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冲至今仍清楚记得，1976年，他快7岁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听到父亲、母亲和舅舅聚在一起说：“中国这样下去怎么办？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打游击吧！”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前，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他生在一个技术人员家庭，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小型机专家，母亲是通讯技术专家，“那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成长环境。自己日子并不是过不下去，只是感觉民不聊生”。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后来会有一个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
　　这个44岁的男人安静独坐时带点书生气，看人时却爱坏笑，像个狡猾又调皮的坏男孩。38岁前，他曾是在商界和金融界游刃自如的精英，年纪轻轻就在零售业及投资银行位居高职。然而38岁那年，他突然打破了原有的人生轨迹—“我发现自己财务自由了”，遂决定：离开投行，离开商界，“做更喜欢的事情”。
　　“我想为推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他龇牙一笑。那是2007年，他和金融圈的几个朋友牵头创办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下称“真爱梦想”），通过为偏远乡村孩子及城市农民工子女等系统化地提供公益产品和服务，致力促进中国教育均衡发展。
　　由此，从繁荣的都市到偏僻的山村，从逐利的商业到立德的慈善—吴冲带着21世纪的商业管理工具穿越回原始“蛮荒”的公益“丛林”了，有如一个“搅局者”，既石破天惊，又难免令人心生疑虑。

我是个脆弱的乐观主义者

　　“我不是太在意仕途上所谓的成功，在人生旅途中，我最看重的核心价值是有趣、好玩，要make fun。”从金融到公益，固然是吴冲职业生涯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转折，但却远不是第一次转折。
　　他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总能迅速在一个领域崭露头角，然而却在哪个领域都呆不长久。
　　1991年北大毕业后，23岁的吴冲进入万科，彼时的他，任职内刊校对，偶尔做一些会议记录工作。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却在一年后被王石亲手提拔为御用秘书，兼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主任。在万科呆了两年半后，25岁的他转战零售业，又迅速成为深圳新一佳连锁商业公司执行董事。
　　然而，吴冲在零售业也仅仅呆了4年。从零售业出来后，他跑到君安当研究员，撰写B股股评，薪酬降了90%，却在一年半后升任君安收购鉴定部副总；34岁任兴安证券副总裁。
　　“变动”，似乎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漫步在大梅沙的海滨广场上，他语带调侃地说，“我做过一个统计，从出生那天到现在，我平均每两年就会换一个居住地。”这个动力放在工作中则变成了—“觉得不好玩时，就转行。”
　　回顾他在每个行业“混迹”的阶段，几乎都是该行业从开始成长到高速增长的陡峭期，这个时期过去，他就离开。这样的“好玩”之处在于，中国商业社会这30年成长过程中，几大行业的“爆发”期都让他赶上了。但这样的模式一再重复，他有时也禁不住反思—为何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奇怪的道路？仅仅是因为“贪玩”吗？
　　“后来发现，真相是‘我很脆弱’。我是属于那种心理上一旦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就会转弯的人，不会坚忍地说‘我一定要扛下去’。” 而同时，他面对新鲜事物时又有一份独特的乐观与热情，“不管别人觉得多无聊的事，我做起来都充满热情。你想，B股的股评多无聊啊，但我能把它写得很好玩。”
　　他把自己形容为一个“脆弱的乐观主义者”—容易“转弯”也擅长“转弯”。
　　事实上，在吴冲投身君安前，国内的零售业已经进入资本密集阶段，“沃尔玛进来，砸了几亿元建配送中心，我们都惊呆了，说，‘还能这样干？’那么，我们原来的那种零售业玩法就意思不大了。你没有力量像沃尔玛那样做，就要永远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下。”
　　“那么老子在零售业干得不爽，就换一个吧，相信也会很好的。”他大笑，“事实也如此，我骨子里一直挺想去做投资行业嘛，大学读书时读到香港的并购战，就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好，再转行。”

“讨人嫌”

　　然而，如果说过往吴冲在商界的每个领域都能迅速得到认可，那么在公益圈子里，他远远算不上一个人见人爱的家伙，在某些场合里甚至有点“讨人嫌”。
　　京子是一家草根机构的项目官员，她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听吴冲演讲时在台下直生闷气。“他确实有很多商业经验，但人比较自傲，总认为自己那套才是最好的，并不关照和体谅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状况和生存困境。”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次，吴冲在一个论坛上分享“真爱梦想”不从项目经费中提取管理费的运作模式，顿时激起众怒，很多公益组织负责人都起来提出抗议。
　　在公益圈，“管理费”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每年有权从定向捐赠中提取不超过总支出10%的管理费，然而很多国内捐赠者对此却难以接纳。从2008年汶川地震行政干预各基金会降低管理费用，到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2亿元“对赌”，这些年来管理费问题已经成为基金会的阵痛。
　　而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对“零管理费”的大肆宣扬无疑刺痛了平民基金会们的神经。
　　吴冲解释，所谓“零管理费”，是指不从定向项目捐款里提取管理费。而“真爱梦想”有一个资金池，作为行政和长期储备基金。一方面，一些非定向的零散捐款可能会拨到池子里；另一方面，吴冲每年都会说服一些捐款人，专门为其捐助行政管理费。此外，所有账面上沉淀的现金，会被用于投资，比如购买货币市场基金，产生的收益约能覆盖行政管理费的一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尚未使出来的招数，比如向基金会申请行政管理费用拨款等。”
　　然而，“我觉得这些都是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商业精英们的‘玩法’。他们以此树立行业标杆，那我们这种小型基金会怎么办呢？只能面对投资者更猛烈的质疑。”京子说。 　　吴冲很少公开辩解。这些冲突或早在他意料之中。毕竟，当初选择离开商界“穿越”到公益领域，他看中的就是这片土地较诸商业领域的“蛮荒”。
　　2007年，他决意离开投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财务自由”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投行的发展又遇到瓶颈，需要再换个领域重新出发。“但既然已经财务自由，不需要伺侯别人，就该做一些符合自己基本价值观的事情了。”吴冲说，“于是我会想，这时候再换一个商业领域，即便替某个公司多赚些钱，让一个产业稍微有点升级，也不能对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产生多大效用。”
　　在这个思考和寻找的过程中，他和前妻想到捐钱建一座希望小学回报社会。结果，对相关公益项目的调查把投行出身的他们吓了一跳，“没有一个靠谱！”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蛮荒的行业，然而它又与促进社会的美好紧密相关。“贪玩的心态马上冒出来—要不然我们来玩这个吧。”他挤着眼睛笑，“它可以让我在一个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空间去寻找乐趣，并真正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精英主义的理性公益

