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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财富，这在全世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比起六年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轰轰烈烈，现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了妥协。“人们以为自己了解贫富差距，但其实他们一无所知。”美国《时代》周刊图片编辑迈尔斯·里特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男人漂浮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57层楼的露天游泳池里，远处是新加坡最繁华的金融街。
对于迈尔斯而言，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每天，迈尔斯都要往返位于曼哈顿的《时代》周刊杂志社和他不远的家中。“生活在纽约让我见到了惊人的贫穷和富有。”然而同时，迈尔斯也发现，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于富人有着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他们甚至会直呼他们的名字（first name），好像是亲戚朋友一样。人们对这群富人有着过度的认同，但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共同利益。”
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一个黑人厨师正在等待乘坐热气球游览回来的客人，准备为他们提供香槟酒。这名黑人厨师长期在附近一栋奢华度假别墅服务。
正如作家约翰·欧内斯特·斯坦贝克所说，“社会主义从来没能在美国扎下根，是因为这里的穷人不认为自己是被剥削了的无产阶级，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的百万富翁。”
“如果问题出现时，我们有意选择视而不见，那无异于愚蠢。”三四年来，迈尔斯一直致力于揭露和展示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我想通过这本书，向大家揭示这些极其有权势，同时却隐形于公众视野的特权阶级的生活。”
爱达荷州一处高档社区门口，远处飘来一阵莫名其妙的浓烟。
这是一本名为《百分之一：全球不平等下的特权阶级》（以下简称《百分之一》）的摄影集，书中有三段文字和三十张照片。在去年1月，书籍由德国Hatja Cantz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迈尔斯已经带着书中的照片走过了1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目标是把这个作品铺展到一百个画廊和出版商那里。”2016年，他带着展览来到了中国平遥，他认为，尽管时间短，缺少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细致入微的了解，但举目所见，“似乎在北京的无家可归的人要远远少于纽约。”
加州伯克利的Rivoli剧院。该剧院于1925年开设，主要用于表演艺术和播放电影，50年代关闭后多次改建成超市。
同以往反映贫富差距的摄影作品不同，迈尔斯本身并没有参与拍摄，而是选择了站在图片编辑的角度整合已有著名摄影师的作品。“我在网络上广撒网，比如在VII、Noor和马格南这样的图片库里搜索了很久，找到了两千多张彩色、黑白，格式和审美风格各不相同的照片。”然后，从两千多张照片里筛选出了30张“视觉统一”的作品，这个过程在迈尔斯看来是“漫长而痛苦的”，然而效果也是明显的，乍一看起来，“这些照片仿佛是同一个人拍摄的”，因为所有照片无一不在凸显着同一个主题——奢华。
Varvara在她莫斯科的家庭剧院里。
“毕竟，这是一个关于‘富豪们’的展览，照片数量控制在30张，也为了让每一张照片都富有力量，少数且优质，与其展现的主题百分之一的人群紧密相关。”迈尔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策划展览和编辑书籍时，迈尔斯试图“先借用富人的语言，然后再颠覆它”，在视觉上凸显“特权”“精英”之感。在过去很多讽刺权贵阶层的照片中，特权阶层的形象常常会被刻意地丑化、戏剧化。这种类型化的讽刺反而削弱了人们在接受视觉冲击后反思的可能，从而弱化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新加坡自由港，Christian Pauli正在开启一个最高安全保管库。Pauli是一家艺术品管理公司的经理，在全球设立保管库。这个保管库配有生物识别技术，200多个摄像头，振动检测技术，氮灭火器和七吨重的大门。
“如今，百分之一这一群体，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外出旅行的机会更多，这群见多识广的人比从前的权贵阶层更多了一分精英气质。”现任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克里斯提亚·弗里兰说。因此，为本书编纂图片时，迈尔斯要冷静得多，“我只选择基调更为沉静，画面精致的彩色中画幅照片，黑白照片和其他形式的一律舍弃。而且画面中不讲述某一具体的人物故事，而是表现更广大的人群或地域。这是因为展览本身不只关注某些特别的人，而是关注更大的财富趋势本身。” 为了保证品质，这30张照片无一不是出自摄影名家之手。这样的选择受到了爱德华·史泰钦的影响。1955年，时任MoMA摄影部主任的爱德华·史泰钦开创了摄影史上一个重要展览“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包括了当时世界上273位一流摄影师的503幅作品。迈尔斯仔细研究学习了这个展览，记下了其中的重要主题：家庭、宗教、工作等等。并在《百分之一》中，进一步从特权世界中，抽离这些概念，此外，他还拓展到了从前不涉及的医疗、教育、娱乐等领域。
《百分之一》中一些照片显而易见地展现了特权阶级的排他性和巨大的贫富差距，然而也有一些照片表达的是一种模糊的主题。对此迈尔斯认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即便是特权阶层都多少受到了这一问题的困扰。
上海复兴路拆迁。
例如，在马格南摄影师艾克·索斯（Alec Soth）拍摄的一张爱达荷州的时髦小区的照片中，一抹让人有些担忧的青烟正在慢慢逼近高档社区的大门，对此迈尔斯解释道：“我觉得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中，风险就如照片所示，它不仅威胁中下层阶级，也已经开始影响到最高层的人了。这也是我喜欢这些照片的原因。”
2014年，美国职业拳击手弗洛伊德·梅威瑟，以1.05亿美元的收入位列世界体坛运动员富豪榜榜首。同一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肯尼斯·格里芬，所得收入却是梅威瑟的12倍——13亿美元，后者的名字在中文网站上几乎都没有准确的中文译法，然而肯尼斯和位列其后的四名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差距并不太大，他们每人所得都在10亿美元以上。
一名25岁的伦敦男青年正在进行鼻翼缩小手术。
“哈佛商学院曾作过一个调查，询问美国人，你认为大公司的CEO们和普通工人相比，所得收入比例是多少，媒体调查结果显示，在大众心目中，这个比例是30：1。然而真正的答案是350：1。”在《百分之一》的序言部分，迈尔斯这样记录道。他认为人们远远低估了不平等和特权的规模和影响。
