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第一次遇到对一部电影的观感反转又反转。
　　所有演员都好，有的演员尤其好。闫妮的王妈不仅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活的，她还为周边人作保，让他们都成了知根知底的活人。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小到衣食住行，大到人事录用。大小事体，她做来都兴兴孜孜，端庄自持。即使是说合女明星给大老板做情妇，她也办得清爽、体面。“体面”这个词在片中多次出现，它概括了规矩礼仪、人情世故，对于上海人来讲，体面大概就是“在最坏时间，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这就是罗曼蒂克。
　　主人面前，她有体面。三缺一求她打个麻将，“不得闲”。除了平起平坐的朋友，能陪主人打麻将的是名伶、清客，她坐下就降低了身份。想起徐皓峰说中国仆人的典型是浪子燕青，梁山第二把手卢俊义的仆人，燕青掌握卢俊义的财权，负责第一把交椅宋江的外交。不入流的恶霸才会殴打仆人，上流社会中，主人和首席管家之间行得迹近友道。中枪后，她坐回自己的高背椅，掏出钥匙（管家的权柄）放在桌上，端然而死。这一幕，竟有君子死不免冠的慨然。王妈，体面。
　　片名点题，《罗曼蒂克消亡史》，讲十里洋场的烟消云散，以上海教父陆先生从1934年到1949年间的遭遇切入。实际上，陆先生毕竟执掌黑社会，再怎样衣香鬓影文明高雅，一言不合也要提机关枪突突别人。这是畸形的文明。所以片中有大量家人团坐吃饭的戏，营造日常的底子。而帮派更尊崇规矩，因为底层帮众无精神约束无文化共识，没有规矩更易崩溃。规矩可用杜月笙的三碗面概括：体面、场面、情面。大哥妻子出轨，杀了她比较体面，不杀是情义；国民党头子戴先生看上女明星，并没有杀掉她的丈夫，而给后者一个职位高钞票多的好工作，必得让三方都满意点头，才算体面；一切都是人情世故，大家相互给面子，因为踏过这条底线，就是冲突死人。即使要死人，也要保持风度，厌恶面红颈粗地说谎，不弄脏谈事的茶楼，否则，都不体面。
　　陆先生原型杜月笙，发迹后爱慕文化，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电影中遭遇枪击埋伏，他没有惊慌奔跑，而是冷静地走出店门。一个人的修养、精神制约令他超越生死。这就是文明。陆先生，体面。
　　所以本片讲的是不同秩序对上海的争夺。陆先生代表的力量以暴力崛起，以规矩平天下，而日本人要来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他的时代结束，他一力维持的有规矩、重人情的国度崩溃。新上海，体现着新主人的秩序。
　　无疑这是一部才气逼人的作品，非线性、多进程的叙事加大了故事的内部张力，画面美轮美奂，大量的特写与固定镜头造成的凝视效果、悲剧氛围密云涌动。可是处处用力等于处处不用力，无节制的才气分散观众注意力，削弱了故事的核心力量。
　　问题还在于野心超过能力，对上海教父的想象并不全然可信。“把杜月笙浪漫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说，“真实的杜月笙更城府，更老辣，更弹性，更大气，更江湖，也更富有人间气息。”影片背景是1937年淞沪战争前夕的上海、1944年沦陷前的香港、1945年太平洋战争菲律宾的日军战俘营，这些时空点打在字幕上，联想山呼海啸。可是，导演还不足以驾驭这股力量，当我拼凑出整个故事，不禁觉得，相比这几个时间点背后那头庞大的巨兽，这个故事小到不匹配。索性更小一点，抛弃野心，《倾城之恋》里一个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一对柴米夫妻，小但是巧；或者硬碰硬，拍战争。现在的黑帮复仇记，不大不小，故事无法承载它所隐喻的黑帮和大时代，影影绰绰成为了T恤衫上的切·格瓦拉，一个文艺的符号。
　　最喜欢章子怡在戏里的台词：最终，你将受尽磨难地活下来。据说有一版结尾，受尽磨难活下来的她与陆先生在香港重逢，想想1949年上海多少文艺界、商界人士奔流到香港，对后者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觉得这个隐喻，恰如其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