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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追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国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再开发历程，尤其是两次开发浪潮所造成的语言景观变化，探讨了当地政府在再开发过程中凸显中文字符、中式建筑元素的做法导致的最终结果：一方面，再开发行动的确吸引了大商业的入驻和大量游客的到来，繁荣了当地经济;另一方面，中国城里华人人数却不断下降，中文字符也更多发挥美学和象征功能。中国城的族裔性质在城市再开发过程中被商品化，并与华人族群分离开来。
【关键词】语言景观 族裔性质 华人族群
兰德里和布里将“语言景观”定义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识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和城市群的语言景观”。我国学界对语言景观研究的关注、参与度与日俱增。有对国外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和研究理论进行评论的，有对旅游区和少数民族区域语言景观考察的，也有对外国侨民聚居社区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多是静态的、描述性质的，少有系统地将语言景观的变化置于大的社会城市变迁背景下加以历时考察的。本研究则将华盛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变迁置于其城市大开发历程中加以考察，探讨多方利益博弈下中國城语言景观变迁的后果。
一、中国城再开发的历史之第一波
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城市规划者希望开发和复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市中心地带。该城市的官员也认识到凸显中国城的文化遗产特征对中国城的商业也十分有利。198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其姊妹友好城市北京共同出资修建刻有“中国城”三个汉字的友谊牌楼。这不仅是对中国城历史和文化的认可，更是旨在提升中国城和华盛顿特区的知名度和吸引游客旅游观光努力的一部分。同年，中国城附近的地铁站被改名为中国城，这样从官方确认了中国城社区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正如时任华盛顿市长的Marion Barry宣布的那样，友谊牌楼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象征，这是我们与我们的友好城市合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旨在把华盛顿特区打造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城市行动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早期，追求经济发展和保护中国城的中华文化特征行动很和谐：许多新商业机构的建筑物上都有中式建筑元素，如中式屋檐、窗户和门框上装饰，也常常有中文和英文的双语标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再开发的行动所带动了新投资;其中一部分是华人投资专门经营中式产品和服务的商业。
二、中国城再开发历史之第二波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的大规模商业开发行动推高了地价和房租，并使得小商业很难生存下去。1995年，为修建MCI（现在为Verizon）运动场，而拆掉G街上5英亩的停车场;随着该运动场的修建，中国城里的小商业投资趋势嘎然而止。MCI/Verizon中心的修建开启了第二波开发浪潮。这次开发是以公司为基础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这次公私合作开发行动完全青睐公司投资，而非小商业;其中还包括将城市土地让大型开发商去开发。
在道义层面，城市规划者觉得必须保护中国城的历史和文化;他们也同样关心市场。因为哥伦比亚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市场前景被认为有赖于中国城身份的强化，而中国城身份的强化又与当地经济紧密相连。正如华盛顿特区1999年的全面发展规划（comprehensive plan）解释道那样：“中国城作为一个主要的吸引游客观光的角色，要通过强化其建筑物外墙和街道改善方面的中式文化形象来实现。
为了保护和提升中国城社区的中华文化特征，哥伦比亚华盛顿特区规划办公室委托研究并制定具体设计方针，以指导日后建筑物的建造。其建设方针建议在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上，如路灯的灯杆和建筑的铁结构上，运用中国建筑元素，包括与中国当代的后现代建筑相关的元素、中文标识和一些亚洲绿植，如中国榆树。其中许多建议已经成为了后来对中国城商业设施的建设要求。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关于在建筑物上使用语言的一些具体规定：“标识和中文汉字是重要的设计元素。在标识和相关装饰上大量使用中文字符将给中国城提供其所需要的中文文化氛围。
中国城的现今模样可以直接归因于当年制定的设计方针。建筑物上装饰着中式横幅，街道上路灯也是中式路灯，人行道上也有中华文化的标识。MCI/Verizon运动场的设计具有中式建筑风格;附近地铁站入口处的设施也让人想起后现代中华建筑。所有新的商业和住宅建筑都会呈现中华文化元素;从星巴克咖啡店面到Bed、Bath及其他家用器皿店面以及高等公寓上都有中文字符。
