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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托斯卡》的剧情在现实中发生，第二天的罗马小报会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吸引眼球？是“警司在自家官邸身中数刀身亡”，或是“庇护共和叛党，著名画家已被枪决”，还是“知名歌手涉嫌谋杀，跳楼自尽”？
任何有职业追求的小报编辑遇上其中任意一则新闻，必定“垂涎三尺”，更何况三宗“案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相继发生！可责任编辑就得头疼了，选哪一条放头条能更具爆炸性呢？
几周前的一天早上，三条重磅消息同时“砸”向了纽约文艺圈：“詹姆斯·莱文在演出季结束后即将退休”“林肯中心总裁突然辞职”“《歌剧新闻》裁掉核心要员”——好吧，尽管这里的戏剧性比不上搞出人命的《托斯卡》，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有点类似——像是看了一部“三管齐下”、陈腔滥调的情景剧，幸好“被砍掉”的不是人头，只是仕途。
或许你会反驳说，光是有关莱文健康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就足以构成三幕剧了。虽然没有《托斯卡》那般的戏剧性，但有关他的伤病我们大可以从2006年莱文的跌伤开始算起。因为那次意外，莱文肩部的回旋肌群遭受重创，至今仍未痊愈，导致他此后只能坐在轮椅上指挥。后来又爆出他早已患上帕金森综合征的新闻——其实病症已经困扰他多年，只是最近才对外宣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现在的指挥动作总有些飘飘忽忽。祸不单行的是，他还因为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又接受了多次手术，更割除了一个肾脏。
无论如何，关于莱文的新闻，当然够资格放在头版头条。其实，“剧情”发展到现在，最终的结局还是合情合理并且皆大欢喜的——莱文退任后将有一个新的头衔：大都会歌剧院的首位“桂冠”音乐总监。他将继续负责大都会与茱莉亚音乐学院合办的林德曼青年艺术家发展计划。另外，他将不再参与明年的新制作《玫瑰骑士》——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起码可以确保他能够安心地完成其任上剩余的其他任务，尤其是大都会复排的《纳布科》《伊多梅纽斯》及《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等制作。
相比之下，第二则新闻的确令人诧异。在还未执掌林肯中心之前，杰德·伯恩斯坦（Jed Bernstein）在百老汇商业戏剧领域早已声名显赫。他在林肯中心仅仅工作不到两年，却突然宣告辞职，其中缘由的确令人琢磨——实话实说，很多人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当初林肯中心是出于何种考虑，邀请伯恩斯坦来接任总裁的？大家都知道，林肯中心与商业娱乐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是因为伯恩斯坦领导“百老汇联盟”（The BroadwayLeague）十年之久的经验，令人对他青睐有加吧。
从1995年至2006年，作为“百老汇联盟”这个全国性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伯恩斯坦致力于加强各个剧院的老板与经理、剧目制作人与出品人之间的联系。联盟不仅关注纽约市场，更将影响扩大到全美其他的250个城市。这份差事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困难。你想想看，百老汇剧目的制作人与租用剧院的业主，在商业利益上是不可能处在同一阵线的。就好比一位律师是不可能同时代表房东与租客。
林肯中心比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其他表演艺术中心的营运更为复杂——唯一具有可比性的也许是伦敦巴比肯中心。林肯中心总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让从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到室内乐协会、茱莉亚音乐学院等机构在内的11个“常驻客”融洽共处，维持友好关系。伯恩斯坦的履历与他的前任雷诺·利维（Reynold Levy）有很大的差别。利维有着公益慈善的背景，他在任的12年内，为中心筹得12亿美元的资金，大大充实了留本基金（endowment）并扩大了建筑面积规模与设施。利维当年的目标，是让中心不再依赖小额捐款与票房收益，但伯恩斯坦的方针刚好相反。
