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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明确提出支持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为治蓉兴蓉提出了总体要求、指明了方向路径、描绘了美好蓝图，是新时代成都发展的总纲领总遵循。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探索实践，成都市初步构建了以党建为了引领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有哪些经验可供交流借鉴？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还需要从哪些方面破局？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刘伟。
?基层社区治理 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记者：成都市初步构建了以党建为了引领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有哪些经验可供交流借鉴？
刘伟：成都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以此来深刻回应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的根本矛盾，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关照城乡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实践证明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有以下几个做法值得借鉴：
首先，畅通体制，“归一治水”。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首要难题，我们称为“千线一针”，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近年来随着事权下沉，“千线一针”现象延伸至城乡社区，社区干部也常常觉得承担过多“上面”部门交办的事务性工作，不堪重负。产生这一现象主要因为长期以来城市治理体制中存在“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治理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现阶段确实已经制约了城乡社区治理与发展。为此，成都市在决策层组建了全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市、区（市、县）两级党委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推行组织部部长、社治委主任一肩挑，在市、区（市、县）两级实现对与治理相关党政部门的资源整合。从领导体制上全面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搭建了党建引领下资源整合与配给平台，建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行政指令统合下沉机制。
其次，厘清权责，街社归位。“千线一针”给基层社区带来的最直接困扰，是需要应付大量繁杂的行政事项，而对群众的服务聚焦不足，令公共服务无法有效下沉与供给。因此要实现街道（乡镇）与社区（村）的还权、赋能、归位，推进街乡体制改革十分必要。为此，成都市取消了街乡层级的招商引资职能和相应考核指标，强化其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职能。
第三，组织延展，服务落地。打通城乡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公共服务向全市平均1.2万人的社区延展、精细供给，是增强群众获得感的重要路径。通过实施老旧院落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等“五大行动”，开展党群服务中心优化提升，打造易进入、可参与、能共享的邻里中心和温馨家园等，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
第四，激活社会，共建共享。成都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取得的成效，核心的一点是坚持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不仅是决定城乡基层治理成败的重要法宝，也是“最后一公里”是否打通的核心评价指标。成都市坚持激活群众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想方设法让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共建中来;同时坚持服务群众，将服务群众作为促进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载体。不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还是普通群众，社会参与活力均空前高涨。
?应对治理与发展诉求 不断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记者：从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完善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着眼，目前成都市基层治理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刘伟：现阶段，成都对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探索已进入“深水区”，更需要迎难而上，踏实前行，小心求索。
第一，应当直面和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坚持体制创新。进入“深水区”，成都市“流动社会”的形态特征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的变迁、变化周期更短，速率更快，城乡不同类型的社区正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治理与发展诉求，亟待分类与精细探索、整合已有经验，不断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以适应时代变迁与新的变化。
第二，应当注重“治理秩序”这一城乡社区治理的时代议题。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强，随着自治活力逐渐被激活，如何形成“一核”统揽下的多元主体治理秩序有效达成，特别是法治、德治的“软”“硬”保障作用如何得到发挥，并和自治形成良性的“三治互动”，这将成为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时代议题。
第三，应当更加聚焦城乡社区发展与治理相共振的路径探索。城乡社区，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具有十分密切的内生性关系，二者互助互促、相互成全。当前，成都市聚焦社区治理更多，聚焦社区发展不足，且社区发展与治理相共振的路径探索相对缺乏。因此，聚焦和探索城乡社区发展与治理相共振的路径应当是现阶段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又一时代议题。
?亟待建立基层治理的良序善治格局
记者：下一步，如何不断提升对城市基层治理规律性的认识，聚焦难题探索求解，努力交出良好的“成都答卷”？
刘伟：建议要从四个方面着力：
首先，在治理体制上巩固“归一治水”的成效。应当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的要求，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始终将“一核”统揽落地落实，不断放大党组织的平台效应，进一步巩固成都已取得的破解“九龙治水”之体制不畅的有益成果，进一步调整资源条块分割的碎片化、行政治理下达的多头化现状。在治理体制上，不断巩固从“九龙治水”向“归一治水”的成效。
其次，在治理策略上要聚焦从激发活力向良序善治转变的路径。随着城乡社区中的自治活力逐渐被激活，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的良序善治格局亟待建立，多元主体亟待在治理中明晰权责边界，并日渐归位，需要遵循一套围绕秩序达成而展开的城乡社区治理策略。在城乡社区发展中，“一核”如何统揽、如何搭建平台，基层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自治组织、群众等如何在城乡发展治理中明晰责权、获得权能并相应归位是需要被重点聚焦的。
第三，在治理内涵方面要形成从静态治理向发展治理转变的格局。成都市的基层城乡治理经验表明，治理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发展动态的过程，社区治理需要同社区发展密切共振，相輔相成，没有发展的治理缺乏动力，没有治理的发展缺乏保障。下一阶段，成都市可以在城乡社区治理与发展相共振的机制上作出探索。