“百分之一的特权阶级”这个概念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在文章发表的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抗议者高举的口号便是——“我们是99%的大多数”。
直到今天，这场运动和这个概念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和政治。俄亥俄大学政治学教授吉尔塞认为，“占领华尔街”为美国多层次的民怨情绪爆发做了前期铺垫，使最近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不得不回应不同的民怨情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本届总统选举中也选择了“以民怨情绪为动力”的手段获取支持。
然而，情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百分之一》这本书中，迈尔斯邀请了当年百分之一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撰写了一篇短文，进一步阐释他对于全球不平等现象的看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在很多场合演说不平等现象的成因和危害。在本书序言中，他写道，“财富顶端10%的人拥有世界86%的财富，而世界较贫穷的一半人口仅仅拥有世界1%的财富。乐施会（Oxfam）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仅80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就等同于全世界50%人口，也就是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概念，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假如涓滴效应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有人都能因顶层人士的富裕而获益。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奇谈怪论有一丝真实，虽然我希望它能成立，那么所有人都能变成富人。”2012年，约瑟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演讲中这样说道。
为了更好地揭示不平等现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约瑟夫撰写了一本书来阐释，书名就叫《不平等的代价》。在书中，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寻租行为（Rent-seeking）导致人们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获得收入，在美国、英国和许多地区，大部分经济行为都是寻租行为，这种行为和其他经济行为的区别在于：寻租行为中，人们总是想让自己能分到的那块蛋糕变大，而不是努力让整个蛋糕变大。可怕的是，在经济活动中，这种行为非常普遍。
29岁的中国女孩正在公主婚纱影楼摆拍她的婚礼照片。该婚纱影楼位于中国上海。
约瑟夫关注贫富差距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他出生在1943年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名为加里的小城，这里以钢铁工业闻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周围的同学——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遭遇到了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约瑟夫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1963年，大学三年级的约瑟夫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游行，听到了金博士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然而，随着他越来越深入研究经济学领域，约瑟夫发现，这个“梦”充满了谎言和漏洞。
不平等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机会的不平等，约瑟夫在《百分之一》的序言中提到，“如果要规范地衡量出一个国家为大众提供的机会的平等性问题，就要看一个孩子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父母的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度。”这种相关性体现在，孩子的发展机会是否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情况。约瑟夫遗憾地说，比起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美国普通人能获得的平等机会是非常少的，这可能和大家普遍想象的“美国梦”大相径庭。
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一文中，约瑟夫写到：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
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财富分配不均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
如果不是决心策划这个展览，迈尔斯也很难想象贫富差距之下的世界是如何的光怪陆离。尽管是《时代》周刊的图片编辑，偶尔要和世界最顶级的权贵阶层打交道，但“我对于他们的了解，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每一次拍照，他们都被公关团队稳妥地保护了起来。因此，谈不上有什么交流”。
“本书封面，是两位摄影师长期项目中的一幅作品，他们关注全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在这里，财富可以合法避税，我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从未接触过，这种很难用视觉化元素表达的主题，显得格外迷人。”迈尔斯说。
然而，这种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着的，“如果你曾住过孟买的四季酒店，那么你就会知道从酒店正门出去右转，隔壁就是著名的贫民窟，跨越贫富只需要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摄影评论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 ）在《百分之一》的序言中写道。
在经济学家看来，收入不平等正在扭曲着社会。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一名残疾清洁工人正在清理街道。