如此繁重的工作当然令人疲惫。大概一年前——利维正式离任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颇为尖酸刻薄的回忆录，名为《他们劝我不要接这份工作》（They Told Me Not toTake This Job）。书中他尽数林肯中心以及董事局的不是，更批评大都会歌剧院的盖尔伯、纽约市立歌剧院前任经理乔治·斯蒂尔、纽约爱乐乐团前任董事局主席保罗·古恩特（PaulGuenther）以及中心其他机构负责人的领导不力。
真可惜，伯恩斯坦上任时，这本回忆录还未面世。很明显，也没有人事先跟伯恩斯坦谈及这些细节。就算撇开林肯中心的内患不谈，伯恩斯坦与利维的个人风格也有着天壤之别。在给林肯中心员工的告别电邮中，伯恩斯坦写道：“我希望重新回到创作与制作领域——这些更实战的岗位会让我工作得更快乐。”这句话虽然并不值得为之鼓掌叫好，但对于他的离职不失为一句肺腑之言。
好了，我们来聊聊布赖恩·科卢（Brian Kellow）。在我还未到纽约居住前，他已经开始在《歌剧新闻》当编辑。他的岗位随着工作年限和资历也有所变更，但他对这本杂志的忠诚一直从未动摇。或者应该说，他对歌剧的忠诚始终不渝。但是，《歌剧新闻》是大都会歌剧院协会旗下的刊物，当年这个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宣传推广歌剧院，所以这种“忠诚”有时候难免会导致矛盾。
尽管其他编辑在整本杂志中负责更重要的版面，除去自己负责的其他栏目，科卢每月固定撰写的专栏，一直以来被视为杂志的主要喉舌。几年前，《歌剧新闻》刊登了一篇劣评，把罗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的《指环》制作中的《众神的黄昏》骂得一钱不值。这已经够糟了。可之后一期的杂志上，科卢在自己的专栏里这样批评道：“（大都会）每个演出季的歌剧剧目都装模作样，制作方针错误百出，导演手法弄巧成拙，令公众越来越失望沮丧。”
针对于此，彼得·盖尔伯签下禁令以示反击：《歌剧新闻》将不再刊登任何有关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评论。杂志受到私下里的批评和要挟不足为奇，但是，这是大都会歌剧院首次公开批评《歌剧新闻》。在《纽约时报》刊登这段新闻后，其他媒体与记者就此事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及上百封的博客，声讨大都会歌剧院的这种行为。记者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Lebrecht）更呼吁大家为了捍卫言论自由，一起抵制大都会的制作——无论是现场演出还是电影视频播放——直至禁令被解除。很多《歌剧新闻》的订阅者（作为美国销量最大的古典音乐杂志，刊物每月销售量可达10万份）也扬言取消订阅。各方面的抨击与压力可谓千夫所指，盖尔伯不得不出面承认错误。大都会封杀《歌剧新闻》的事件只持续了24小时，但盖尔伯对歌剧院的领导能否胜任这个争议，却延续发酵了好一段时日。 没有人能够确认，科卢被革职是否是延迟的报复行为。与他一同被解雇的，还有《歌剧新闻》的出版人戴安娜·斯尔伯斯坦（Diane Silberstein）。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纯粹的财政紧缩问题导致的：他们两人的工作已经重新分配给杂志社目前的员工。可问题是，解雇事件发生得太突如其来：在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了华丽至极的第11届歌剧新闻大奖盛典后两天，他们两人收到了解雇信。
科卢先生未来的动向，我一点都不担心。他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曾为百老汇大明星埃塞尔·默尔曼（Ethel Merman）、好莱坞超级经理人苏·蒙格尔斯（Sue Mengers）与著名《纽约客》影评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出版过传记，他的兴趣与专长不仅限于一本杂志或某个艺术门类。尽管如此，歌剧世界还是失去了这样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忠实的守护者，盖尔伯却依旧在他的职位上。这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
不久前，令人敬畏的评论家曼纽拉·赫尔特霍夫（ManuelaHoelterhoff）与我都是同一场晚宴的座上客。她的评论曾获得普列策奖，在《华尔街时报》工作20年后，转职至《彭博新闻》当文化总编，现已退休。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个晚上，从头到尾，她妙语连珠，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观点。在乐评人的圈子里，她的无所忌惮简直就是大无畏的象征。
