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80年代，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执教，因自己只能贩卖国外趸来的“半桶水”学识而深感自己对祖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劳动群众的精神生活所知太少，我的艺术追求陷入了迷茫，心中升起了走出校门到中国文化发祥地或是那些受文化光芒辉映辐射过而未被近代文化全覆盖的地区去找回我的缺失的愿望。
　　1980年，我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组建连环画年画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的工作。我为了备课，需下乡学习并搜集资料。除了带学生下乡，我还自筹经费只身到黄河沿岸一带作调查和求师访友（乡村中的匠人、能手及县区文化馆及市群艺馆中的研究人员）。几年来，我曾到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乡间，搜集到不少年画、民间剪纸、布艺、刺绣、泥塑、面塑（也叫“面花”或“礼馍”）、纸马等民间艺术品。
　　那里的人们运用民间艺术中的意象造型手法，释放出大胆多样的艺术想象力。如：不同季节的鲜艳花朵绽放于同一枝蔓；几道生动简练的彩色线条可以搭建出活泼美丽的游鱼；用超现实的四度空间手法把瓜果的籽粒和动物腹中的幼崽袒露无遗；用光芒四射的丝线排列绣成的兽眼来象征太阳、星星；那癞蛤蟆身上的星星、蛇盘盘身上的花纹和色彩搭配得是那么漂亮……
　　通过几次游学，我似乎已经触摸到我们祖先的宇宙观、人生观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祖先的精神文化发展轨迹：由原始蒙昧时代的自然崇拜—文明初醒时代的生殖崇拜—到神鬼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图腾文化、巫文化，归总一个中心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和繁衍。
　　人们运用了巫文化的感应心理、手法和个人的艺术智慧，制作出创意十足的艺术品。从民间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幻想利用太阳星来驱赶邪祟（陕西宝鸡等地区）；也敢请老虎来镇蛇（山西晋南地区）；但在甘肃的陇东地区的端午节以及整个农历五月里，小孩和病弱者或老人又隆重地佩戴蛇盘盘吊挂用以辟邪保安康。在民间，人们还认为石头或豕头盆上可生出树、生出花；或生出人、猪、狗等动物，反映出远古人类祖先尊崇的图腾文化、心理轨迹。更有甚者，人们还幻想着用布制加刺绣和手绘的“替身娃娃”来欺骗鬼神，让粗心的勾魂使者抓去那挂在真娃身上的布娃娃而留下宝宝的生命。为了护生，人们还会利用独角瑞兽，冲天的辫子娃娃，或是三角、五角、六角、八角的几何图形的图像来恐吓鬼，并让五个拉手成排的小人形剪影来拦鬼挡妖，或用老虎加艾叶来祛病，用多籽的瓜、豆或多仔的蛙、鱼、豕、鼠、兔、蛾来祈求多生子，甚至赤裸裸地用男阳女阴的形象来祈求旺生。
　　民间深谙“阴阳相合万物生”的中华古老哲学，因此民间出现了无数约定俗成的谚语来暗喻阴阳二物相交、和合可以生娃的美丽艺术作品。人们将大自然中不同的物种配成美丽的情侣，如“蝶扑花”、“蝶恋花”、“蚕蛾扑金瓜”、“凤凰戏牡丹”、“喜鹊登梅”、“狮子滚绣球”、“鱼戏莲”、“鱼唆莲”、“莲生贵子”、“鸭卧莲”、“石榴坐牡丹”等传统造型。这些民艺品都是在民间节日或在生、喜、寿、丧等人生礼俗中为了美化、祝福和辟邪攘灾而使用的礼品或装饰品，这是前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生命的崇拜。前人为了自己的族群或家族的兴旺，需要有足够的人口、足够的牲口，足够的财富……他们以深沉的钟情和执著的韧劲来追求旺生、壮生、护生、裕生、乐生。
　　有些艺术品可能不够细致、不够优雅，但它们生猛、清新，充满爱意，直白地反映出正在转型中的民俗风貌和我国北方农民的文化观念遗存。更为可贵的是，有些作品还融进了先祖们的浪漫想象力和人类古文化的遗存。我们千万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它们当作历史垃圾和迷信宣传品鄙夷和丢弃，而是要努力借鉴和学习。这对我们创造新文化艺术肯定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启示作用。
　　有的民间艺术品筑构了一幅辉煌、大美的“六合（鹿鹤）同春”的幸福景象，蕴含着宇宙和谐、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当然，今天人类的“生之呐喊”的关键应该不仅是旺生、裕生，而是要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要达到人类各民族和谐共处。这就是我从那些民间艺术品中获得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冯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年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中国出版者协会年画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