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正在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涓滴效应”也许只是一种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却真真切切地成功渗透到了下面。
这是为了解决低迷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泡沫，这让普通大众幻觉自己也是富人，从而大量消费。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处于底层的80%人群花掉了他们收入的110%，消费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这种因为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的经济泡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上演。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阐述过他眼中美国社会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重点在于“适度”二字。
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利己思想，“适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认为关注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关注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最终利益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么高贵。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
“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约瑟夫写道。
“这些照片生动地捕捉了这场在世界各地蔓延的疾病，也提醒着人们与之战斗势在必行。”约瑟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希望，可能在于“能不能说服更多的塔尖人群，开展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来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有很多1%的人群，意识到人们应该平等地分享机会，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比如巴菲特就认为自己比秘书交的收入税更低是不对的。当然，类似巴菲特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这项工作本身任重而道远。
而对于迈尔斯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不管怎样，我都承认自己享有着极大的特权，我有权表达、投票、批评政府。我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过着舒适的生活。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人相比，我与危险绝缘，远离犯罪、暴力和疾病。”迈尔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人们应当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不同程度的“特权”，并打开自己的格局，妥善使用权利，就像美国人常说的那句话：“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安慰困苦之人而须扰安乐之人。）
唤醒人们沉睡而麻木的意识则更为紧迫。“如果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和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不愿妥协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或许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说。
比起六年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轰轰烈烈，现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了妥协。“人们以为自己了解贫富差距，但其实他们一无所知。”美国《时代》周刊图片编辑迈尔斯·里特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迈尔斯而言，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每天，迈尔斯都要往返位于曼哈顿的《时代》周刊杂志社和他不远的家中。“生活在纽约让我见到了惊人的贫穷和富有。”然而同时，迈尔斯也发现，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于富人有着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他们甚至会直呼他们的名字（first name），好像是亲戚朋友一样。人们对这群富人有着过度的认同，但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共同利益。”
正如作家约翰·欧内斯特·斯坦贝克所说，“社会主义从来没能在美国扎下根，是因为这里的穷人不认为自己是被剥削了的无产阶级，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的百万富翁。”
“借用富人的语言，然后再颠覆它”
“如果问题出现时，我们有意选择视而不见，那无异于愚蠢。”三四年来，迈尔斯一直致力于揭露和展示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我想通过这本书，向大家揭示这些极其有权势，同时却隐形于公众视野的特权阶级的生活。”
这是一本名为《百分之一：全球不平等下的特权阶级》（以下简称《百分之一》）的摄影集，书中有三段文字和三十张照片。在去年1月，书籍由德国Hatja Cantz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迈尔斯已经带着书中的照片走过了1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目标是把这个作品铺展到一百个画廊和出版商那里。”2016年，他带着展览来到了中国平遥，他认为，尽管时间短，缺少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细致入微的了解，但举目所见，“似乎在北京的无家可归的人要远远少于纽约。”
同以往反映贫富差距的摄影作品不同，迈尔斯本身并没有参与拍摄，而是选择了站在图片编辑的角度整合已有著名摄影师的作品。“我在网络上广撒网，比如在VII、Noor和马格南这样的图片库里搜索了很久，找到了两千多张彩色、黑白，格式和审美风格各不相同的照片。”然后，从两千多张照片里筛选出了30张“视觉统一”的作品，这个过程在迈尔斯看来是“漫长而痛苦的”，然而效果也是明显的，乍一看起来，“这些照片仿佛是同一个人拍摄的”，因为所有照片无一不在凸显着同一个主题——奢华。