当我问起她离开“彭博”后，现在在忙什么时，她回答道：“我要完成关于希特勒的那本书。”那一刻，我尽我所能地绷住脸，勉强使自己不笑出来。其实我是觉得，这位女作家真的是挑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主人公。更准确地说，赫尔特霍夫的这本书将研究希特勒年轻时代沉迷歌剧的史实。她告诉我，虽然这位独裁者后来爱上瓦格纳歌剧，但年轻时的希特勒更爱轻歌剧。
我十分期待深入了解这本关于希特勒的书籍，但我们席上谈及更多的，是赫尔特霍夫多年前撰写的《灰姑娘与她的伙伴》（Cinderella&Company）：这本书表面上记录了塞西莉娅·芭托莉（Cecilia Bartoli）的星途旅程，实际上还审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歌剧世界。
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机会在炎炎夏日参加萨尔茨堡或格林德伯恩歌剧节，也还没有机会去探访任意一家意大利的歌剧院。当时的我只在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看过屈指可数的几场演出罢了。但是，当我阅读到赫尔特霍夫女士笔下的圣达菲、大都会与卡内基音乐厅，回忆就像潮水般涌出来。
帕瓦罗蒂演唱威尔第《安魂曲》时曾错漏百出？是的！帕特里夏·拉希特（Patricia Racette）因演出托比阿斯·皮克尔（Tobias Picker）的现代歌剧《艾美林妮》（Emmeline）一炮而红？没错！安杰拉·乔治乌（Angela Gheorghiu）与罗伯特·阿兰尼（Roberto Alagna）本是浪漫伉俪，当时却被贬为歌剧界的雌雄大盗“邦尼与克莱特”（Bonnie and Clyde）？的确如此！
打开《灰姑娘》的头几页，犹如翻阅多年前的高中纪念册。赫尔特霍夫书中介绍的青年歌唱家，现在有些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运气则更差，从来都没有展示才华的机会；而乔治乌与阿兰尼亚两口子已宣布离婚两遍了。
二十年过去，今天的歌剧世界可谓是另一片天地。赫尔特霍夫书中提及的从前那些大权在握的唱片公司，现在只不过是淡淡的影子。当年乔治乌在大都会的“金假发事件”（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约瑟夫·沃尔佩曾对她发出最后通牒：“我不在乎你愿不愿意戴，但那个金假发必须上台”），已经被黛博拉·沃伊特（Deborah Voigt）在伦敦皇家歌剧院的“小黑裙事件’，取代了。时至今日，歌剧演员必须在外形与演技方面更贴近剧情。
我肯定，很多读者翻看《灰姑娘》是为了回味那个逝去的年代，可我不以为然。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太豪华太夸张了（今天的歌剧制作更加接近观众，戏剧性更加直截了当），还有那些演员凭着极具天赋的嗓音，却迫使观众和歌剧院容忍其极端自私的行为。《灰姑娘》有些文字过分苛刻，令我看了一页后不忍翻看下一页。但当赫尔特霍夫女士将“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例如她对金钱、名利与机遇掩盖崇高的艺术潜力表示同情时——她的文字与修辞就像某些歌剧作品那般伟大。
最后作为参考的是，赫尔特霍夫女士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呼吁过，詹姆斯·莱文该考虑退休。
任何有职业追求的小报编辑遇上其中任意一则新闻，必定“垂涎三尺”，更何况三宗“案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相继发生！可责任编辑就得头疼了，选哪一条放头条能更具爆炸性呢？
几周前的一天早上，三条重磅消息同时“砸”向了纽约文艺圈：“詹姆斯·莱文在演出季结束后即将退休”“林肯中心总裁突然辞职”“《歌剧新闻》裁掉核心要员”——好吧，尽管这里的戏剧性比不上搞出人命的《托斯卡》，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有点类似——像是看了一部“三管齐下”、陈腔滥调的情景剧，幸好“被砍掉”的不是人头，只是仕途。
或许你会反驳说，光是有关莱文健康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就足以构成三幕剧了。虽然没有《托斯卡》那般的戏剧性，但有关他的伤病我们大可以从2006年莱文的跌伤开始算起。因为那次意外，莱文肩部的回旋肌群遭受重创，至今仍未痊愈，导致他此后只能坐在轮椅上指挥。后来又爆出他早已患上帕金森综合征的新闻——其实病症已经困扰他多年，只是最近才对外宣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现在的指挥动作总有些飘飘忽忽。祸不单行的是，他还因为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又接受了多次手术，更割除了一个肾脏。
