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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美国名记曼尼克思作为一名普通士兵，随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的行动。次年4月，曼尼克思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国。退伍后，他到处流浪，甚至一度锒铛入狱，人生到了最低谷。不过，曼尼克思并不气馁，他兴致勃勃地决定好好利用这段坐牢的时间，用自己的写作天赋赚点钱。
曼尼克思的生财之路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请朋友们从夏威夷图书馆借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飞快地读完后，他宣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写文章赚大钱了。
监狱长不忍看到书生落难，对曼尼克思很关照，看到曼尼克思要动笔了，专门给他配了一张书桌；而夏威夷总督也曾十分欣赏曼尼克思的才华，送来了一台旧打字机。曼尼克思便在安静的牢房中，将自己想象成伟大的东方政治家李鸿章，用李鸿章的口气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每写完一部分，他就将稿件邮寄给一些美国的报刊。
曼尼克思的出色才华令他创作的“李鸿章日记”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伦敦的《观察家报》主动来信，询问曼尼克思手头有没有更多的李鸿章日记，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开专栏，并保证提供高达1000美元的稿费。曼尼克思欣然接受。于是，这位在押囚犯臆造出“李鸿章”，在大西洋两岸畅谈着“李鸿章”的人生、事业，评论着当世的伟大人物，指点江山，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
曼尼克思获得了巨大的名声，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夏威夷总督干脆下令给他减刑。出狱后，经济上大为宽裕的曼尼克思就在著名的马诺阿山谷安了家，专心写作。
但曼尼克思似乎并不满足现状，他又“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太平洋联合通讯社”，由自己出任主席。这家“通讯社”的总经理、秘书等人，虽然都堂皇地在公司信笺中印了大名，但他们无非都是曼尼克思想象出来的团队。这家“通讯社”给美国的各家报刊总编辑写信，推销他们的新闻服务。
就在曼尼克思和自己的想象纠缠不清时，他出版的图书《李鸿章回忆录》遭遇到严峻的挑战。挑战者的权威性根本毋庸置疑：他是在大清海关任职多年的波士顿人杜维德。杜维德精通中文，与李鸿章交情很深，李鸿章1896年访问美国期间，杜维德是全程陪同的随行官员。
引起杜维德怀疑的是，《李鸿章回忆录》中所登载的李鸿章在美国最后一天的日记。书中，李鸿章在返回中国的前一晚，在旧金山写道：“今天，我的朋友们带我参观金门湾。我登上旧金山海湾入口处的高高悬崖，举目眺望，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美丽的祖国。那些有关我的非议和责难，我一概不予理睬……我只有一颗中国心。我回到住处后，良久无言，这几个月来我走遍了世界，现在唯一期盼的，就是能亲吻到祖国的土地！”
无疑，这是一段文采和真情并茂的文字，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动。但问题是，李鸿章在美时，为了表示对美国排华政策的不满，拒绝访问排华严重的美国西部，为此，李鸿章辗转取道加拿大的温哥华登上回国的邮轮。杜维德与李鸿章一起在温哥华的酒店中度过了美洲大陆的最后一天，李鸿章怎么有可能登上遥远的旧金山金门湾去眺望祖国、大发感慨呢？
杜维德由此生疑，并对这本书做了细致的勘对，又发现了很多问题，因此，他断言，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杜维德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李鸿章回忆录》的出版社——霍敦·密夫林出版社。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质疑从各地纷纷涌来。备受压力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决心对此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但他们坚信，即使该书有重大错误，但绝不可能是完全伪造的。他们希望与曼尼克思亲自沟通，以便澄清种种传言，给读者一个交代。
这时，曼尼克思却“不见”了。据他的代理人说，曼尼克思正在中国访问，与李鸿章的继承人们商谈要事，并且还要和帮助他翻译李鸿章日记的罗伯斯上尉等人见面，以便收集更多资料出版《李鸿章回忆录》第二卷。当然，这位代理人也是曼尼克思日渐庞大的虚构团队中的成员。曼尼克思此时定居在加州，忙于为很多报纸写专栏，没时间、更没办法应对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质疑，只好杜撰一个代理人出来挡驾。霍敦·密夫林出版社无奈，只好把杜维德提供的质疑资料寄给代理人，并敦促代理人及时将信件转给曼尼克思。
代理人给出版社回信，说自己并没有转告曼尼克思有关出版社期望他回信澄清的事，因为曼尼克思先生太忙了，没有必要。代理人还说他已经请曼尼克思做三件事，以便澄清谣传：一是从李鸿章在广东的家族手中获得一份相关的声明；二是提供中国政府批准查阅和翻译李鸿章日记的批文；三是从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里取得对全书的认可。代理人介绍说，曼尼克思与中国的“文化部长”是相识多年的老哥们儿，《李鸿章回忆录》的很多相关事情都是这位“文化部长”帮助解决的。他在信中自豪地宣布，當《李鸿章回忆录》被回译为中文后，得到了中国高级官员们的一致赞赏，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还准备给曼尼克思授以勋章。