　　抱着“推动改变”的精英主义理想而来，创新和传统思维的对撞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传统的公益圈同样有很多吴冲看不顺眼的地方。
　　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公益组织的“道德优越感”和“怨妇心态”—“公益不是苦情戏，很多公益组织筹不到钱，就骂社会没良知，这就像卖包子的人抱怨包子卖得不好，却不检讨自己的包子！”
　　他从不讳言讨厌那些只会编造煽情故事，却行动低效的组织。
　　他把商业领域的管理和资源利用方式带进公益机构，“慈善机构面临的问题跟商业组织其实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手里的资源非常有限，而面对的目标很大。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还包括你的精力、社会资源等怎么配置。”这使“真爱梦想”的目标受众一开始就被精准划定。“目标学校要有互联网，否则我们的运营模式无法实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也不会是村小，因为整套设施的配置比较高，放到一个30人的村小里，就糟蹋了。必须是中心校以上的区域，300人以上的学校。”因为这里永远效率先行。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慈善机构业务繁多，但我们从成立至今只做一件事，只有狭窄的定位才能做到专业化。”
　　在他看来，公益跟商业一样，只有遵循市场价格规律才能招到优秀的人才。去年“真爱梦想”员工工资是4000～5000元，说出来已然让很多公益组织咋舌，然而吴冲觉得仍然不够，“员工工资在6000元上下比较合理”。今年工资水平上涨了10%，他认为仍有10%的增长空间。
　　“真爱梦想”主页的简介里甚至特意强调了—这是一家“由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发起与运营的公益组织”。
　　这一切有时会令传统公益人士对他愈发不满，认为他实用主义、冷漠无情、缺乏包容。“我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那套精英主义玩法，我一点都学不来！”另一家草根基金会的创始人小凉说。

　　而对此，吴冲不以为然：“如果他们真有兴趣，我可以替他们分析一下，NGO也好，基金会也好，除了直接提取管理费外，有哪些方法解决行政经费问题，我们可以拿出10种方法你信不信？面对行业里的创新，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思考和学习，而是第一时间跳出来反对？”
　　“当然，现在已经好点了，开始有一些人愿意听我说。”顿了顿，吴冲说。在某个层面，他承认这些冲突的持续与他“我行我素”、不爱解释的性格也有关系。但是，“我不打算改变”。
　　现在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真爱梦想”的发展。2008年3月，第一家“梦想中心”落成的时候，吴冲曾激动地宣布，要在未来5年做100家这样的中心。而现在5年过去，梦想中心却做到了1000家。“所以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业务逻辑是对的，产品方向是对的，最后市场给你的回报将远远比你期望的要高。”

以理性支撑感性

　　不过，虽然被贴上了“冷漠”和“实用主义”的标签，这并不妨碍吴冲在生活中呈现浪漫和感性的一面。
　　很多人都有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他轻而易举实现了。2012年他在深圳大梅沙租了一所复式公寓，大刀阔斧拆了一面墙，装上落地玻璃，直面视野开阔、毫无遮挡的青山瀑布；另一面的阳台则与蔚蓝大海遥相呼应。
　　这固然是财务自由的“红利”，同时也是因“舍”而“得”。
　　旁人听到“财务自由”总是浮想联翩，但于吴冲而言，这个门槛其实并没那么高。“有的人要1000万才觉得自由，有的人有1亿仍然不自由。”他说，“在我看来，‘自由’并不是指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不做任何不想做的事，仍然能比较体面地生活。”比如说，他从来没有买过房子，隐居在这样的“世外桃源”，月租金只要5500元，但需要一个前提，“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只需要在北京买一套普通公寓的钱就足以让我自由，端看你怎么衡量。”有人问他，这回在“真爱梦想”会呆多久，他大笑，“地产业两年半，零售业4年，投行8年，如果按这个规律，16年吧……毕竟在公益行业，比混迹商场快乐多了，你接触的基本都是好人，或是人性中比较好的一面。因为坏人都要躲着你走，怕你叫他捐钱。”
　　“在‘真爱梦想’，我的角色是做创意的‘火花塞’，为团队‘点火’。我的人生追求基本是感性的，但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越是感性的目标越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支撑。比如你想开一家咖啡店，每天在这里看书休闲。但如果只有感性的目标，从来没有去想怎么盈利，最后你就会沦落到天天为经营奔忙发愁的境地。只有以强大的理性去支撑，把经营模式想清楚，才能真正实现最初的理想。”
　　“所以，你说我到底是一个理性还是感性的人呢？”最后，他坏笑着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