无论如何，关于莱文的新闻，当然够资格放在头版头条。其实，“剧情”发展到现在，最终的结局还是合情合理并且皆大欢喜的——莱文退任后将有一个新的头衔：大都会歌剧院的首位“桂冠”音乐总监。他将继续负责大都会与茱莉亚音乐学院合办的林德曼青年艺术家发展计划。另外，他将不再参与明年的新制作《玫瑰骑士》——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起码可以确保他能够安心地完成其任上剩余的其他任务，尤其是大都会复排的《纳布科》《伊多梅纽斯》及《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等制作。
相比之下，第二则新闻的确令人诧异。在还未执掌林肯中心之前，杰德·伯恩斯坦（Jed Bernstein）在百老汇商业戏剧领域早已声名显赫。他在林肯中心仅仅工作不到两年，却突然宣告辞职，其中缘由的确令人琢磨——实话实说，很多人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当初林肯中心是出于何种考虑，邀请伯恩斯坦来接任总裁的？大家都知道，林肯中心与商业娱乐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是因为伯恩斯坦领导“百老汇联盟”（The BroadwayLeague）十年之久的经验，令人对他青睐有加吧。
从1995年至2006年，作为“百老汇联盟”这个全国性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伯恩斯坦致力于加强各个剧院的老板与经理、剧目制作人与出品人之间的联系。联盟不仅关注纽约市场，更将影响扩大到全美其他的250个城市。这份差事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困难。你想想看，百老汇剧目的制作人与租用剧院的业主，在商业利益上是不可能处在同一阵线的。就好比一位律师是不可能同时代表房东与租客。
林肯中心比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其他表演艺术中心的营运更为复杂——唯一具有可比性的也许是伦敦巴比肯中心。林肯中心总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让从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到室内乐协会、茱莉亚音乐学院等机构在内的11个“常驻客”融洽共处，维持友好关系。伯恩斯坦的履历与他的前任雷诺·利维（Reynold Levy）有很大的差别。利维有着公益慈善的背景，他在任的12年内，为中心筹得12亿美元的资金，大大充实了留本基金（endowment）并扩大了建筑面积规模与设施。利维当年的目标，是让中心不再依赖小额捐款与票房收益，但伯恩斯坦的方针刚好相反。
如此繁重的工作当然令人疲惫。大概一年前——利维正式离任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颇为尖酸刻薄的回忆录，名为《他们劝我不要接这份工作》（They Told Me Not toTake This Job）。书中他尽数林肯中心以及董事局的不是，更批评大都会歌剧院的盖尔伯、纽约市立歌剧院前任经理乔治·斯蒂尔、纽约爱乐乐团前任董事局主席保罗·古恩特（PaulGuenther）以及中心其他机构负责人的领导不力。
真可惜，伯恩斯坦上任时，这本回忆录还未面世。很明显，也没有人事先跟伯恩斯坦谈及这些细节。就算撇开林肯中心的内患不谈，伯恩斯坦与利维的个人风格也有着天壤之别。在给林肯中心员工的告别电邮中，伯恩斯坦写道：“我希望重新回到创作与制作领域——这些更实战的岗位会让我工作得更快乐。”这句话虽然并不值得为之鼓掌叫好，但对于他的离职不失为一句肺腑之言。
好了，我们来聊聊布赖恩·科卢（Brian Kellow）。在我还未到纽约居住前，他已经开始在《歌剧新闻》当编辑。他的岗位随着工作年限和资历也有所变更，但他对这本杂志的忠诚一直从未动摇。或者应该说，他对歌剧的忠诚始终不渝。但是，《歌剧新闻》是大都会歌剧院协会旗下的刊物，当年这个协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宣传推广歌剧院，所以这种“忠诚”有时候难免会导致矛盾。
尽管其他编辑在整本杂志中负责更重要的版面，除去自己负责的其他栏目，科卢每月固定撰写的专栏，一直以来被视为杂志的主要喉舌。几年前，《歌剧新闻》刊登了一篇劣评，把罗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的《指环》制作中的《众神的黄昏》骂得一钱不值。这已经够糟了。可之后一期的杂志上，科卢在自己的专栏里这样批评道：“（大都会）每个演出季的歌剧剧目都装模作样，制作方针错误百出，导演手法弄巧成拙，令公众越来越失望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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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卢先生未来的动向，我一点都不担心。