最后，护主心切的代理人请出版社转告杜维德，他愿意拿出5000美元、同时希望杜维德拿出2500美元，一起存到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双方各自证实自己的观点，胜者通吃。
出版社对这封近乎儿戏的打赌的信毫无兴趣，他们希望看到曼尼克思本人对书中基本事实的错误做出解释。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曼尼克思再一次以代理人的名义，给出版社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他虽然承认书中有失误，但将责任全部推给又一个臆造出来的人物——火努鲁鲁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威勒博士，说书中有关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在报刊连载时，因曼尼克思不在国内，委托这位博士修改，他不知道这位博士为什么要将温哥华换成了旧金山。信中也说，李鸿章访问美国的这些资料，因为是第一次从中文手稿翻译成英文，而且李鸿章的手稿多没有记录日期和写作地点，很难整理，报社催稿又很急，仓促之下，难以避免错误。
在《李鸿章回忆录》的真实性引起西方沸沸扬扬的讨论时，对于这本回忆录，李家一直保持着沉默。因为李家觉得，至少在民国各色政治人物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将李鸿章逐渐妖魔化为“卖国贼”时，这本有着赝品嫌疑的书，很好地描绘出了李鸿章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李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该书做任何公开评论，只有李鸿章的儿子在一封用英文写就的私人函件中有提及，指出这本书可能是伪书。他在写给自己的英文教师的信中透露，父亲的秘书班子中，从来没有一位“罗伯斯上尉”，而且父亲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实际上，《李鸿章回忆录》是一本堪称“伟大”的历史小说，它的整个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页传奇，不仅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话题，而且至今还有一些懒惰的历史研究者将它当作史实进行引用，给历史研究带来黑色的玩笑。
费尽心机发掘出真相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并没有吃亏。这本书在被当做真实史料时，为他们赚进了大量的美元；待到这本书被确定为小说后，他们只是增加了几十页有关该书真实性调查的文字，照样热卖，而且因为增加了曼尼克思伪造《李鸿章回忆录》的传奇过程，这本“小说”更为畅销了。吊诡的是，即使这是一部小说，它也比任何其他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地刻画了李鸿章的形象：一个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编 辑 / 冰 如
曼尼克思的生财之路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请朋友们从夏威夷图书馆借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飞快地读完后，他宣布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写文章赚大钱了。
监狱长不忍看到书生落难，对曼尼克思很关照，看到曼尼克思要动笔了，专门给他配了一张书桌；而夏威夷总督也曾十分欣赏曼尼克思的才华，送来了一台旧打字机。曼尼克思便在安静的牢房中，将自己想象成伟大的东方政治家李鸿章，用李鸿章的口气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每写完一部分，他就将稿件邮寄给一些美国的报刊。
曼尼克思的出色才华令他创作的“李鸿章日记”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伦敦的《观察家报》主动来信，询问曼尼克思手头有没有更多的李鸿章日记，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开专栏，并保证提供高达1000美元的稿费。曼尼克思欣然接受。于是，这位在押囚犯臆造出“李鸿章”，在大西洋两岸畅谈着“李鸿章”的人生、事业，评论着当世的伟大人物，指点江山，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
曼尼克思获得了巨大的名声，本就对他十分欣赏的夏威夷总督干脆下令给他减刑。出狱后，经济上大为宽裕的曼尼克思就在著名的马诺阿山谷安了家，专心写作。
但曼尼克思似乎并不满足现状，他又“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太平洋联合通讯社”，由自己出任主席。这家“通讯社”的总经理、秘书等人，虽然都堂皇地在公司信笺中印了大名，但他们无非都是曼尼克思想象出来的团队。这家“通讯社”给美国的各家报刊总编辑写信，推销他们的新闻服务。
就在曼尼克思和自己的想象纠缠不清时，他出版的图书《李鸿章回忆录》遭遇到严峻的挑战。挑战者的权威性根本毋庸置疑：他是在大清海关任职多年的波士顿人杜维德。杜维德精通中文，与李鸿章交情很深，李鸿章1896年访问美国期间，杜维德是全程陪同的随行官员。
