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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中海东部地区（麗范特）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孕育了古希腊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对其西部的古罗马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中心是研究大规模区际税金在西部地中海之流动。大规模税金流动是通过地方区际贸易与交易完成的。区际贸易量由资金供给量决定。而资金来自税金和租金。古罗马政治权势集中在大税吏手里。从行省来首都的租金、税金多由皇室、中央精英花销，成为贸易发展的动力源泉。反映出海洋文明对罗马文明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古罗马；中央政权；皇权；税金流动；关系；大规模区际税金；西部地中海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6-0085-03
税是打开政治之门的钥匙，因为搞政治离不开钱，要钱就要征税。研究古罗马征税问题，能更深入地理解和借鉴古罗马中央政府有关政策、宪法、海关进出口、国际贸易、税法等方面的经验，更好地为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公元前2—1世纪，罗马政府在全帝国范围内征收巨量税金。公元前200—157年间，总收入6.10亿狄纳里乌斯，其中行省税收1.30亿狄纳里乌斯，占收入的21.311%。公元前150—90年，行省税收就达到90%[1]。巨量税金极大刺激了全国贸易量的增长。税金用于其他行省或意大利，缴税省要输出等量产品赚回税金。大规模区际税金与贸易之流动大抵围绕着帝国的三个地带展开：防御部队驻守的前线省；包括西班牙、山南高卢、北非、小亚、叙利亚和埃及在内的富裕缴税省；花销巨量税金的意大利和罗马城（宫廷和中央政府）。前线省和意大利、罗马城消耗的税金超过缴税省。这暗示前线省和意大利和罗马城（宫廷和中央政府）交易的产品等同于输入的税金。核心是大规模区际税金和贸易流动。
一、区际（行省）网络与经济交易
大规模税金流动是通过地方贸易与交易完成的。税金及税区外之交易对耕耘者产生巨大压力。罗马征服前，耕耘者不付税金，如今必须生产更多粮食以支付税金。耕耘者、工匠出售农产品、工艺品、纺织品、革制品、珀特思[pots]，以换取税金。D.P.S.孔雀（D.P.S.Peacock），在“罗马船运和贸易：不列颠和莱茵省”一文中考察了珀特思（pots）考古证据及其分布图例证了长途贸易的能力和方向。J.都.普拉特.泰勒（J.du Plat Taylor）和H.柯丽瑞（H.Cleere），在《不列颠考古学研究报告》（1978：49）中也论述了以货代税，产品直接运往税金贸易区，例如西班牙橄榄油运往罗马城。长途运粮尤其陆运，要花很高的代价；德鲁繆（J.Delumeau）在《罗马社会经济史》（1959：521）阐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种简单生产、分配、消费模式，累积效应很重要。农业生产、劳力划分、工匠数目、城镇规模、地方市场、长途商业均有增长。政府公务员（文官和武官）、国家机器（现役部队、警察等），以税金为薪水，以购买粮食、服役和来自遥远的缴税新省的工艺品。前线将士和后方官员的需要促进产品增长。这暗示：经济在货币化，交易在商品化，生产、消费间的关系在延伸，中间贸易、船舶抵押、银行事业在崛起，城市发展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M.芬利（M.Finley）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1977：305）“古代城市：F.D.古朗治至马克思.韦伯及其以后”一文中，论述相当精密、周祥。这诠释了耕耘者个人行为与城镇生产者集体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