他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曾为百老汇大明星埃塞尔·默尔曼（Ethel Merman）、好莱坞超级经理人苏·蒙格尔斯（Sue Mengers）与著名《纽约客》影评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出版过传记，他的兴趣与专长不仅限于一本杂志或某个艺术门类。尽管如此，歌剧世界还是失去了这样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忠实的守护者，盖尔伯却依旧在他的职位上。这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
不久前，令人敬畏的评论家曼纽拉·赫尔特霍夫（ManuelaHoelterhoff）与我都是同一场晚宴的座上客。她的评论曾获得普列策奖，在《华尔街时报》工作20年后，转职至《彭博新闻》当文化总编，现已退休。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个晚上，从头到尾，她妙语连珠，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观点。在乐评人的圈子里，她的无所忌惮简直就是大无畏的象征。
当我问起她离开“彭博”后，现在在忙什么时，她回答道：“我要完成关于希特勒的那本书。”那一刻，我尽我所能地绷住脸，勉强使自己不笑出来。其实我是觉得，这位女作家真的是挑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主人公。更准确地说，赫尔特霍夫的这本书将研究希特勒年轻时代沉迷歌剧的史实。她告诉我，虽然这位独裁者后来爱上瓦格纳歌剧，但年轻时的希特勒更爱轻歌剧。
我十分期待深入了解这本关于希特勒的书籍，但我们席上谈及更多的，是赫尔特霍夫多年前撰写的《灰姑娘与她的伙伴》（Cinderella&Company）：这本书表面上记录了塞西莉娅·芭托莉（Cecilia Bartoli）的星途旅程，实际上还审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歌剧世界。
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机会在炎炎夏日参加萨尔茨堡或格林德伯恩歌剧节，也还没有机会去探访任意一家意大利的歌剧院。当时的我只在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看过屈指可数的几场演出罢了。但是，当我阅读到赫尔特霍夫女士笔下的圣达菲、大都会与卡内基音乐厅，回忆就像潮水般涌出来。
帕瓦罗蒂演唱威尔第《安魂曲》时曾错漏百出？是的！帕特里夏·拉希特（Patricia Racette）因演出托比阿斯·皮克尔（Tobias Picker）的现代歌剧《艾美林妮》（Emmeline）一炮而红？没错！安杰拉·乔治乌（Angela Gheorghiu）与罗伯特·阿兰尼（Roberto Alagna）本是浪漫伉俪，当时却被贬为歌剧界的雌雄大盗“邦尼与克莱特”（Bonnie and Clyde）？的确如此！
打开《灰姑娘》的头几页，犹如翻阅多年前的高中纪念册。赫尔特霍夫书中介绍的青年歌唱家，现在有些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运气则更差，从来都没有展示才华的机会；而乔治乌与阿兰尼亚两口子已宣布离婚两遍了。
二十年过去，今天的歌剧世界可谓是另一片天地。赫尔特霍夫书中提及的从前那些大权在握的唱片公司，现在只不过是淡淡的影子。当年乔治乌在大都会的“金假发事件”（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约瑟夫·沃尔佩曾对她发出最后通牒：“我不在乎你愿不愿意戴，但那个金假发必须上台”），已经被黛博拉·沃伊特（Deborah Voigt）在伦敦皇家歌剧院的“小黑裙事件’，取代了。时至今日，歌剧演员必须在外形与演技方面更贴近剧情。
我肯定，很多读者翻看《灰姑娘》是为了回味那个逝去的年代，可我不以为然。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太豪华太夸张了（今天的歌剧制作更加接近观众，戏剧性更加直截了当），还有那些演员凭着极具天赋的嗓音，却迫使观众和歌剧院容忍其极端自私的行为。《灰姑娘》有些文字过分苛刻，令我看了一页后不忍翻看下一页。但当赫尔特霍夫女士将“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例如她对金钱、名利与机遇掩盖崇高的艺术潜力表示同情时——她的文字与修辞就像某些歌剧作品那般伟大。
最后作为参考的是，赫尔特霍夫女士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呼吁过，詹姆斯·莱文该考虑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