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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江先生（2009）在《“语基”与“文基”》一文中指出：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不同于“音节”。“音节”是语音单位；“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节”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汉语的一个“音节”即一个“语基”。印欧语的一个“音节”，有的是一个“语基”，有的是两个“语基”，有的是多个“语基”。
同文，徐先生还指出了：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 ——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 ——拼音文字的细胞。
鲁川先生（2009）称徐先生“历经四十年探索而终于提出的这个新论断，是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而笔者认为，严格说来，当应是“在普通语言文字理论的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这个“重大突破”是来之不易，费尽周折的。首先，在于徐先生的执著探索。他在教学与研究中发现，语言文字理论存在诸多弊端，甚至连最基本的概念有些都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于是，他下决心要把他发现和遇到的问题搞清楚。比如：什么是语法，什么是形态，什么是词，等等。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正确的理论做指导，需要有哲学的根基。当年，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关“商品”的论述，弄懂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实质。同时，他在学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译者的注，其中的一条引起了他特别的重视与思考，即：索绪尔在语言学研究上借鉴了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于是徐先生就更高地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语言问题，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他多年来一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决信奉唯物辩证法，他运用这一利器，像拿着手术刀一样，在显微镜下对词进行着观察、研究与解剖。通过反复深入的观察、分析与思考，运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规律，他智慧地发现词自身存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即音和义的方面以及与其他词的结合方面。他把前者称作“标独功能”，把后者称作“结合功能”，而这“结合功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后来，他又把“标独功能”命名为“语材”。很长一段时间，徐先生一直把词当作语言的细胞。
语言的细胞的寻找，颇费心血，非比寻常。直到2009年，语言学界仍在争论什么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有人认为是字，有人认为是词，有人认为是语素。然而哪个观点一直都未能为学界所完全认可，这成了学界的难题。笔者认为直到徐德江先生“语基” “文基”的发现、提出，才解决了这个重大的争论多年的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语言理论在中国一直占据主导统治地位。这种理论与中国语言实际的相左，反映在语言教学中，要么就是例外太多，就是平常所说的框不住；要么就是兜圈子，术语与语言实际相交叉重合，讲的太累，听的也摸不着头脑。
例如，关于“乌鲁木齐”，以前我们是这么讲的：首先认为它是一个词，而且是一个单纯词，同时它又是一个语素。就口说语言而言，其中的“乌”“鲁”“木”“齐”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音节，每个音节只有音，而没有意义。然而我们认为，从哲学上来讲，“没有意义”也是意义，就如同“0”也是数一样。这样的讲解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简直就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近于痴人说梦。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然而运用徐德江理论，就可以知道“乌鲁木齐”是由四个“语基”组成的一个词。其中的每个“语基”都有它的“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每个“语基”的“标独功能”就是该“语基”的音和义，这“义”在这里仅仅是指“自指义”（音）。“乌”“鲁”“木”“齐”四个语基组成一个单纯词（多字词），该词它又有自己的“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其“标独功能”即音和义，这里的义是既有“自指义”（音），又有“他指义”（地名）。由此可见，除了“语基”的发现以外，“自指义”和“他指义”的发现也十分了得。此前徐德江先生把“自指义”称作“音义”，后来在指称意义时采用了鲁川先生首创的这两个术语。
同文，徐德江先生（2009）还专门论述了这两个术语，他指出：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自指义”只表示语音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他指义” 表示的不是语音自身，而是语音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以往所谓的“意义”，实际上只指一种，即“他指义”而不包括“自指义”。我们认为，“语音”也是事物的一种。口说语言的能指——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这是语言文字学家们一直忽略的内容。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 的“语基”，数量较少。
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具有“自指义”和“他指义” 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 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这同汉语口说语言相比，就显得冗长而不简约了。两者科学性的差别显露无遗。
“乌”“鲁”“木”“齐”代表四个语基，同时，又是四个文基。关于“语基”与“文基”的对应情况，徐德江先生（2009）将汉语与印欧语作了比较，他指出：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 ——“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