土地贵族居住在城市，行省精英将租金花在行省城镇，有助于形成地方贸易网。都市化地区如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建立良好区际网，进行大规模区际贸易。罗马征服推进了原有地区包括先进经济区在内的经济模式的发展。贷款给农场主，当偿还不起巨息时，就扣押不动产、资金、劳动力和土地，实际上贷款只是对税金和贸易长时段相向交流的短暂适应。当地人只得接受事实：税金不花在本地，而花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如意大利、罗马城（宫廷和中央政府）和前线省这些“磁场”最大引力区，结果，核心省地区因征服而日益富裕，这些先进区很快适应经济巨变，帝国早期经济普遍繁荣。首先，税金刺激了征服中形成的复杂贸易网。其次，贸易是在互惠互利、互为供需基础上流动的。地中海盆地成为重要出口贸易区。第三，需求结构和数量受到地中海气候尤其是雨量波动的严重影响。小麦、大麦、葡萄酒、橄榄油不需长途贸易。但年降雨量剧烈波动造成作物产量过剩或短缺，不可预知的粮食过剩和市场需求也随之产生波动。
区际粮食贸易，大多是海运贸易。舶来品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需要。简单地分为中央精英和土地贵族、奢侈品贸易和粮食贸易，不能妥善解决罗马经济的复杂需求。这严重导致帝国交易品种、数量的复杂性。证据如下：虢爱特音（S.D.Goitein）在《地中海社会》（1967）中，论述了公元前10世纪以后古典地中海贸易。同时，《古罗马经济研究》亦列举了T.富饶柯（T.Frank）产品清单，反映了古典经济史观。纳米邸崖（Numidia）的帕美拉（Palmyra）进口税表反映了贸易者的组织、手段。早期罗马帝国船舶吨位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根据庞美（P.Pomey）和特車密（A.Tchernia）在《航海考古学》（1978：233），“罗马军舰和商船的最大吨位”，公元前1世纪，有400吨位的船舶，与公元15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相当。科森（L.Casson）在《古代世界船舶和航海术》（1971：183）中也有相关论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间，西部地中海水下考古证据表明，船难陡然增长。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是前两个世纪的4倍，也高于公元后头两世纪。颇具意义重大的是，公元后头两个世纪船难数是公元后200—400年的2倍。这表明，帝国扩张期和帝国早期（200B.C.-A.D.200），海运贸易比以前频繁，贸易量远远超过此后一千年的总和[2]。这样，大规模区际贸易直接导致罗马帝国区际网络形成。
二、区际（行省）贸易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区际贸易量的增长由资金供给量决定。商界主顾间的关系是通过货币交易来完成。货币交易是罗马长途贸易的重要因素。这种流动量反映了政治权势的掌控现状，影响但不依赖贸易水平。 政府凭借政治权势通过税金、贸易和租金扩展货币量。帝国劳动力80%～90%是消费自己产品的耕耘者。大部分农场主深受税金、租金和市场商品的影响，如刀具、衣服、武器、食盐等生活用品。罗马上层精英极其富有，中下层亦不同凡响。因此大量粮食和商品需要交易。租金、税金都征自农场主的产品，支撑罗马社会上层建筑。罗马政府向西部行省提升租金数目。缴租农场主必须出售粮食和劳动力以挣回所缴租金。这暗示：地方城镇的粮食市场在发展。元老和金融贵族来自行政区和地方的租金，在日益增加。居住在城镇的农场主花更多租金。为了理解罗马政治经济学，我们不得不考量临时的苛捐杂税、常规的税金和租金间的平衡关系。既然不易增产，税金和租金就为有限剩余而竞争。私税越重，国税就越轻。由于税金和租金促进罗马经济的货币化、商品化和城市化，税金和租金大都花销在遥远的其他地区。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区际贸易巨增。帕克博士（Dr.A.J.Parker）收集545艘沉船，大部分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沿海附近，公元前157—50年——晚期共和国，罗马银币剧增10倍。详情参见米歇尔·柯罗福德《目录》和《罗马共和时期钱币》有关内容。公元前157—50年间，罗马每年发行银币量。按年代顺序，币模是流通硬币量中唯一载体。每枚币模通常能铸造30 000枚钱币。公元前157—50年间罗马流通银币量提升了10倍。按常理，贸易量与货币流通量是成正比的，流通银币量增长了10倍，那么贸易量也必然增长10倍。
货币供应和货币经济增长依赖两个进一步的条件：