中式建筑元素的广泛采纳和店面上中文字符大范围运用正好与中国城社区人口数据的变化相重合：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城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从787人增长到1470人，而在中国出生或祖籍中国的居民人数从526人下降到了491人，这些人数中大多数居住在华丰（Wah Luck）老年公寓所在的那条街上。相反，白种人的数量从91人增长到了741人（非洲裔和西班牙居民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尽管中国城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相应增大。亚裔群体的收入从7720美元增加到19308美元，而非洲裔群体的人均收入从8774美元增长到了34408美元，而白种人的收入从8252美元增长到了71213美元。相应地，华人的商业机构出现了明显下降。尽管反映在城市景观上的中华文化和中文语言增加了，但却有大量的华人向郊区移居了，诸多富有的白人开始迁入中国城。
三、中国城的语言景观之变化
第一波再开发中或之前的一些商业机构多是华人的、小店生意;中文字符既存在于这些商业机构的外墙，也存在于其建筑物的内部。这些中文标识存在于店铺各种地方，包括店铺名称、销售信息、特色商品信息和菜单信息。这些标识有着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其中文字符通常会与英文字符一样引人瞩目或比英文更加引人瞩目。可以说，在这类商业机构中，中文字符更多发挥语言的信息功能，反映的是“华人”或“中华文化”等相关特质。 第二波再開发中设立的商业机构多数为大公司所有，属连锁店性质。这些商业机构多数会在其外墙上写上中文字符，通常就在其英文名称的旁边;这些中文字符是英文名字的直译或意译。一般情况下，英文字符比其相对应的中文字符更加明显。而机构内部很少有中文字符出现。在这些商业机构里进行消费或与店员互动，完全不需要中文，全部依靠英文来解决，如阅读营业时间、阅读菜单和了解各种营销活动。中文标识主要发挥着象征性功能，这点在星巴克店铺标识上最能反映出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中国城的星巴克咖啡店外，既有醒目的英文，也有醒目的中文。同样是星巴克连锁店，位于北京望京地区的星巴克店外的店铺名字只有英文Starbucks coffee。在中国多数人很可能读中文而非英文，而在中国城的许多游客也可能读英文而非中文，从信息角度来说，中国城咖啡店用中文标识的必要性远远小于在中国的咖啡店，反之亦然。中国城里的咖啡店上的中文标识和中国各个城市的咖啡店上的英文标识似乎都主要发挥象征性的功能，或者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的设立，其背后的象征性功能考量远大于信息传播功能的考量。
四、族裔性（ethnicity）的“商品化”
在开发第二波浪潮中建立的商业机构其外墙或建筑物上有中文字符，使得整个中国城的语言标识显得协调一致，也增加了游客那种的特殊的“异域”（exotic）感。尽管中国城管理委员会和特区规划办公室的意图是保持和提升中国城社区的中文地位;中国城设计指导方针（Chinatown Design Guidelines）的贯彻使得中国城的都市风景充满生机。中国城语言景观上的中文字符成为中国城的一种符号或能指（signifier），它用来表示或销售游客或消费者所希望得到的特殊、异域感。这些中文字符不仅带来族裔性的商品化，也导致了中文字符与华裔族群、文化及其历史的分离。这点在中国城的族裔特色（非中餐）的饭店，如La Tasca Tapas（西班牙餐厅）和Matchstick Pizza（意大利餐厅）上反映最明显。
我们对开发第二波浪潮中建立的商业机构上的中文字符的讨论并不意味着，中国城的中文字符完全不是为使用中文的游客或居民的服务的。尽管中国城的华裔背景的人口数量减少了许多，在华盛顿附近居住的华人和华裔美国人，或前往华盛顿的旅游的华人，他们仍然会被当地以华裔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社区组织、教堂等所吸引。在中国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人们贴上中文宣传单提供租房或求租信息;我们还能看到中文广告售卖中草药和电话卡。
五、结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再开发措施，通过建设友谊牌楼和华丰公寓、命名地铁站，使得华裔的族裔性牢牢锁定在中国城的都市景观上。90年代以来，中国城设计指导方针要求私人和非盈利机构在其建筑物上都设置中文字符。这些再开发措施，使中国城的街道繁忙起来了，也吸引了许多公司前来投资和大量游客前来消费。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对大公司有利，而较少顾及小企业主。最终留下了这样的都市景观：这里完全没有中国城以前和现在居民的故事、他们的奋斗和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只有华裔迁出后留下的中文字符。在这里中文字符多是当下华裔族裔性商品化的呈现，所反映也只是象征经济的政治。
中文字符在当下中国城的运用使得中国城的城市景观有了特殊、异域的特质，对游客和商业更有了吸引力。可以说，中国城语言景观中的中文字符多是出于美学功能，具有象征价值。与语言活力、语言多元和少数族裔自强（empowerment）都与中国城语言景观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城再开发过程中，尤其是再开发的第二波浪潮中，中文字符越来越远离了人际交流、人际互动——这种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它日渐成了象征性元素，成了商品化语言景观中的主角，也成了商品化都市景观中的点缀。借助对语言景观这个视角，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城社区的变迁。当下的华盛顿中国城，就中文符号、语言景观、街道景观乃至城市景观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中国城;而就中国城人口结构而言，当下的中国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非中国城”。
参考文献：
[1]Landry，R.