音韵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复辅音”问题，用徐德江理论来看，也就是多个“语基”的组成问题。徐德江（2005）指出：“单独发音的辅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否则这辅音或元音是不能单独发出声来的。这就是说，单独发音的辅音和单独发音的元音都各自成为一个音节。”所谓“复辅音”，实际上是多个“语基”的组成。
钱学森大师曾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殷庆言2010）那么由此，笔者有理由认为：一个好的理论的产生，也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理论。
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必须而且也只能扎根于当代中国，必须首先努力回答当代中国的理论问题。灵感的出现有其偶然性，但其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灵感的出现应当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语基”与“文基”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发现与提出在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标志着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语言文字实际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由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语言文字理论的产生，标志着由它衍发出来的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的诞生。
学界有不少人轻视理论，认为它近乎空谈，因而仅仅埋头语言实际的研究，这就是我国在语言文字理论上长期缺少话语权的主要原因。其另外的原因则是即使研究理论，也是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信奉洋理论洋教条，将其奉为圭臬，因而束缚了思想，从而不能“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于是多年来一直未能产生或鲜有超越洋人的新理论。理论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其地位不容忽视与小觑。一个科学的理论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教学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有时其作用就是纲举目张，或者相当于路标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在看重理论的同时，把其作用过分夸大，似乎只有理论的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其他的研究不过是雕虫小技，难成大器。语言理论的研究与语言实际的考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他们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就是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对立统一关系。文人相轻的陋习延续了何止千百年，但愿它能早日绝迹。
其实，任何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只是看你自觉不自觉罢了。例如在汉字字形的表义研究方面，有人就主观臆断，完全没有做调查研究，仅凭灵感就妄下结论，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毛病。
徐德江先生发现了“语基”“文基”，看似偶然，其实他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细胞分析方法，终于找到了语言文字的细胞。这个发现在笔者看来真是十分了得！多少人苦苦寻找，也没有创获，就连大名鼎鼎的徐通锵先生，也仅仅是倡导了“字本位”，可以说是找到了汉字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但是，他将语言和文字看成了一体，这又使他与真理擦肩而过。徐德江先生准确地找到了语言文字的细胞，并且首先给它们起了名字，并由此开创了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这贡献不可谓不大。
有人批评徐德江先生，说他的理论是伪科学，说他本人是学术骗子。何贤桂（2010）说的好：“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像牛虻一样的批评者，批评作为一项严肃的工作，首先要面对的是批评什么和如何批评的问题，然后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独立精神和理性对待对方，不谩骂，不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说到底，这是批评者的底线，也是当下文学思想界应当直面的大问题。”笔者看来，何止文学思想界，还有语言文字学界，简直甚至就是全社会“应当直面的大问题”。蒋占刚（2010）说：“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构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于‘自圆其说’，展现出真理的特质。”在笔者看来这二位学者说的话实在是发人深思。固然，批评者有批评的权利，但是，批评者理应确立自己的底线，这种没有底线的批评行为，当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它只会毒化我们的社会风气，败坏人文品质，阻碍学术思想的发展，使超前人物不能脱颖而出，即或是出来了也要把他一棍子打倒。如今，索绪尔的理论就被某些人奉为科学，徐德江的理论则就被斥为伪科学，难道，索绪尔的理论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需要质疑，不需要完善，不需要发展了吗？难道徐德江的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突破，没有发明吗？这种以人划线，缺乏认真研究，武断专横的做法，在笔者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不学无术。笔者希望在全社会宏扬并拥有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确立的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徐德江 2009 《“语基”与“文基”》，《汉字文化》第1期
鲁川2009《与时俱进地探索语言文字的“细胞”》，《汉字文化》第4期
徐德江 2005《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第1期
殷庆言2010《继续保持高校的“级别”是站不住脚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学界万象》11月1日