一是公元前157年银币损失率。帕特森（Patterson）分析得出结论是：公元前157年银币年损失率为2%。此后百年，罗马货币增加了10倍。
二是公元前157年银币初始库存。公元前157年初始库存，即罗马流通银币的储藏量。据米歇尔·柯罗福德（Michael Crawford），公元前158年储藏银币3 500万第那里。公元前120年，初始储藏量3 500万第那里，不足银币公元前158年的1/10。值得注意的是，苏拉以前，东部地中海储藏室银币极少，这一诠释很重要，说明我们研究对象只是意大利和西部地中海的钱币供应。
公元前70年，西班牙继续铸造巨量银币。罗马本土银币增长代替被征服区铸币。共和国西部地中海供应的钱币的确增加了。新铸币数量巨大，公元前119—80年，每年平均1 400万第那里，消耗50余吨白银，相当于16世纪从美洲输入欧洲白银的半数[2]。公元前157—97年间，柯罗福德认为，铸币量主要由军事开销决定。公元前157—97年白银铸币量和军事开销间相互关系为100∶88[2]。
从这个意义讲，首先，军事开销是决定罗马政府铸币量的最为重要因素。其次，元老贵族对每年国家需要的金银币有总量控制。说明政治权势对资金与贸易量以及货币经济的影响与密切制约关系。
三、皇权掌控区际（行省）货币经济流动
公元1—2世纪，帝国货币经济，突飞猛进。
公元前157—50年间，西部地中海罗马银币供应量巨增，说明此间西部地中海货币经济，突飞猛进，地中海水下考古铸币量和货物量俱增，说明长途海运贸易增长。公元1世纪中叶以降，累进效应促进大量旧币重铸、大量新银币贬值。假如，罗马货币经济简单化和地区化，国家在一个地区开销不会冲击另一个地区。钱币只在本区流通，那么，我们面临两个无法诠释的问题：第一，核心行省如何贸易和获得银币、税款？我们知道，罗马国家没有设立经营银币的机构，以经营国家开销。第二，皇帝在某地区巨量花销。例如M.奥里略长期在多瑙河地区作战，留下巨量金银币储存遗迹。南德、北意、高卢、巴尔干和叙利亚的驻军城镇出土90 000余枚银币，据此，我认为，早期罗马帝国货币经济已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公元后50—200年，由皇帝定夺增减铸币数量。显然，全帝国范围内各地区铸币率大致相同。例如，图拉真头像硬币与戴克里先头像硬币比较。我们知道，国家开销集中于罗马城和前线。钱币刺激贸易流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时期（A.D.69-81），铸币量剧增，图密善时期（A.D.81-96）巨降。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A.D.96-117）铸币量又意味深长地上升，然后整个公元2世纪大部分时间又持平。这是一个经济稳定时期。西部考古证实，公元3世纪某些城镇萧条，贸易额下降。中央政府以货代税，用定量小麦而不用金钱支付军队和官员。结果税金萧条，引发贸易萧条。这就证实中央政权对罗马经济的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罗马帝国经济一体化的掌控。
税金及其刺激贸易发展是帝国货币流通的重要因素。前文提及，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海运贸易有所增长，罗马和西部地中海流通银币量增长10倍。早期帝国流通银币量大于共和晚期。这些论据彼此支撑。早期帝国税收及其对罗马经济史产生重要影响，税金刺激贸易。
中央精英消费大部分从行省来首都的租金和税金，同样对贸易产生影响。紧急时，如起义、蛮族入侵或皇帝宫廷奢侈，政府不得不通过花销储备金、没收富人地产和财产、增加税金、贬值银币等方法满足财力需求。罗马和平时代，银币一再贬值。快速贬值带来一个螺旋式通货膨胀，影响领薪将士和政府官员。贬值和通货膨胀与税金增长不成比例；贬值成为避免税率增长的重要手段。将士和地方官，承担以货代税。中央政府不再将大量金钱从帝国一端转移到另一端。
