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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甲骨文；契刻；书法要素；宗教情感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0-0044-002
中国汉字诞生于什么时候，学界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间论断。在文献记载中，便有“结绳记事”、“仓颉造字”、“河图洛书”的传说故事，文字的创造竟使“天雨栗，鬼夜哭”等等。从近现代出土、发现的历史遗迹来看，早在远古时期，已经出现了原始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种类繁多，分布地区广，尤以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区最为注目，而且每个地区对物象的抽象、省简形式不一，加之出土材料的数量不足以支持规律性的信息研究，它们与成熟的文字系统有无关联也很难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文字起源诞生的过程与方式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字是伴随着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为了方便部族统治而创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达工具。
目前，我们所发掘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当属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与《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相吻合。1899年由王懿荣首先发现，刘鹗摹拓相继，并形成了以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甲骨四堂”为代表的“甲骨学”繁盛局面。殷商人尚“敬”，凡事均占卜问筮。由于甲骨文是殷商先民在龟甲、牛骨等材质上进行占卜、敬事鬼神等宗教活动的刻辞，甲骨文由此而得名，同时也被称为“卜辞”“契刻文字”“殷契”。又因为甲骨文发掘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
从文字构造来考察，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形声字、指事字等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抽象，有着特定的社会内容与情感的积淀。而且很多文字从物象原型向抽象化、符号化发展，从混蒙向有序演进，在师徒授受的过程中，这种符号化愈来愈省简、抽象，表意功能更为理性。从艺术审美角度来考察，甲骨文已经具备构成书法作品的三要素：用笔、结字、章法。用笔有顺次、笔势，干净利落，具有连绵相继的时间性；结字方面字字独立，每个字的疏密、大小均有法度；章法方面，甲骨文的书写有两种基本形式，单行都是自上而下（这是先人以竹木简记事而形成的一种书写方式，“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的“册”即是用皮绳把竹木简编穿而成的，由此形成了汉文化特有的书写习惯），行与行的排列关系，一种是自右向左具有书写的行气，另一种是向内“对贞”，即一片甲骨中由两部分构成，右侧行列关系是自右向左书写，左侧则自左向右排列。无论哪种排列形式，都形成了书法章法上的空间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是目前发掘的最早的书法艺术形式。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与早期绘画、雕塑等再现物象的艺术形式相比，它有着天然的不同之处：书法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天然具有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抽象与感情凝结伴随着文字的发展演变而深邃幽远、意蕴丰厚。
甲骨文是在龟甲上契刻文字，由于这种特殊的制作工艺，也决定了甲骨文书法的艺术特色。一般说来，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以直线条为主，很难表现圆转的笔画。因此，甲骨文给人以瘦劲坚实、方整干净的艺术感觉。从契刻方法上讲，有单刀刻法、双刀刻法，入刀后形成“楔形”，类似于楔形文字，单刀刻法相对爽健，双刀刻法较为浑厚。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图一），高32.2cm，宽19.8cm，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片在牛胛骨上契刻的祭祀狩猎记事刻辞，属于甲骨文第一期的书法风格。正面记载了四件事情，具有很高的历史资料价值。从契刻方式看，这片刻辞中，第一条是商王武丁宾祭仲丁的记事，当是双刀刻制，笔画饱满圆劲，温润静穆，排列规整，具有凝重肃穆之感；其余三条记事以单刀刻为主，笔画瘦硬劲挺，爽利健拔，欹侧多姿，颇具天真烂漫之趣。
《宰丰骨匕记事刻辞》（见图二），高27.3cm，宽3.8cm，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块牛骨骨匕，在制作上具有十分高的艺术性，它一面契刻文字，记录了宰丰受到商王恩赐的事迹，而另一面契刻了精美的纹饰，具有一定的神秘感与庄重感。从目前所出土的甲骨来看，内容所涉大都以贞卜为主，而这件骨匕属于纯记事的刻辞，非占卜活动。因此，它在众多甲骨之中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从艺术角度来看，其文字的契刻以双刀为主，笔画较为浑厚雄强，珠圆玉润，字与字的排列疏密有致，生动自如。其兽面蝉纹的刻制十分精到，对印纽、玉佩的薄意雕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的契刻者虽然都是巫师，然而这些巫师都是具有很高的文化知识，知天文、晓地理，相当于今天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文字的演变，书法的有意味形式的历史推进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也正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巡礼。对其进行规律性的把握，可以揭开书法形式诞生之初的神秘面纱，在这混沌之美中可以感受先民狂热的宗教情感。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导师团成员）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0-0044-002