何贤桂2010《余秋雨为何饱受争议》，《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11月4日
蒋占刚2010《反常行为背后的“正常”》，《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11月4日
（通讯地址：100089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同文，徐先生还指出了：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 ——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 ——拼音文字的细胞。
鲁川先生（2009）称徐先生“历经四十年探索而终于提出的这个新论断，是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而笔者认为，严格说来，当应是“在普通语言文字理论的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这个“重大突破”是来之不易，费尽周折的。首先，在于徐先生的执著探索。他在教学与研究中发现，语言文字理论存在诸多弊端，甚至连最基本的概念有些都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于是，他下决心要把他发现和遇到的问题搞清楚。比如：什么是语法，什么是形态，什么是词，等等。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正确的理论做指导，需要有哲学的根基。当年，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关“商品”的论述，弄懂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实质。同时，他在学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译者的注，其中的一条引起了他特别的重视与思考，即：索绪尔在语言学研究上借鉴了华尔拉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于是徐先生就更高地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语言问题，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他多年来一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决信奉唯物辩证法，他运用这一利器，像拿着手术刀一样，在显微镜下对词进行着观察、研究与解剖。通过反复深入的观察、分析与思考，运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规律，他智慧地发现词自身存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即音和义的方面以及与其他词的结合方面。他把前者称作“标独功能”，把后者称作“结合功能”，而这“结合功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后来，他又把“标独功能”命名为“语材”。很长一段时间，徐先生一直把词当作语言的细胞。
语言的细胞的寻找，颇费心血，非比寻常。直到2009年，语言学界仍在争论什么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有人认为是字，有人认为是词，有人认为是语素。然而哪个观点一直都未能为学界所完全认可，这成了学界的难题。笔者认为直到徐德江先生“语基” “文基”的发现、提出，才解决了这个重大的争论多年的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语言理论在中国一直占据主导统治地位。这种理论与中国语言实际的相左，反映在语言教学中，要么就是例外太多，就是平常所说的框不住；要么就是兜圈子，术语与语言实际相交叉重合，讲的太累，听的也摸不着头脑。
例如，关于“乌鲁木齐”，以前我们是这么讲的：首先认为它是一个词，而且是一个单纯词，同时它又是一个语素。就口说语言而言，其中的“乌”“鲁”“木”“齐”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音节，每个音节只有音，而没有意义。然而我们认为，从哲学上来讲，“没有意义”也是意义，就如同“0”也是数一样。这样的讲解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简直就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近于痴人说梦。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然而运用徐德江理论，就可以知道“乌鲁木齐”是由四个“语基”组成的一个词。其中的每个“语基”都有它的“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每个“语基”的“标独功能”就是该“语基”的音和义，这“义”在这里仅仅是指“自指义”（音）。“乌”“鲁”“木”“齐”四个语基组成一个单纯词（多字词），该词它又有自己的“标独功能”和“结合功能”，其“标独功能”即音和义，这里的义是既有“自指义”（音），又有“他指义”（地名）。由此可见，除了“语基”的发现以外，“自指义”和“他指义”的发现也十分了得。此前徐德江先生把“自指义”称作“音义”，后来在指称意义时采用了鲁川先生首创的这两个术语。
同文，徐德江先生（2009）还专门论述了这两个术语，他指出：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自指义”只表示语音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他指义” 表示的不是语音自身，而是语音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以往所谓的“意义”，实际上只指一种，即“他指义”而不包括“自指义”。我们认为，“语音”也是事物的一种。口说语言的能指——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这是语言文字学家们一直忽略的内容。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兼具“自指义”和“他指义” 的“语基”，数量较少。
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具有“自指义”和“他指义” 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 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这同汉语口说语言相比，就显得冗长而不简约了。两者科学性的差别显露无遗。
“乌”“鲁”“木”“齐”代表四个语基，同时，又是四个文基。关于“语基”与“文基”的对应情况，徐德江先生（2009）将汉语与印欧语作了比较，他指出：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 ——“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