第四，在治理路径上探索从“一核多元”向“一核三治”升级。现阶段，亟待建立良性的基层治理与发展秩序，即多元主体如何有序互动的治理与发展秩序。这不仅需要激活社会中的多元主体，还需要法治的“硬保障”与德治的“软约束”深度介入与充分融合，“一核”统揽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缺一不可，因此应当探索“党建引领、一核三治”的治理路径。（责编/冯雅可）
?基层社区治理 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记者：成都市初步构建了以党建为了引领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有哪些经验可供交流借鉴？
刘伟：成都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以此来深刻回应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的根本矛盾，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关照城乡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实践证明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有以下几个做法值得借鉴：
首先，畅通体制，“归一治水”。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首要难题，我们称为“千线一针”，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近年来随着事权下沉，“千线一针”现象延伸至城乡社区，社区干部也常常觉得承担过多“上面”部门交办的事务性工作，不堪重负。产生这一现象主要因为长期以来城市治理体制中存在“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治理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现阶段确实已经制约了城乡社区治理与发展。为此，成都市在决策层组建了全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市、区（市、县）两级党委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推行组织部部长、社治委主任一肩挑，在市、区（市、县）两级实现对与治理相关党政部门的资源整合。从领导体制上全面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搭建了党建引领下资源整合与配给平台，建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行政指令统合下沉机制。
其次，厘清权责，街社归位。“千线一针”给基层社区带来的最直接困扰，是需要应付大量繁杂的行政事项，而对群众的服务聚焦不足，令公共服务无法有效下沉与供给。因此要实现街道（乡镇）与社区（村）的还权、赋能、归位，推进街乡体制改革十分必要。为此，成都市取消了街乡层级的招商引资职能和相应考核指标，强化其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职能。
第三，组织延展，服务落地。打通城乡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公共服务向全市平均1.2万人的社区延展、精细供给，是增强群众获得感的重要路径。通过实施老旧院落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等“五大行动”，开展党群服务中心优化提升，打造易进入、可参与、能共享的邻里中心和温馨家园等，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
第四，激活社会，共建共享。成都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取得的成效，核心的一点是坚持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不仅是决定城乡基层治理成败的重要法宝，也是“最后一公里”是否打通的核心评价指标。成都市坚持激活群众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想方设法让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共建中来;同时坚持服务群众，将服务群众作为促进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载体。不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还是普通群众，社会参与活力均空前高涨。
?应对治理与发展诉求 不断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记者：从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完善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着眼，目前成都市基层治理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刘伟：现阶段，成都对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探索已进入“深水区”，更需要迎难而上，踏实前行，小心求索。
第一，应当直面和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坚持体制创新。进入“深水区”，成都市“流动社会”的形态特征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的变迁、变化周期更短，速率更快，城乡不同类型的社区正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治理与发展诉求，亟待分类与精细探索、整合已有经验，不断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以适应时代变迁与新的变化。
第二，应当注重“治理秩序”这一城乡社区治理的时代议题。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强，随着自治活力逐渐被激活，如何形成“一核”统揽下的多元主体治理秩序有效达成，特别是法治、德治的“软”“硬”保障作用如何得到发挥，并和自治形成良性的“三治互动”，这将成为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时代议题。
第三，应当更加聚焦城乡社区发展与治理相共振的路径探索。城乡社区，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具有十分密切的内生性关系，二者互助互促、相互成全。当前，成都市聚焦社区治理更多，聚焦社区发展不足，且社区发展与治理相共振的路径探索相对缺乏。因此，聚焦和探索城乡社区发展与治理相共振的路径应当是现阶段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又一时代议题。
?亟待建立基层治理的良序善治格局
记者：下一步，如何不断提升对城市基层治理规律性的认识，聚焦难题探索求解，努力交出良好的“成都答卷”？
刘伟：建议要从四个方面着力：
首先，在治理体制上巩固“归一治水”的成效。应当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的要求，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始终将“一核”统揽落地落实，不断放大党组织的平台效应，进一步巩固成都已取得的破解“九龙治水”之体制不畅的有益成果，进一步调整资源条块分割的碎片化、行政治理下达的多头化现状。在治理体制上，不断巩固从“九龙治水”向“归一治水”的成效。
其次，在治理策略上要聚焦从激发活力向良序善治转变的路径。随着城乡社区中的自治活力逐渐被激活，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的良序善治格局亟待建立，多元主体亟待在治理中明晰权责边界，并日渐归位，需要遵循一套围绕秩序达成而展开的城乡社区治理策略。在城乡社区发展中，“一核”如何统揽、如何搭建平台，基层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自治组织、群众等如何在城乡发展治理中明晰责权、获得权能并相应归位是需要被重点聚焦的。
第三，在治理内涵方面要形成从静态治理向发展治理转变的格局。成都市的基层城乡治理经验表明，治理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发展动态的过程，社区治理需要同社区发展密切共振，相輔相成，没有发展的治理缺乏动力，没有治理的发展缺乏保障。下一阶段，成都市可以在城乡社区治理与发展相共振的机制上作出探索。
第四，在治理路径上探索从“一核多元”向“一核三治”升级。现阶段，亟待建立良性的基层治理与发展秩序，即多元主体如何有序互动的治理与发展秩序。这不仅需要激活社会中的多元主体，还需要法治的“硬保障”与德治的“软约束”深度介入与充分融合，“一核”统揽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缺一不可，因此应当探索“党建引领、一核三治”的治理路径。（责编/冯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