富饶柯（ESARv.7）估计，奥古斯都时期，全国税收4亿5千万HS，军队支出2亿7千5百万HS。三十万部队每年花4亿HS，包括老兵退役金和特权兵、军官的开销。但有巨大不确定因素。但军队开销构成罗马国家预算中最重要的一项[2]。罗马将士薪水任何时期都没超过奥古斯都水平。显然，对食物需求依赖气候、年龄、性别、体重、身高和能量。我们对消费最基本的净余产量和毛重产量加以区别，对最基本消费量需要增加种子，以满足农民翌年播种庄稼的需要。基本毛重产品包括所有粮食产品，足够维持基本生活，但不包括其他生产活动，首先排出被服、居住和供热。这是对毛重产量的最基本估价。奥古斯都初期，罗马帝国人口为5 400万。最基本净消费人均年250公斤小麦。《农业志》记载，意大利农作物产量是种子的四倍。罗斯托夫采夫认为，每摩底斯3HS（6.55公斤）。古罗马著名农业经济史学家。科鲁美拉（Columella）在《论农业》中强调，“意大利谷物与种子比为4∶1。”罗特丽（C.Rotelli）在《意大利河流史》 （1968：121）“N.艺墨珥赛的农业生产效率”覃研了罗马税率问题，结论是粮食采用什一税。埃及有效税率高于意大利10%。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在《谷物研究》（149页）对此也有专题阐释。因此，总产量越高，税率越轻。总产量至少与两倍基本生活费用平衡，税率少于10%。结论是，罗马国家税金，多于16世纪但少于1700年崛起的法英[2]。
由于罗马帝国行省精英行政管理者极少，因此相对来说，罗马政府用在军政官员及公务员、将士的花销很少，因此罗马税率在世界历史上比较轻。这就与古代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特威特車特（D.Twitchett）在《唐朝财政管理》（1963：217）、馨盾（W.Hinton）在《梵神》（Fanshen）（1966：39）均提及：公元2世纪，罗马40万人需要一位管理者。公元12世纪，中国拥有相同人口，1.5万人就需要一位管理者。中国政府官员是罗马的25倍。公务员薪水，是罗马帝国25倍。
中央权力向基层细渗的结果是地方自治，中央政府只是确定城镇及周围地区的税金总量，余下的事由地方官决定。农业税，是将帝国某些利益转移到中央精英的一种投资机制。特注，共和晚期和元首制早期，与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史形成鲜明对照，罗马中央精英在行省扩张土地；意大利人在行省拥有更多土地，更多行省土地贵族进入中央精英，此乃一双向流动过程。结果，早期帝国的中央精英比共和晚期更富有、更具特色[2]。
参考文献：
[1]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5-205.
[2] Keith Hopkins.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200B.C.-A.D.400）.JRS：1980（70）：104-122.
Relations of Central Political Power，Imperial Power and Taxes’Flow in Rome
——Also Analysis on the Flow of Largescale Interregional Taxes in the Levant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关键词：古罗马；中央政权；皇权；税金流动；关系；大规模区际税金；西部地中海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6-0085-03
税是打开政治之门的钥匙，因为搞政治离不开钱，要钱就要征税。研究古罗马征税问题，能更深入地理解和借鉴古罗马中央政府有关政策、宪法、海关进出口、国际贸易、税法等方面的经验，更好地为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公元前2—1世纪，罗马政府在全帝国范围内征收巨量税金。公元前200—157年间，总收入6.10亿狄纳里乌斯，其中行省税收1.30亿狄纳里乌斯，占收入的21.311%。公元前150—90年，行省税收就达到90%[1]。巨量税金极大刺激了全国贸易量的增长。税金用于其他行省或意大利，缴税省要输出等量产品赚回税金。大规模区际税金与贸易之流动大抵围绕着帝国的三个地带展开：防御部队驻守的前线省；包括西班牙、山南高卢、北非、小亚、叙利亚和埃及在内的富裕缴税省；花销巨量税金的意大利和罗马城（宫廷和中央政府）。前线省和意大利、罗马城消耗的税金超过缴税省。这暗示前线省和意大利和罗马城（宫廷和中央政府）交易的产品等同于输入的税金。核心是大规模区际税金和贸易流动。
一、区际（行省）网络与经济交易
