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所所在的知识分子家庭都喜欢种菜,而在整个种菜过程中还要加点数学元素,什么元素呢?那就是以数学工作的要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我们这一代“小心求证”的精神还有待发展,但“大胆假设”的勇气绝对一流。一次,我七岁的弟弟在一个上午跑出去了,刚一回来就在我妈妈的追问下得知他是跑了三四里地到菜园看数学所的研究员种菜去了。“ 你不怕跑丢啊!”我娘刚要发飙,一旁站着的一个叫陆煜的小家伙慢条斯理地发言了 ,“阿姨您别急,有我带着他呢,丢不了。”我娘哭笑不得,“你带他?你也跟他一般大啊!”
　　(陆煜是陆柱家研究员的儿子,后来拿了全国华罗庚金杯赛总冠军,从对我娘这句话来说,那份心理素质真不是吹的)
　　虽然我弟没有翻越院墙,但直接从别人的地里跑过去,总有点不妥。因为院子是按楚河汉界分割好的。各家自有势力范围,且用排水沟分开,界限清晰,而且分得公平。这公平是专业人士评价的——一次,我爹有个搞建筑的朋友来我家,随意看了后院,便笑道:“这儿真是数学所的地方啊。”问其原因,答曰:“你看这几块地,就是随意几条线划开,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长方形,还有的是五边不规则图形,反正几何图形里的元素都包含进去了,细细算来面积却惊人的相似,误差超不过5%,除了搞数学的,谁能分得这样清楚?”
　　地分好了,于是大部分研究员便开始在地里种菜,记忆中种得最热闹的要数荆树仁先生。
　　荆先生是数学所的副研究员,标准的知识分子,住在我家右边,他家有个顽皮的小家伙叫小春,我们在给菜园浇水的时候,小春往往在架子上抓天牛或者大青虫,然后用放大镜、老虎钳等酷刑处死,其手段不亚盖世太保。这个习惯让他爸爸十分不爽,经常加以制止。总的来说,院儿里做爸爸的都是文化人,都不愿孩子们习惯这种“残忍”的勾当,不过教导的方式、方法不同。我爹心慈面软,要是我或者我弟捉了蟋蟀或者蚱蜢,往往是一番教育(对我俩,不是对蟋蟀、蚱蜢)后当堂开释,荆先生没有那样耐心,往往是抓住小春喝骂一阵,缴获的虫子则随手往地上一扔,再加上一脚送其文明归天。
　　荆先生和大多数数学所的研究人员一样,并不懂得园艺,但是他弄来的种子好,是北京人常吃的“猪耳朵扁豆”。这种扁豆色泽碧绿,形状大而薄,有些像荷兰豆,切丝炒食味道极佳。荆先生为了种扁豆下了不少工夫,搭起一个竹子编成的架棚,扁豆秧爬得很茂盛。
　　到了收获期,扁豆陆续成熟了,荆先生每天都会得意地摘十个八个扁豆,加点儿肉丝好好炒一下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邻里十分羡慕。这种大院古风犹在,荆先生也不免给大家送一些,于是皆大欢喜。
　　然而,有一天我翻窗去浇水,却见荆先生看着扁豆架子发呆,和屋里的荆太太在说话。
　　荆先生:“还是丢了一个,最大的那个。”
　　太太:“你怎么知道丢了?好几百个呢,你弄错了吧?”
　　荆先生:“没错,三个最大的,(说着用手一比划)是个等边三角形,现在那边角上的那个没了。”
　　太太:“不会吧,谁拿了一个扁豆有什么用?能炒菜么?”
　　荆先生:“哎,挺可惜的,早该摘啊,又是小孩子耍把戏弄得吧?小春……”
　　这天下午见到小春,小春好像还有点儿受了委屈加委靡不振的感觉。
　　第二天,又听到荆先生在院子里看那个豆架发脾气,从窗户探头一眼就明白,又丢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是没了,只剩了一个角。
　　这回荆先生不再废话了,生气地叫道:“小春……”
　　小春连忙跑出来。荆先生正要训话,忽然发现剩下那个豆角有点儿怪异,连忙扶扶眼镜,伸手把豆角翻了过来,一头大天牛正吃得悠哉乐哉呢。荆先生伸手把天牛抓了起来。
　　小春问:“爸,有事么?”
　　荆先生:“嗯……没事。”
　　小春看看他爸,这不太像没事的脸色,张了张嘴,积威之下还是没敢说话,掉头要走。
　　荆先生正要把天牛往地上摔,看看那残缺不全的豆角,忽然把牙一咬喊道:“小春。”小春回头。荆先生把手中的天牛抵过去,道:“你拿去,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这回轮到小春莫名其妙了,呆了半晌才接过天牛,半天不敢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