【关键词】语言景观 族裔性质 华人族群
兰德里和布里将“语言景观”定义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识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和城市群的语言景观”。我国学界对语言景观研究的关注、参与度与日俱增。有对国外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和研究理论进行评论的，有对旅游区和少数民族区域语言景观考察的，也有对外国侨民聚居社区语言景观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多是静态的、描述性质的，少有系统地将语言景观的变化置于大的社会城市变迁背景下加以历时考察的。本研究则将华盛顿中国城的语言景观变迁置于其城市大开发历程中加以考察，探讨多方利益博弈下中國城语言景观变迁的后果。
一、中国城再开发的历史之第一波
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城市规划者希望开发和复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市中心地带。该城市的官员也认识到凸显中国城的文化遗产特征对中国城的商业也十分有利。198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其姊妹友好城市北京共同出资修建刻有“中国城”三个汉字的友谊牌楼。这不仅是对中国城历史和文化的认可，更是旨在提升中国城和华盛顿特区的知名度和吸引游客旅游观光努力的一部分。同年，中国城附近的地铁站被改名为中国城，这样从官方确认了中国城社区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正如时任华盛顿市长的Marion Barry宣布的那样，友谊牌楼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象征，这是我们与我们的友好城市合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旨在把华盛顿特区打造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城市行动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早期，追求经济发展和保护中国城的中华文化特征行动很和谐：许多新商业机构的建筑物上都有中式建筑元素，如中式屋檐、窗户和门框上装饰，也常常有中文和英文的双语标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再开发的行动所带动了新投资;其中一部分是华人投资专门经营中式产品和服务的商业。
二、中国城再开发历史之第二波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的大规模商业开发行动推高了地价和房租，并使得小商业很难生存下去。1995年，为修建MCI（现在为Verizon）运动场，而拆掉G街上5英亩的停车场;随着该运动场的修建，中国城里的小商业投资趋势嘎然而止。MCI/Verizon中心的修建开启了第二波开发浪潮。这次开发是以公司为基础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这次公私合作开发行动完全青睐公司投资，而非小商业;其中还包括将城市土地让大型开发商去开发。
在道义层面，城市规划者觉得必须保护中国城的历史和文化;他们也同样关心市场。因为哥伦比亚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市场前景被认为有赖于中国城身份的强化，而中国城身份的强化又与当地经济紧密相连。正如华盛顿特区1999年的全面发展规划（comprehensive plan）解释道那样：“中国城作为一个主要的吸引游客观光的角色，要通过强化其建筑物外墙和街道改善方面的中式文化形象来实现。
为了保护和提升中国城社区的中华文化特征，哥伦比亚华盛顿特区规划办公室委托研究并制定具体设计方针，以指导日后建筑物的建造。其建设方针建议在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上，如路灯的灯杆和建筑的铁结构上，运用中国建筑元素，包括与中国当代的后现代建筑相关的元素、中文标识和一些亚洲绿植，如中国榆树。其中许多建议已经成为了后来对中国城商业设施的建设要求。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关于在建筑物上使用语言的一些具体规定：“标识和中文汉字是重要的设计元素。在标识和相关装饰上大量使用中文字符将给中国城提供其所需要的中文文化氛围。
中国城的现今模样可以直接归因于当年制定的设计方针。建筑物上装饰着中式横幅，街道上路灯也是中式路灯，人行道上也有中华文化的标识。MCI/Verizon运动场的设计具有中式建筑风格;附近地铁站入口处的设施也让人想起后现代中华建筑。所有新的商业和住宅建筑都会呈现中华文化元素;从星巴克咖啡店面到Bed、Bath及其他家用器皿店面以及高等公寓上都有中文字符。
中式建筑元素的广泛采纳和店面上中文字符大范围运用正好与中国城社区人口数据的变化相重合：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城人口几乎翻了一倍，从787人增长到1470人，而在中国出生或祖籍中国的居民人数从526人下降到了491人，这些人数中大多数居住在华丰（Wah Luck）老年公寓所在的那条街上。相反，白种人的数量从91人增长到了741人（非洲裔和西班牙居民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尽管中国城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相应增大。亚裔群体的收入从7720美元增加到19308美元，而非洲裔群体的人均收入从8774美元增长到了34408美元，而白种人的收入从8252美元增长到了71213美元。相应地，华人的商业机构出现了明显下降。尽管反映在城市景观上的中华文化和中文语言增加了，但却有大量的华人向郊区移居了，诸多富有的白人开始迁入中国城。