大规模税金流动是通过地方贸易与交易完成的。税金及税区外之交易对耕耘者产生巨大压力。罗马征服前，耕耘者不付税金，如今必须生产更多粮食以支付税金。耕耘者、工匠出售农产品、工艺品、纺织品、革制品、珀特思[pots]，以换取税金。D.P.S.孔雀（D.P.S.Peacock），在“罗马船运和贸易：不列颠和莱茵省”一文中考察了珀特思（pots）考古证据及其分布图例证了长途贸易的能力和方向。J.都.普拉特.泰勒（J.du Plat Taylor）和H.柯丽瑞（H.Cleere），在《不列颠考古学研究报告》（1978：49）中也论述了以货代税，产品直接运往税金贸易区，例如西班牙橄榄油运往罗马城。长途运粮尤其陆运，要花很高的代价；德鲁繆（J.Delumeau）在《罗马社会经济史》（1959：521）阐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种简单生产、分配、消费模式，累积效应很重要。农业生产、劳力划分、工匠数目、城镇规模、地方市场、长途商业均有增长。政府公务员（文官和武官）、国家机器（现役部队、警察等），以税金为薪水，以购买粮食、服役和来自遥远的缴税新省的工艺品。前线将士和后方官员的需要促进产品增长。这暗示：经济在货币化，交易在商品化，生产、消费间的关系在延伸，中间贸易、船舶抵押、银行事业在崛起，城市发展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M.芬利（M.Finley）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1977：305）“古代城市：F.D.古朗治至马克思.韦伯及其以后”一文中，论述相当精密、周祥。这诠释了耕耘者个人行为与城镇生产者集体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
土地贵族居住在城市，行省精英将租金花在行省城镇，有助于形成地方贸易网。都市化地区如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建立良好区际网，进行大规模区际贸易。罗马征服推进了原有地区包括先进经济区在内的经济模式的发展。贷款给农场主，当偿还不起巨息时，就扣押不动产、资金、劳动力和土地，实际上贷款只是对税金和贸易长时段相向交流的短暂适应。当地人只得接受事实：税金不花在本地，而花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如意大利、罗马城（宫廷和中央政府）和前线省这些“磁场”最大引力区，结果，核心省地区因征服而日益富裕，这些先进区很快适应经济巨变，帝国早期经济普遍繁荣。首先，税金刺激了征服中形成的复杂贸易网。其次，贸易是在互惠互利、互为供需基础上流动的。地中海盆地成为重要出口贸易区。第三，需求结构和数量受到地中海气候尤其是雨量波动的严重影响。小麦、大麦、葡萄酒、橄榄油不需长途贸易。但年降雨量剧烈波动造成作物产量过剩或短缺，不可预知的粮食过剩和市场需求也随之产生波动。
区际粮食贸易，大多是海运贸易。舶来品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需要。简单地分为中央精英和土地贵族、奢侈品贸易和粮食贸易，不能妥善解决罗马经济的复杂需求。这严重导致帝国交易品种、数量的复杂性。证据如下：虢爱特音（S.D.Goitein）在《地中海社会》（1967）中，论述了公元前10世纪以后古典地中海贸易。同时，《古罗马经济研究》亦列举了T.富饶柯（T.Frank）产品清单，反映了古典经济史观。纳米邸崖（Numidia）的帕美拉（Palmyra）进口税表反映了贸易者的组织、手段。早期罗马帝国船舶吨位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根据庞美（P.Pomey）和特車密（A.Tchernia）在《航海考古学》（1978：233），“罗马军舰和商船的最大吨位”，公元前1世纪，有400吨位的船舶，与公元15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相当。科森（L.Casson）在《古代世界船舶和航海术》（1971：183）中也有相关论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间，西部地中海水下考古证据表明，船难陡然增长。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是前两个世纪的4倍，也高于公元后头两世纪。颇具意义重大的是，公元后头两个世纪船难数是公元后200—400年的2倍。这表明，帝国扩张期和帝国早期（200B.C.-A.D.200），海运贸易比以前频繁，贸易量远远超过此后一千年的总和[2]。这样，大规模区际贸易直接导致罗马帝国区际网络形成。