音韵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复辅音”问题，用徐德江理论来看，也就是多个“语基”的组成问题。徐德江（2005）指出：“单独发音的辅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否则这辅音或元音是不能单独发出声来的。这就是说，单独发音的辅音和单独发音的元音都各自成为一个音节。”所谓“复辅音”，实际上是多个“语基”的组成。
钱学森大师曾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殷庆言2010）那么由此，笔者有理由认为：一个好的理论的产生，也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理论。
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必须而且也只能扎根于当代中国，必须首先努力回答当代中国的理论问题。灵感的出现有其偶然性，但其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灵感的出现应当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语基”与“文基”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发现与提出在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标志着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语言文字实际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由东方人创建的第二阶段语言文字理论的产生，标志着由它衍发出来的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的诞生。
学界有不少人轻视理论，认为它近乎空谈，因而仅仅埋头语言实际的研究，这就是我国在语言文字理论上长期缺少话语权的主要原因。其另外的原因则是即使研究理论，也是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信奉洋理论洋教条，将其奉为圭臬，因而束缚了思想，从而不能“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于是多年来一直未能产生或鲜有超越洋人的新理论。理论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其地位不容忽视与小觑。一个科学的理论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教学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有时其作用就是纲举目张，或者相当于路标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在看重理论的同时，把其作用过分夸大，似乎只有理论的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其他的研究不过是雕虫小技，难成大器。语言理论的研究与语言实际的考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他们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就是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对立统一关系。文人相轻的陋习延续了何止千百年，但愿它能早日绝迹。
其实，任何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只是看你自觉不自觉罢了。例如在汉字字形的表义研究方面，有人就主观臆断，完全没有做调查研究，仅凭灵感就妄下结论，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毛病。
徐德江先生发现了“语基”“文基”，看似偶然，其实他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细胞分析方法，终于找到了语言文字的细胞。这个发现在笔者看来真是十分了得！多少人苦苦寻找，也没有创获，就连大名鼎鼎的徐通锵先生，也仅仅是倡导了“字本位”，可以说是找到了汉字的细胞——基本结构单位，但是，他将语言和文字看成了一体，这又使他与真理擦肩而过。徐德江先生准确地找到了语言文字的细胞，并且首先给它们起了名字，并由此开创了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这贡献不可谓不大。
有人批评徐德江先生，说他的理论是伪科学，说他本人是学术骗子。何贤桂（2010）说的好：“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像牛虻一样的批评者，批评作为一项严肃的工作，首先要面对的是批评什么和如何批评的问题，然后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独立精神和理性对待对方，不谩骂，不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说到底，这是批评者的底线，也是当下文学思想界应当直面的大问题。”笔者看来，何止文学思想界，还有语言文字学界，简直甚至就是全社会“应当直面的大问题”。蒋占刚（2010）说：“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构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于‘自圆其说’，展现出真理的特质。”在笔者看来这二位学者说的话实在是发人深思。固然，批评者有批评的权利，但是，批评者理应确立自己的底线，这种没有底线的批评行为，当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它只会毒化我们的社会风气，败坏人文品质，阻碍学术思想的发展，使超前人物不能脱颖而出，即或是出来了也要把他一棍子打倒。如今，索绪尔的理论就被某些人奉为科学，徐德江的理论则就被斥为伪科学，难道，索绪尔的理论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需要质疑，不需要完善，不需要发展了吗？难道徐德江的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突破，没有发明吗？这种以人划线，缺乏认真研究，武断专横的做法，在笔者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不学无术。笔者希望在全社会宏扬并拥有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确立的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徐德江 2009 《“语基”与“文基”》，《汉字文化》第1期
鲁川2009《与时俱进地探索语言文字的“细胞”》，《汉字文化》第4期
徐德江 2005《浅谈文字语言》，《汉字文化》第1期
殷庆言2010《继续保持高校的“级别”是站不住脚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学界万象》11月1日
何贤桂2010《余秋雨为何饱受争议》，《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11月4日
蒋占刚2010《反常行为背后的“正常”》，《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11月4日
（通讯地址：100089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