三、中国城的语言景观之变化
第一波再开发中或之前的一些商业机构多是华人的、小店生意;中文字符既存在于这些商业机构的外墙，也存在于其建筑物的内部。这些中文标识存在于店铺各种地方，包括店铺名称、销售信息、特色商品信息和菜单信息。这些标识有着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其中文字符通常会与英文字符一样引人瞩目或比英文更加引人瞩目。可以说，在这类商业机构中，中文字符更多发挥语言的信息功能，反映的是“华人”或“中华文化”等相关特质。 第二波再開发中设立的商业机构多数为大公司所有，属连锁店性质。这些商业机构多数会在其外墙上写上中文字符，通常就在其英文名称的旁边;这些中文字符是英文名字的直译或意译。一般情况下，英文字符比其相对应的中文字符更加明显。而机构内部很少有中文字符出现。在这些商业机构里进行消费或与店员互动，完全不需要中文，全部依靠英文来解决，如阅读营业时间、阅读菜单和了解各种营销活动。中文标识主要发挥着象征性功能，这点在星巴克店铺标识上最能反映出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中国城的星巴克咖啡店外，既有醒目的英文，也有醒目的中文。同样是星巴克连锁店，位于北京望京地区的星巴克店外的店铺名字只有英文Starbucks coffee。在中国多数人很可能读中文而非英文，而在中国城的许多游客也可能读英文而非中文，从信息角度来说，中国城咖啡店用中文标识的必要性远远小于在中国的咖啡店，反之亦然。中国城里的咖啡店上的中文标识和中国各个城市的咖啡店上的英文标识似乎都主要发挥象征性的功能，或者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的设立，其背后的象征性功能考量远大于信息传播功能的考量。
四、族裔性（ethnicity）的“商品化”
在开发第二波浪潮中建立的商业机构其外墙或建筑物上有中文字符，使得整个中国城的语言标识显得协调一致，也增加了游客那种的特殊的“异域”（exotic）感。尽管中国城管理委员会和特区规划办公室的意图是保持和提升中国城社区的中文地位;中国城设计指导方针（Chinatown Design Guidelines）的贯彻使得中国城的都市风景充满生机。中国城语言景观上的中文字符成为中国城的一种符号或能指（signifier），它用来表示或销售游客或消费者所希望得到的特殊、异域感。这些中文字符不仅带来族裔性的商品化，也导致了中文字符与华裔族群、文化及其历史的分离。这点在中国城的族裔特色（非中餐）的饭店，如La Tasca Tapas（西班牙餐厅）和Matchstick Pizza（意大利餐厅）上反映最明显。
我们对开发第二波浪潮中建立的商业机构上的中文字符的讨论并不意味着，中国城的中文字符完全不是为使用中文的游客或居民的服务的。尽管中国城的华裔背景的人口数量减少了许多，在华盛顿附近居住的华人和华裔美国人，或前往华盛顿的旅游的华人，他们仍然会被当地以华裔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社区组织、教堂等所吸引。在中国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人们贴上中文宣传单提供租房或求租信息;我们还能看到中文广告售卖中草药和电话卡。
五、结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再开发措施，通过建设友谊牌楼和华丰公寓、命名地铁站，使得华裔的族裔性牢牢锁定在中国城的都市景观上。90年代以来，中国城设计指导方针要求私人和非盈利机构在其建筑物上都设置中文字符。这些再开发措施，使中国城的街道繁忙起来了，也吸引了许多公司前来投资和大量游客前来消费。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对大公司有利，而较少顾及小企业主。最终留下了这样的都市景观：这里完全没有中国城以前和现在居民的故事、他们的奋斗和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只有华裔迁出后留下的中文字符。在这里中文字符多是当下华裔族裔性商品化的呈现，所反映也只是象征经济的政治。
中文字符在当下中国城的运用使得中国城的城市景观有了特殊、异域的特质，对游客和商业更有了吸引力。可以说，中国城语言景观中的中文字符多是出于美学功能，具有象征价值。与语言活力、语言多元和少数族裔自强（empowerment）都与中国城语言景观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城再开发过程中，尤其是再开发的第二波浪潮中，中文字符越来越远离了人际交流、人际互动——这种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它日渐成了象征性元素，成了商品化语言景观中的主角，也成了商品化都市景观中的点缀。借助对语言景观这个视角，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城社区的变迁。当下的华盛顿中国城，就中文符号、语言景观、街道景观乃至城市景观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中国城;而就中国城人口结构而言，当下的中国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非中国城”。
参考文献：
[1]Landr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