“毕竟，这是一个关于‘富豪们’的展览，照片数量控制在30张，也为了让每一张照片都富有力量，少数且优质，与其展现的主题百分之一的人群紧密相关。”迈尔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策划展览和编辑书籍时，迈尔斯试图“先借用富人的语言，然后再颠覆它”，在视觉上凸显“特权”“精英”之感。在过去很多讽刺权贵阶层的照片中，特权阶层的形象常常会被刻意地丑化、戏剧化。这种类型化的讽刺反而削弱了人们在接受视觉冲击后反思的可能，从而弱化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今，百分之一这一群体，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外出旅行的机会更多，这群见多识广的人比从前的权贵阶层更多了一分精英气质。”现任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克里斯提亚·弗里兰说。因此，为本书编纂图片时，迈尔斯要冷静得多，“我只选择基调更为沉静，画面精致的彩色中画幅照片，黑白照片和其他形式的一律舍弃。而且画面中不讲述某一具体的人物故事，而是表现更广大的人群或地域。这是因为展览本身不只关注某些特别的人，而是关注更大的财富趋势本身。” 为了保证品质，这30张照片无一不是出自摄影名家之手。这样的选择受到了爱德华·史泰钦的影响。1955年，时任MoMA摄影部主任的爱德华·史泰钦开创了摄影史上一个重要展览“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包括了当时世界上273位一流摄影师的503幅作品。迈尔斯仔细研究学习了这个展览，记下了其中的重要主题：家庭、宗教、工作等等。并在《百分之一》中，进一步从特权世界中，抽离这些概念，此外，他还拓展到了从前不涉及的医疗、教育、娱乐等领域。
《百分之一》中一些照片显而易见地展现了特权阶级的排他性和巨大的贫富差距，然而也有一些照片表达的是一种模糊的主题。对此迈尔斯认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即便是特权阶层都多少受到了这一问题的困扰。
例如，在马格南摄影师艾克·索斯（Alec Soth）拍摄的一张爱达荷州的时髦小区的照片中，一抹让人有些担忧的青烟正在慢慢逼近高档社区的大门，对此迈尔斯解释道：“我觉得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中，风险就如照片所示，它不仅威胁中下层阶级，也已经开始影响到最高层的人了。这也是我喜欢这些照片的原因。”
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
2014年，美国职业拳击手弗洛伊德·梅威瑟，以1.05亿美元的收入位列世界体坛运动员富豪榜榜首。同一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肯尼斯·格里芬，所得收入却是梅威瑟的12倍——13亿美元，后者的名字在中文网站上几乎都没有准确的中文译法，然而肯尼斯和位列其后的四名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差距并不太大，他们每人所得都在10亿美元以上。
“哈佛商学院曾作过一个调查，询问美国人，你认为大公司的CEO们和普通工人相比，所得收入比例是多少，媒体调查结果显示，在大众心目中，这个比例是30：1。然而真正的答案是350：1。”在《百分之一》的序言部分，迈尔斯这样记录道。他认为人们远远低估了不平等和特权的规模和影响。
“百分之一的特权阶级”这个概念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在文章发表的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抗议者高举的口号便是——“我们是99%的大多数”。
直到今天，这场运动和这个概念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和政治。俄亥俄大学政治学教授吉尔塞认为，“占领华尔街”为美国多层次的民怨情绪爆发做了前期铺垫，使最近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不得不回应不同的民怨情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本届总统选举中也选择了“以民怨情绪为动力”的手段获取支持。
然而，情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百分之一》这本书中，迈尔斯邀请了当年百分之一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撰写了一篇短文，进一步阐释他对于全球不平等现象的看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在很多场合演说不平等现象的成因和危害。在本书序言中，他写道，“财富顶端10%的人拥有世界86%的财富，而世界较贫穷的一半人口仅仅拥有世界1%的财富。乐施会（Oxfam）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仅80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就等同于全世界50%人口，也就是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概念，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假如涓滴效应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有人都能因顶层人士的富裕而获益。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奇谈怪论有一丝真实，虽然我希望它能成立，那么所有人都能变成富人。”2012年，约瑟夫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演讲中这样说道。
为了更好地揭示不平等现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约瑟夫撰写了一本书来阐释，书名就叫《不平等的代价》。在书中，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寻租行为（Rent-seeking）导致人们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获得收入，在美国、英国和许多地区，大部分经济行为都是寻租行为，这种行为和其他经济行为的区别在于：寻租行为中，人们总是想让自己能分到的那块蛋糕变大，而不是努力让整个蛋糕变大。可怕的是，在经济活动中，这种行为非常普遍。
约瑟夫关注贫富差距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他出生在1943年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名为加里的小城，这里以钢铁工业闻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周围的同学——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遭遇到了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约瑟夫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1963年，大学三年级的约瑟夫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游行，听到了金博士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然而，随着他越来越深入研究经济学领域，约瑟夫发现，这个“梦”充满了谎言和漏洞。