二、区际（行省）贸易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区际贸易量的增长由资金供给量决定。商界主顾间的关系是通过货币交易来完成。货币交易是罗马长途贸易的重要因素。这种流动量反映了政治权势的掌控现状，影响但不依赖贸易水平。 政府凭借政治权势通过税金、贸易和租金扩展货币量。帝国劳动力80%～90%是消费自己产品的耕耘者。大部分农场主深受税金、租金和市场商品的影响，如刀具、衣服、武器、食盐等生活用品。罗马上层精英极其富有，中下层亦不同凡响。因此大量粮食和商品需要交易。租金、税金都征自农场主的产品，支撑罗马社会上层建筑。罗马政府向西部行省提升租金数目。缴租农场主必须出售粮食和劳动力以挣回所缴租金。这暗示：地方城镇的粮食市场在发展。元老和金融贵族来自行政区和地方的租金，在日益增加。居住在城镇的农场主花更多租金。为了理解罗马政治经济学，我们不得不考量临时的苛捐杂税、常规的税金和租金间的平衡关系。既然不易增产，税金和租金就为有限剩余而竞争。私税越重，国税就越轻。由于税金和租金促进罗马经济的货币化、商品化和城市化，税金和租金大都花销在遥远的其他地区。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区际贸易巨增。帕克博士（Dr.A.J.Parker）收集545艘沉船，大部分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沿海附近，公元前157—50年——晚期共和国，罗马银币剧增10倍。详情参见米歇尔·柯罗福德《目录》和《罗马共和时期钱币》有关内容。公元前157—50年间，罗马每年发行银币量。按年代顺序，币模是流通硬币量中唯一载体。每枚币模通常能铸造30 000枚钱币。公元前157—50年间罗马流通银币量提升了10倍。按常理，贸易量与货币流通量是成正比的，流通银币量增长了10倍，那么贸易量也必然增长10倍。
货币供应和货币经济增长依赖两个进一步的条件：
一是公元前157年银币损失率。帕特森（Patterson）分析得出结论是：公元前157年银币年损失率为2%。此后百年，罗马货币增加了10倍。
二是公元前157年银币初始库存。公元前157年初始库存，即罗马流通银币的储藏量。据米歇尔·柯罗福德（Michael Crawford），公元前158年储藏银币3 500万第那里。公元前120年，初始储藏量3 500万第那里，不足银币公元前158年的1/10。值得注意的是，苏拉以前，东部地中海储藏室银币极少，这一诠释很重要，说明我们研究对象只是意大利和西部地中海的钱币供应。
公元前70年，西班牙继续铸造巨量银币。罗马本土银币增长代替被征服区铸币。共和国西部地中海供应的钱币的确增加了。新铸币数量巨大，公元前119—80年，每年平均1 400万第那里，消耗50余吨白银，相当于16世纪从美洲输入欧洲白银的半数[2]。公元前157—97年间，柯罗福德认为，铸币量主要由军事开销决定。公元前157—97年白银铸币量和军事开销间相互关系为100∶88[2]。
从这个意义讲，首先，军事开销是决定罗马政府铸币量的最为重要因素。其次，元老贵族对每年国家需要的金银币有总量控制。说明政治权势对资金与贸易量以及货币经济的影响与密切制约关系。
三、皇权掌控区际（行省）货币经济流动
公元1—2世纪，帝国货币经济，突飞猛进。
公元前157—50年间，西部地中海罗马银币供应量巨增，说明此间西部地中海货币经济，突飞猛进，地中海水下考古铸币量和货物量俱增，说明长途海运贸易增长。公元1世纪中叶以降，累进效应促进大量旧币重铸、大量新银币贬值。假如，罗马货币经济简单化和地区化，国家在一个地区开销不会冲击另一个地区。钱币只在本区流通，那么，我们面临两个无法诠释的问题：第一，核心行省如何贸易和获得银币、税款？我们知道，罗马国家没有设立经营银币的机构，以经营国家开销。第二，皇帝在某地区巨量花销。例如M.奥里略长期在多瑙河地区作战，留下巨量金银币储存遗迹。南德、北意、高卢、巴尔干和叙利亚的驻军城镇出土90 000余枚银币，据此，我认为，早期罗马帝国货币经济已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公元后50—200年，由皇帝定夺增减铸币数量。显然，全帝国范围内各地区铸币率大致相同。例如，图拉真头像硬币与戴克里先头像硬币比较。我们知道，国家开销集中于罗马城和前线。钱币刺激贸易流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时期（A.D.69-81），铸币量剧增，图密善时期（A.D.81-96）巨降。涅尔瓦和图拉真时期（A.D.96-117）铸币量又意味深长地上升，然后整个公元2世纪大部分时间又持平。这是一个经济稳定时期。西部考古证实，公元3世纪某些城镇萧条，贸易额下降。中央政府以货代税，用定量小麦而不用金钱支付军队和官员。结果税金萧条，引发贸易萧条。这就证实中央政权对罗马经济的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罗马帝国经济一体化的掌控。
