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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等口号已喊了多年，为什么至今收效甚微？我认为根子在国家战略、在缺少有效的政策组合、在干部提拔和考评制度、在政府执行力这四个方面。
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比，差距不仅在市场化体制和制度设施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国家战略方面。这种批评听起来颇为刺耳，但细想一想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特别是对古代中国来说，此论极为中肯。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曾远远地领先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中国早就站在了由封建农业经济通往现代工商经济、由陆地大国通往海洋大国的大门口。但中国不仅没有推开这扇门，还随手丢掉了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明朝的禁海活动和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了英王特使马嘎尔尼带来的平等通商建议书随之给英王的谢绝信最能体现这种国策上的失误实际上是封建皇帝毫无远大的国家战略头脑的一种反映。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国家战略似乎已有了清晰构图，但国家战略也不能仅用对外和平对内和谐这种处世态度来简单概括，它还应当包括在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全方位体系中角色作用的整体思考和恰当定位。在这方面，我们的领导人已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思考，当然，其中也还存在相当的的进取空间，而进取的目标就是如何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从技术弱国进步为技术强国，由资源消耗型浪费型国家发展为资源节约型高效利用型国家。
对于上述战略目标，我们的决策层早有明确的选择和准确定位并用“科学发展观”将之做高度概括，现在的问题是缺少落实这些目标的有效政策组合。我们有目标有彼岸，但缺少“路”和“桥”。进一步说，即便知道了有那些“路”和“桥”，但我们时常显得缺少选择和判断能力。例如，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宏观失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微观层面的投资行为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有关，许多人都知道只要眼睛一闭痛下决心将人民币币值升值20％或者30％，恼人的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严重过剩、通货膨胀、低效企业大量占用宝贵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等等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我们会选择这样的“路”和“桥”吗？恐怕不会。因为怕沿海地区工业受打击，怕大面积的工人失业和工厂停产引起社会不安定，怕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会减缓，如此等等。再比如，我们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批评地方政府官员的投资热助推行为，也批评他们的只注重短期利益常常造成重复建设及在节能降污等方面工作乏力，但却没有想到：不改变现行的干部选拔和考评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这些不恰当行为是根本无法矫正的。1980年代时，美国有个人被选上犹他州州长，当时犹他州的经济比较落后，他当州长后发誓地保证要用10年时间（两任）把犹他州变成科技强州，而手段就是用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发展，后来他果然做到了。试想一下：创业投资的平均投资见效周期为5－7年，而中国的地方大员们在3年左右的任期内谁肯花这样的不见效功夫去等待创业投资的工业基础改善结果？在一个地方主要官员随时可能被调走和升迁的政治生态环境里，这些官员普遍滋生尽快造政绩、大多数人存在短期行为的现象就不难于理解了。
政府执行力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改革拖曳因素。我1968年16岁时就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刚到农村时一些喜欢思考的农民就和我聊，议论公社、大队等级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负面作用。他们的概括语为：“毛主席给咱的比蜜甜，到了咱嘴里赛黄连！”四十年过去了，这种上头英明，中下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央正确决策时层层走样的形象依然严重存在。而且，据我观察，在研究政府执行力差时，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想到了地方政府毛病多多，却没有想到“条条”即国家各部委局也同样有因本位主义、部门利益而存在政府执行力很差的问题。举例说，即使党中央国务院有了某种方向性动议，但具体政策、法规、条例都由各个相关部委拟定和会签，这个“部际会签”常常会成为决策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因为相关部门在参与会签时如果发现一项改革举措削弱了本部门的审批权限或管辖权，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进入一轮不屈不挠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样，即使是一项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大政策，其出台过程也会变得相当冗长和艰难。这只是从良好的方面分析部门行为，如果退一步谈那些故意设租以便日后寻租的个别部门官员行为，其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对政府职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其目标就是将拥有太多权力资源的地方“块块”和部门“条条”为代表的政府改造成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造成为能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府。