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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理论，还是指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纵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对矛盾始终贯穿其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正确地把握这对矛盾的时候，就能够成功地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理论创新，进而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现实即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社会理想；社会现实；国情判断；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59-04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理论，还是指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社会改造理想而进行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社会理想作为理想的一个层次，指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设想或预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及其整个社会结构等。现实地看，当代最为典型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模式。社会理想总是相对于社会现实而言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所谓社会现实就是指该国的国情。“国情”是一定时期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基本情况的总称，它的核心是社会性质。纵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对矛盾始终贯穿其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正确地把握这对矛盾的时候，就能够成功地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也能够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现实即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 20世纪初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
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固有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和“无产阶级向何处去”成为当时的时代课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地回答了当时的时代课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并很快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1840年以后的中国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一直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性大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时人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维系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的皇权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终于动摇了，原有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开始解体，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再也不是想当然的老大了，而是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分而食之的一块肥肉。如何救亡图存，达到富强，就构成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性问题的现实方案之层面；而追寻理想社会乃至未来世界的图景，则构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有关理想建构之层面。[1]甲午战争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方技术层面的东西，开始转向制度层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有了重构中国社会理想的企图和行动。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能够对近代的中国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得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传播并实践它，不仅仅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更因为它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对困扰近代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令国人相对满意的回答。社会主义这一社会理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互动中有矛盾，有冲突，亦有融合。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如中国的大同思想、人们内心深处的平等愿望都使得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找到了契合点；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理想使在近代屡屡受挫的国人又恢复了些微的自信心，似乎看到了曙光就在前方。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瞩目社会主义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他们亲眼所见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弊病，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望而却步，转而关注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历史似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遇，看上去中国现在也完全有机会坐上历史的头班车，不必为自己落后于西方而再有任何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美好自然要对那些热心于中国社会改造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和条件给社会主义理想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首先，中国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往往首先只是停留在它的平等理想上，而对社会主义继承于资本主义并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内容视而不见。人们中大多数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质上要求拥有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水平，而是注意到社会主义的方法能够“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并且相信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为了救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恢复人类平等状态。对生产力之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把中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国家的贫困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障碍，反而把它看成是中国容易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资本。对社会主义的这一看法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一直居于统治的地位。
其次，中国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及文化传统，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往往带有明显的道德色彩。梁启超所以赞成社会主义，因社会主义理想“高尚纯洁”，之所以反对社会革命在中国立即实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人道德水平距“高尚纯洁”还差之远矣。
再次，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使得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社会主义似乎给了中国人后来者居上的希望，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中国人就在考虑要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20世纪20年代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就是例证。这场论战不但是如通常所说的是“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且是本世纪初我国知识界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首次尝试。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对中国国情的不同把握。在这场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从总体上是正确的，表现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开端。然而，从空想走向科学并非一蹴而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过程中，仍存在着不能充分认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具有本体地位的空想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只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没有认识到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生产力正是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尤其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把社会主义片面地看作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如李达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未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两方面的偏失，表明认识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空想和科学的矛盾焦点在于：是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作为最基本的底线。毛泽东紧紧把握住了这一底线，在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认识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回顾过去，我们在认识中国国情方面之所以出现偏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比较忽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忽视以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我们往往局限于中国的今天同中国昨天的纵向比较，较多注意的是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进步，而对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却较少注意。这样，便很容易夸大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发生超越阶段的过高估计。[3]
四、对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的哲学思考
社会理想总是相对于社会现实而言的，正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足，才促使人们按照自己需要的样子去改造它。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原有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开始解体；中国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瓜分的对象。一些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不满于这种社会现实，开始思索“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中国人重构社会理想的需要，提供了一个令国人相对满意的理想模式。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后能生根发芽，还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一方面，是它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且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另一方面，它确实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特别是重群体意识和平均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提供了心理基础，因为传统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模式在规定着社会理想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主义这一社会理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它与中国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说这一过程是互动的，就在于国人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这一社会理想，而是在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即国情不断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对国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正确的，而那些在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正是由于对当时的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
与此同时，要看到，社会理想的建构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批评性认识活动，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去不断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理想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而是评价论意义上的范畴。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一种社会理想，而是根据一定时代的客观要求和自身发展的利益需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一定会同原初的社会理想的设计有出入，而且有时候差距会很大。[4]这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于该社会理想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况且社会理想毕竟是预先建构的，它不可能全面无遗地准确预计将来的一切情况，尤其是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偶然因素和随机事变。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去修改调整理想所涉及的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去不断地解构和重构社会理想，这不是在否定社会理想，而是在发展它。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顶点为自己的起点的。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充分体现，而且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实现的。他们预测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首先建立的。如何对待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回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发现一个导致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挫折的祸根就是对社会主义定位的失误。事实上，落后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新社会并不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是按照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习惯于用理想去剪裁现实，而未注意到本国的国情对于社会理想来说是更根源的东西。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中国现实，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凝聚国人的社会理想。邓小平之所以能提出这一社会理想就是因为他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对中国的国情作了科学的定位，从而得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当然，这一社会理想也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不断发展与创新，这样才是对这一社会理想最好的坚持。
参考文献：
[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东方出版中心，1999：25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164.
[3]董得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2-43.