税金及其刺激贸易发展是帝国货币流通的重要因素。前文提及，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海运贸易有所增长，罗马和西部地中海流通银币量增长10倍。早期帝国流通银币量大于共和晚期。这些论据彼此支撑。早期帝国税收及其对罗马经济史产生重要影响，税金刺激贸易。
中央精英消费大部分从行省来首都的租金和税金，同样对贸易产生影响。紧急时，如起义、蛮族入侵或皇帝宫廷奢侈，政府不得不通过花销储备金、没收富人地产和财产、增加税金、贬值银币等方法满足财力需求。罗马和平时代，银币一再贬值。快速贬值带来一个螺旋式通货膨胀，影响领薪将士和政府官员。贬值和通货膨胀与税金增长不成比例；贬值成为避免税率增长的重要手段。将士和地方官，承担以货代税。中央政府不再将大量金钱从帝国一端转移到另一端。
富饶柯（ESARv.7）估计，奥古斯都时期，全国税收4亿5千万HS，军队支出2亿7千5百万HS。三十万部队每年花4亿HS，包括老兵退役金和特权兵、军官的开销。但有巨大不确定因素。但军队开销构成罗马国家预算中最重要的一项[2]。罗马将士薪水任何时期都没超过奥古斯都水平。显然，对食物需求依赖气候、年龄、性别、体重、身高和能量。我们对消费最基本的净余产量和毛重产量加以区别，对最基本消费量需要增加种子，以满足农民翌年播种庄稼的需要。基本毛重产品包括所有粮食产品，足够维持基本生活，但不包括其他生产活动，首先排出被服、居住和供热。这是对毛重产量的最基本估价。奥古斯都初期，罗马帝国人口为5 400万。最基本净消费人均年250公斤小麦。《农业志》记载，意大利农作物产量是种子的四倍。罗斯托夫采夫认为，每摩底斯3HS（6.55公斤）。古罗马著名农业经济史学家。科鲁美拉（Columella）在《论农业》中强调，“意大利谷物与种子比为4∶1。”罗特丽（C.Rotelli）在《意大利河流史》 （1968：121）“N.艺墨珥赛的农业生产效率”覃研了罗马税率问题，结论是粮食采用什一税。埃及有效税率高于意大利10%。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在《谷物研究》（149页）对此也有专题阐释。因此，总产量越高，税率越轻。总产量至少与两倍基本生活费用平衡，税率少于10%。结论是，罗马国家税金，多于16世纪但少于1700年崛起的法英[2]。
由于罗马帝国行省精英行政管理者极少，因此相对来说，罗马政府用在军政官员及公务员、将士的花销很少，因此罗马税率在世界历史上比较轻。这就与古代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特威特車特（D.Twitchett）在《唐朝财政管理》（1963：217）、馨盾（W.Hinton）在《梵神》（Fanshen）（1966：39）均提及：公元2世纪，罗马40万人需要一位管理者。公元12世纪，中国拥有相同人口，1.5万人就需要一位管理者。中国政府官员是罗马的25倍。公务员薪水，是罗马帝国25倍。
中央权力向基层细渗的结果是地方自治，中央政府只是确定城镇及周围地区的税金总量，余下的事由地方官决定。农业税，是将帝国某些利益转移到中央精英的一种投资机制。特注，共和晚期和元首制早期，与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史形成鲜明对照，罗马中央精英在行省扩张土地；意大利人在行省拥有更多土地，更多行省土地贵族进入中央精英，此乃一双向流动过程。结果，早期帝国的中央精英比共和晚期更富有、更具特色[2]。
参考文献：
[1]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5-205.
[2] Keith Hopkins.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200B.C.-A.D.400）.JRS：1980（70）：104-122.
Relations of Central Political Power，Imperial Power and Taxes’Flow in Rome
——Also Analysis on the Flow of Largescale Interregional Taxes in the Levant
[责任编辑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