不平等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机会的不平等，约瑟夫在《百分之一》的序言中提到，“如果要规范地衡量出一个国家为大众提供的机会的平等性问题，就要看一个孩子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父母的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度。”这种相关性体现在，孩子的发展机会是否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情况。约瑟夫遗憾地说，比起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美国普通人能获得的平等机会是非常少的，这可能和大家普遍想象的“美国梦”大相径庭。
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一文中，约瑟夫写到：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
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蔓延世界的疾病
财富分配不均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
如果不是决心策划这个展览，迈尔斯也很难想象贫富差距之下的世界是如何的光怪陆离。尽管是《时代》周刊的图片编辑，偶尔要和世界最顶级的权贵阶层打交道，但“我对于他们的了解，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每一次拍照，他们都被公关团队稳妥地保护了起来。因此，谈不上有什么交流”。
“本书封面，是两位摄影师长期项目中的一幅作品，他们关注全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在这里，财富可以合法避税，我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从未接触过，这种很难用视觉化元素表达的主题，显得格外迷人。”迈尔斯说。
然而，这种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着的，“如果你曾住过孟买的四季酒店，那么你就会知道从酒店正门出去右转，隔壁就是著名的贫民窟，跨越贫富只需要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摄影评论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 ）在《百分之一》的序言中写道。
在经济学家看来，收入不平等正在扭曲着社会。
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正在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涓滴效应”也许只是一种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却真真切切地成功渗透到了下面。
这是为了解决低迷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泡沫，这让普通大众幻觉自己也是富人，从而大量消费。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处于底层的80%人群花掉了他们收入的110%，消费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这种因为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的经济泡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上演。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阐述过他眼中美国社会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重点在于“适度”二字。
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利己思想，“适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认为关注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关注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最终利益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么高贵。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
“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约瑟夫写道。
“这些照片生动地捕捉了这场在世界各地蔓延的疾病，也提醒着人们与之战斗势在必行。”约瑟夫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希望，可能在于“能不能说服更多的塔尖人群，开展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来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有很多1%的人群，意识到人们应该平等地分享机会，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比如巴菲特就认为自己比秘书交的收入税更低是不对的。当然，类似巴菲特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这项工作本身任重而道远。
而对于迈尔斯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不管怎样，我都承认自己享有着极大的特权，我有权表达、投票、批评政府。我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过着舒适的生活。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很多人相比，我与危险绝缘，远离犯罪、暴力和疾病。”迈尔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人们应当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不同程度的“特权”，并打开自己的格局，妥善使用权利，就像美国人常说的那句话：“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安慰困苦之人而须扰安乐之人。）
唤醒人们沉睡而麻木的意识则更为紧迫。“如果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和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不愿妥协的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或许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