行麦卡锡主义，镇压异己；对外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人民处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备受压抑的时代，生活在其中的青少年最具活力，较早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闷，最先起来反抗。可是，整个社会人性的准则已荡然无存，他们一味地用四肢生活而不是用脑子，青少年已无能为力，患上了“时代病”，苦闷彷徨，孤独厌世，成为“垮掉的一代”，霍尔顿成了这一类型的代表。塞林格以他深刻的笔触对这一社会现象严加批判，对青少年精神成长充满担忧，对美国工业文明充满质疑。
《根鸟》发表于1999年，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不用再为温饱担忧，求神拜佛不再流行，甚至走向了一个极端，将一切信仰粉碎，怀疑一切，认为“梦”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享受，精神世界相当贫乏。根鸟的寻梦道路是那样的艰难，不仅是来源于他的心智不够成熟，更重要的则是周围人的不理解。《根鸟》的问世，人们能够看出曹文轩有唤醒群众追求精神幸福，重视内心世界的呼吁与呐喊。曹文轩同样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层面，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他认为“文学要有担当，要写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要写生活中应有的东西”。
两部作品的发表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却傳达出共同的心声，更多关注青少年精神层面的成长。
三、作家个人经历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认为，“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要是想要创造出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精力”。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学业上，塞林格的表现一直都不出色。他在纽约学校时，成绩不佳，几乎可以说被勒令退学，他父亲为他联系了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准军事学校。中学毕业后，塞林格在纽约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接着去欧洲学习从事家族生意，但是欧洲之旅又让他认识到不能继承父业，不久继续回国读书，先后进了三所学校都未毕业。《守望者》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但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塞林格的影子，霍尔顿的出身、一系列的成长经历以及霍尔顿愤怒消极的情绪，无一不是塞林格这个愤世嫉俗者对自己内心的最好表达。他揭示了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代沟，提倡个性自由，让不少青少年产生共鸣，他用内心的声音传达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怀。
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盐城的农村，虽然他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他曾说：“20岁之前的岁月，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村孩子，乡村用20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了要属于他的人。”后来，他进入了北京这个大都市，城市文明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并没有让他忘却乡村；相反，他越来越想念那纯净的农村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使他在燥热的大都市获得一片心灵的净地。纯净的乡村生活孕育着他，美丽的乡村故事感染着他，时机一旦成熟，他就会把这些尘封的记忆公布于世，从而感染浮躁的人们，使精神世界贫乏的青少年获得心灵的慰安与感动。《根鸟》这部成长小说，就是在于“指引”，而非表现真实，他是曹文轩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对个体成长的终极追问。
四、结语
就是在这样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作家笔下，两部“成长经典”应运而生。塞林格和曹文轩都从人和人性方面关注青少年成长，关注少年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为个人的成长探寻出路。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中美两国文化
曹文轩的《根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生成的，传统文化向来以群体为本位，提倡和推崇“为人民服务”；塞林格的《守望者》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体现，注重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自由平等。这种差异是由支撑它们各自的哲学思想决定的。中国的三大宗教是“群体主义”的根源：儒家，以“仁爱”为核心，提倡每个人要从全局出发，凡事先想到别人，关爱别人，摒弃私心杂念，学会和别人相处，根鸟成长道路上出现不少领路人，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根鸟性格中谦虚谨慎，做事考虑周全是道家强调克制和“度”的体现；佛教，以“隐忍”为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而根鸟在成长历程中经历艰难困苦，最终找到梦中的大峡谷，正是佛教先苦后甜，经历大困苦最终到达彼岸的体现。
产生《守望者》的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其思想根源来自欧洲，最先接受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这种文明是一种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又形成一种勇于开拓、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文艺复兴时期地“人本主义”思想也为美国的个人主义观提供了可能。美国人信奉“先为自我，我再帮人”，首先考虑的是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然后是物质财富和个人幸福的追求，最后才会想到帮助别人。霍尔顿想回归童年，不想看到成人世界的虚伪、社会的冷漠，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缺乏精神引路人，无一不是对美国文化很好的表达。
二、时代背景
《守望者》发表于1951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一跃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地位，对内实行麦卡锡主义，镇压异己；对外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人民处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备受压抑的时代，生活在其中的青少年最具活力，较早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闷，最先起来反抗。可是，整个社会人性的准则已荡然无存，他们一味地用四肢生活而不是用脑子，青少年已无能为力，患上了“时代病”，苦闷彷徨，孤独厌世，成为“垮掉的一代”，霍尔顿成了这一类型的代表。塞林格以他深刻的笔触对这一社会现象严加批判，对青少年精神成长充满担忧，对美国工业文明充满质疑。
《根鸟》发表于1999年，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不用再为温饱担忧，求神拜佛不再流行，甚至走向了一个极端，将一切信仰粉碎，怀疑一切，认为“梦”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享受，精神世界相当贫乏。根鸟的寻梦道路是那样的艰难，不仅是来源于他的心智不够成熟，更重要的则是周围人的不理解。《根鸟》的问世，人们能够看出曹文轩有唤醒群众追求精神幸福，重视内心世界的呼吁与呐喊。曹文轩同样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层面，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他认为“文学要有担当，要写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要写生活中应有的东西”。
两部作品的发表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却傳达出共同的心声，更多关注青少年精神层面的成长。
三、作家个人经历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认为，“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要是想要创造出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精力”。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学业上，塞林格的表现一直都不出色。他在纽约学校时，成绩不佳，几乎可以说被勒令退学，他父亲为他联系了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准军事学校。中学毕业后，塞林格在纽约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接着去欧洲学习从事家族生意，但是欧洲之旅又让他认识到不能继承父业，不久继续回国读书，先后进了三所学校都未毕业。《守望者》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但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塞林格的影子，霍尔顿的出身、一系列的成长经历以及霍尔顿愤怒消极的情绪，无一不是塞林格这个愤世嫉俗者对自己内心的最好表达。他揭示了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代沟，提倡个性自由，让不少青少年产生共鸣，他用内心的声音传达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怀。
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盐城的农村，虽然他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他曾说：“20岁之前的岁月，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村孩子，乡村用20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了要属于他的人。”后来，他进入了北京这个大都市，城市文明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并没有让他忘却乡村；相反，他越来越想念那纯净的农村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使他在燥热的大都市获得一片心灵的净地。纯净的乡村生活孕育着他，美丽的乡村故事感染着他，时机一旦成熟，他就会把这些尘封的记忆公布于世，从而感染浮躁的人们，使精神世界贫乏的青少年获得心灵的慰安与感动。《根鸟》这部成长小说，就是在于“指引”，而非表现真实，他是曹文轩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对个体成长的终极追问。
四、结语
就是在这样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作家笔下，两部“成长经典”应运而生。塞林格和曹文轩都从人和人性方面关注青少年成长，关注少年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为个人的成长探寻出路。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