[4]叶泽雄.社会理想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社会理想；社会现实；国情判断；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59-04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理论，还是指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社会改造理想而进行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社会理想作为理想的一个层次，指人们对美好社会的设想或预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及其整个社会结构等。现实地看，当代最为典型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模式。社会理想总是相对于社会现实而言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所谓社会现实就是指该国的国情。“国情”是一定时期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基本情况的总称，它的核心是社会性质。纵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对矛盾始终贯穿其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正确地把握这对矛盾的时候，就能够成功地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也能够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现实即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 20世纪初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
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固有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和“无产阶级向何处去”成为当时的时代课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地回答了当时的时代课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并很快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1840年以后的中国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一直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性大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时人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维系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的皇权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终于动摇了，原有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开始解体，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再也不是想当然的老大了，而是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分而食之的一块肥肉。如何救亡图存，达到富强，就构成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性问题的现实方案之层面；而追寻理想社会乃至未来世界的图景，则构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有关理想建构之层面。[1]甲午战争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方技术层面的东西，开始转向制度层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有了重构中国社会理想的企图和行动。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能够对近代的中国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得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传播并实践它，不仅仅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更因为它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对困扰近代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令国人相对满意的回答。社会主义这一社会理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它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互动中有矛盾，有冲突，亦有融合。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如中国的大同思想、人们内心深处的平等愿望都使得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找到了契合点；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理想使在近代屡屡受挫的国人又恢复了些微的自信心，似乎看到了曙光就在前方。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瞩目社会主义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他们亲眼所见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弊病，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望而却步，转而关注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历史似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机遇，看上去中国现在也完全有机会坐上历史的头班车，不必为自己落后于西方而再有任何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美好自然要对那些热心于中国社会改造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和条件给社会主义理想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首先，中国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往往首先只是停留在它的平等理想上，而对社会主义继承于资本主义并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内容视而不见。人们中大多数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质上要求拥有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水平，而是注意到社会主义的方法能够“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并且相信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为了救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恢复人类平等状态。对生产力之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把中国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国家的贫困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障碍，反而把它看成是中国容易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资本。对社会主义的这一看法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一直居于统治的地位。
其次，中国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及文化传统，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往往带有明显的道德色彩。梁启超所以赞成社会主义，因社会主义理想“高尚纯洁”，之所以反对社会革命在中国立即实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人道德水平距“高尚纯洁”还差之远矣。
再次，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使得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社会主义似乎给了中国人后来者居上的希望，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中国人就在考虑要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20世纪20年代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就是例证。这场论战不但是如通常所说的是“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且是本世纪初我国知识界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首次尝试。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对中国国情的不同把握。在这场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从总体上是正确的，表现了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开端。然而，从空想走向科学并非一蹴而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过程中，仍存在着不能充分认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具有本体地位的空想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只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没有认识到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生产力正是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尤其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把社会主义片面地看作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如李达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未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两方面的偏失，表明认识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空想和科学的矛盾焦点在于：是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作为最基本的底线。毛泽东紧紧把握住了这一底线，在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认识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实现了第一次飞跃。 回顾过去，我们在认识中国国情方面之所以出现偏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比较忽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忽视以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我们往往局限于中国的今天同中国昨天的纵向比较，较多注意的是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进步，而对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却较少注意。这样，便很容易夸大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发生超越阶段的过高估计。[3]
四、对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的哲学思考
社会理想总是相对于社会现实而言的，正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足，才促使人们按照自己需要的样子去改造它。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原有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开始解体；中国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瓜分的对象。一些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不满于这种社会现实，开始思索“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中国人重构社会理想的需要，提供了一个令国人相对满意的理想模式。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后能生根发芽，还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一方面，是它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且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另一方面，它确实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特别是重群体意识和平均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提供了心理基础，因为传统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模式在规定着社会理想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主义这一社会理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它与中国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说这一过程是互动的，就在于国人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这一社会理想，而是在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即国情不断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对国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正确的，而那些在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正是由于对当时的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
与此同时，要看到，社会理想的建构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批评性认识活动，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去不断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理想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而是评价论意义上的范畴。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一种社会理想，而是根据一定时代的客观要求和自身发展的利益需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一定会同原初的社会理想的设计有出入，而且有时候差距会很大。[4]这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于该社会理想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况且社会理想毕竟是预先建构的，它不可能全面无遗地准确预计将来的一切情况，尤其是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偶然因素和随机事变。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去修改调整理想所涉及的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去不断地解构和重构社会理想，这不是在否定社会理想，而是在发展它。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顶点为自己的起点的。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充分体现，而且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实现的。他们预测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首先建立的。如何对待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回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发现一个导致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挫折的祸根就是对社会主义定位的失误。事实上，落后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新社会并不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是按照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习惯于用理想去剪裁现实，而未注意到本国的国情对于社会理想来说是更根源的东西。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中国现实，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凝聚国人的社会理想。邓小平之所以能提出这一社会理想就是因为他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对中国的国情作了科学的定位，从而得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当然，这一社会理想也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不断发展与创新，这样才是对这一社会理想最好的坚持。
参考文献：
[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东方出版中心，1999：25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164.
[3]董得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2-43.
[4]叶泽雄.社会理想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