中国汉字诞生于什么时候，学界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间论断。在文献记载中，便有“结绳记事”、“仓颉造字”、“河图洛书”的传说故事，文字的创造竟使“天雨栗，鬼夜哭”等等。从近现代出土、发现的历史遗迹来看，早在远古时期，已经出现了原始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种类繁多，分布地区广，尤以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区最为注目，而且每个地区对物象的抽象、省简形式不一，加之出土材料的数量不足以支持规律性的信息研究，它们与成熟的文字系统有无关联也很难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文字起源诞生的过程与方式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字是伴随着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为了方便部族统治而创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达工具。
目前，我们所发掘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当属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与《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相吻合。1899年由王懿荣首先发现，刘鹗摹拓相继，并形成了以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甲骨四堂”为代表的“甲骨学”繁盛局面。殷商人尚“敬”，凡事均占卜问筮。由于甲骨文是殷商先民在龟甲、牛骨等材质上进行占卜、敬事鬼神等宗教活动的刻辞，甲骨文由此而得名，同时也被称为“卜辞”“契刻文字”“殷契”。又因为甲骨文发掘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
从文字构造来考察，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形声字、指事字等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抽象，有着特定的社会内容与情感的积淀。而且很多文字从物象原型向抽象化、符号化发展，从混蒙向有序演进，在师徒授受的过程中，这种符号化愈来愈省简、抽象，表意功能更为理性。从艺术审美角度来考察，甲骨文已经具备构成书法作品的三要素：用笔、结字、章法。用笔有顺次、笔势，干净利落，具有连绵相继的时间性；结字方面字字独立，每个字的疏密、大小均有法度；章法方面，甲骨文的书写有两种基本形式，单行都是自上而下（这是先人以竹木简记事而形成的一种书写方式，“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的“册”即是用皮绳把竹木简编穿而成的，由此形成了汉文化特有的书写习惯），行与行的排列关系，一种是自右向左具有书写的行气，另一种是向内“对贞”，即一片甲骨中由两部分构成，右侧行列关系是自右向左书写，左侧则自左向右排列。无论哪种排列形式，都形成了书法章法上的空间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甲骨文是目前发掘的最早的书法艺术形式。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与早期绘画、雕塑等再现物象的艺术形式相比，它有着天然的不同之处：书法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天然具有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抽象与感情凝结伴随着文字的发展演变而深邃幽远、意蕴丰厚。
甲骨文是在龟甲上契刻文字，由于这种特殊的制作工艺，也决定了甲骨文书法的艺术特色。一般说来，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以直线条为主，很难表现圆转的笔画。因此，甲骨文给人以瘦劲坚实、方整干净的艺术感觉。从契刻方法上讲，有单刀刻法、双刀刻法，入刀后形成“楔形”，类似于楔形文字，单刀刻法相对爽健，双刀刻法较为浑厚。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图一），高32.2cm，宽19.8cm，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片在牛胛骨上契刻的祭祀狩猎记事刻辞，属于甲骨文第一期的书法风格。正面记载了四件事情，具有很高的历史资料价值。从契刻方式看，这片刻辞中，第一条是商王武丁宾祭仲丁的记事，当是双刀刻制，笔画饱满圆劲，温润静穆，排列规整，具有凝重肃穆之感；其余三条记事以单刀刻为主，笔画瘦硬劲挺，爽利健拔，欹侧多姿，颇具天真烂漫之趣。
《宰丰骨匕记事刻辞》（见图二），高27.3cm，宽3.8cm，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块牛骨骨匕，在制作上具有十分高的艺术性，它一面契刻文字，记录了宰丰受到商王恩赐的事迹，而另一面契刻了精美的纹饰，具有一定的神秘感与庄重感。从目前所出土的甲骨来看，内容所涉大都以贞卜为主，而这件骨匕属于纯记事的刻辞，非占卜活动。因此，它在众多甲骨之中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从艺术角度来看，其文字的契刻以双刀为主，笔画较为浑厚雄强，珠圆玉润，字与字的排列疏密有致，生动自如。其兽面蝉纹的刻制十分精到，对印纽、玉佩的薄意雕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的契刻者虽然都是巫师，然而这些巫师都是具有很高的文化知识，知天文、晓地理，相当于今天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文字的演变，书法的有意味形式的历史推进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也正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巡礼。对其进行规律性的把握，可以揭开书法形式诞生之初的神秘面纱，在这混沌之美中可以感受先民狂热的宗教情感。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导师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