引起杜维德怀疑的是，《李鸿章回忆录》中所登载的李鸿章在美国最后一天的日记。书中，李鸿章在返回中国的前一晚，在旧金山写道：“今天，我的朋友们带我参观金门湾。我登上旧金山海湾入口处的高高悬崖，举目眺望，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美丽的祖国。那些有关我的非议和责难，我一概不予理睬……我只有一颗中国心。我回到住处后，良久无言，这几个月来我走遍了世界，现在唯一期盼的，就是能亲吻到祖国的土地！”
无疑，这是一段文采和真情并茂的文字，至今读来还令人感动。但问题是，李鸿章在美时，为了表示对美国排华政策的不满，拒绝访问排华严重的美国西部，为此，李鸿章辗转取道加拿大的温哥华登上回国的邮轮。杜维德与李鸿章一起在温哥华的酒店中度过了美洲大陆的最后一天，李鸿章怎么有可能登上遥远的旧金山金门湾去眺望祖国、大发感慨呢？
杜维德由此生疑，并对这本书做了细致的勘对，又发现了很多问题，因此，他断言，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杜维德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李鸿章回忆录》的出版社——霍敦·密夫林出版社。
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质疑从各地纷纷涌来。备受压力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决心对此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但他们坚信，即使该书有重大错误，但绝不可能是完全伪造的。他们希望与曼尼克思亲自沟通，以便澄清种种传言，给读者一个交代。
这时，曼尼克思却“不见”了。据他的代理人说，曼尼克思正在中国访问，与李鸿章的继承人们商谈要事，并且还要和帮助他翻译李鸿章日记的罗伯斯上尉等人见面，以便收集更多资料出版《李鸿章回忆录》第二卷。当然，这位代理人也是曼尼克思日渐庞大的虚构团队中的成员。曼尼克思此时定居在加州，忙于为很多报纸写专栏，没时间、更没办法应对霍敦·密夫林出版社的质疑，只好杜撰一个代理人出来挡驾。霍敦·密夫林出版社无奈，只好把杜维德提供的质疑资料寄给代理人，并敦促代理人及时将信件转给曼尼克思。
代理人给出版社回信，说自己并没有转告曼尼克思有关出版社期望他回信澄清的事，因为曼尼克思先生太忙了，没有必要。代理人还说他已经请曼尼克思做三件事，以便澄清谣传：一是从李鸿章在广东的家族手中获得一份相关的声明；二是提供中国政府批准查阅和翻译李鸿章日记的批文；三是从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里取得对全书的认可。代理人介绍说，曼尼克思与中国的“文化部长”是相识多年的老哥们儿，《李鸿章回忆录》的很多相关事情都是这位“文化部长”帮助解决的。他在信中自豪地宣布，當《李鸿章回忆录》被回译为中文后，得到了中国高级官员们的一致赞赏，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还准备给曼尼克思授以勋章。
最后，护主心切的代理人请出版社转告杜维德，他愿意拿出5000美元、同时希望杜维德拿出2500美元，一起存到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双方各自证实自己的观点，胜者通吃。
出版社对这封近乎儿戏的打赌的信毫无兴趣，他们希望看到曼尼克思本人对书中基本事实的错误做出解释。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曼尼克思再一次以代理人的名义，给出版社发出了第二封信。信中他虽然承认书中有失误，但将责任全部推给又一个臆造出来的人物——火努鲁鲁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威勒博士，说书中有关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在报刊连载时，因曼尼克思不在国内，委托这位博士修改，他不知道这位博士为什么要将温哥华换成了旧金山。信中也说，李鸿章访问美国的这些资料，因为是第一次从中文手稿翻译成英文，而且李鸿章的手稿多没有记录日期和写作地点，很难整理，报社催稿又很急，仓促之下，难以避免错误。
在《李鸿章回忆录》的真实性引起西方沸沸扬扬的讨论时，对于这本回忆录，李家一直保持着沉默。因为李家觉得，至少在民国各色政治人物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将李鸿章逐渐妖魔化为“卖国贼”时，这本有着赝品嫌疑的书，很好地描绘出了李鸿章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李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该书做任何公开评论，只有李鸿章的儿子在一封用英文写就的私人函件中有提及，指出这本书可能是伪书。他在写给自己的英文教师的信中透露，父亲的秘书班子中，从来没有一位“罗伯斯上尉”，而且父亲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实际上，《李鸿章回忆录》是一本堪称“伟大”的历史小说，它的整个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页传奇，不仅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话题，而且至今还有一些懒惰的历史研究者将它当作史实进行引用，给历史研究带来黑色的玩笑。
费尽心机发掘出真相的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并没有吃亏。这本书在被当做真实史料时，为他们赚进了大量的美元；待到这本书被确定为小说后，他们只是增加了几十页有关该书真实性调查的文字，照样热卖，而且因为增加了曼尼克思伪造《李鸿章回忆录》的传奇过程，这本“小说”更为畅销了。吊诡的是，即使这是一部小说，它也比任何其他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地刻画了李鸿章的形象：一个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编 辑 / 冰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