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由二元经济向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转化的十字路口上。刚刚30年的改革和开放已经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是，中国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一论断不仅考虑到了环境承受力、资源供给承受力，而且还考虑了社会承受力。粗放式、结构失调式和贫富差距愈益扩大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让位于以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服务经济为基本推动力、全社会各阶层相对都能从发展中得到实在好处的新经济模式，中国才能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继续谱写自己的东方经济神话。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厘清发展思路，用现存的威权体制去推行强制性结构调整，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具体行动去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诱导性结构调整政策方案。
关于强制性结构调整，其手段大体有：（1）一个地方政府或城市如果能耗和降低污染指标达不到中央政府的要求该地干部就不得被列入升迁名单；（2）以科技企业数量、科技产品GDP贡献度、自主创新能力专利申报数量以及政府清廉和社会和谐程度作为地方干部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3）对高能耗企业实行惩罚性高税率和歧视性贷款利率；（4）对治污不达标的污染企业实行严厉的关停和罚款制度并规定罚款的相当比例由当地主要党政官员个人承担；如此等等。
在诱导性结构调整方面，可考虑：（1）立即采取一次大幅调整的方式对人民币升值，调升幅度至少15％以上；（2）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实行大幅减免税政策；（3）对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实行所得税抵扣政策，对天使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可用投资额全额抵扣；（4）立即开办创业板市场和至少10家场外交易市场，科技型企业可优先获得上市上柜资格；（5）对金融机构可尽快实施混业经营，各类金融机构可用资产资本或利润的一定比例直接投资于创业投资机构或创新性扶持基金；（6）将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状况列入干部考核指标，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经济政策法规文件的出台速度列入各部委领导者工作效率的考核指标，如此等等。
我相信，如果将上面粗略设计的软硬两手变成敦促结构调整的有权威的办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许就不是什么难事。
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比，差距不仅在市场化体制和制度设施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国家战略方面。这种批评听起来颇为刺耳，但细想一想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特别是对古代中国来说，此论极为中肯。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曾远远地领先于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中国早就站在了由封建农业经济通往现代工商经济、由陆地大国通往海洋大国的大门口。但中国不仅没有推开这扇门，还随手丢掉了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明朝的禁海活动和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了英王特使马嘎尔尼带来的平等通商建议书随之给英王的谢绝信最能体现这种国策上的失误实际上是封建皇帝毫无远大的国家战略头脑的一种反映。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国家战略似乎已有了清晰构图，但国家战略也不能仅用对外和平对内和谐这种处世态度来简单概括，它还应当包括在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全方位体系中角色作用的整体思考和恰当定位。在这方面，我们的领导人已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思考，当然，其中也还存在相当的的进取空间，而进取的目标就是如何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从技术弱国进步为技术强国，由资源消耗型浪费型国家发展为资源节约型高效利用型国家。
对于上述战略目标，我们的决策层早有明确的选择和准确定位并用“科学发展观”将之做高度概括，现在的问题是缺少落实这些目标的有效政策组合。我们有目标有彼岸，但缺少“路”和“桥”。进一步说，即便知道了有那些“路”和“桥”，但我们时常显得缺少选择和判断能力。例如，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宏观失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微观层面的投资行为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有关，许多人都知道只要眼睛一闭痛下决心将人民币币值升值20％或者30％，恼人的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严重过剩、通货膨胀、低效企业大量占用宝贵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等等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我们会选择这样的“路”和“桥”吗？恐怕不会。因为怕沿海地区工业受打击，怕大面积的工人失业和工厂停产引起社会不安定，怕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会减缓，如此等等。再比如，我们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批评地方政府官员的投资热助推行为，也批评他们的只注重短期利益常常造成重复建设及在节能降污等方面工作乏力，但却没有想到：不改变现行的干部选拔和考评制度，地方政府官员的这些不恰当行为是根本无法矫正的。1980年代时，美国有个人被选上犹他州州长，当时犹他州的经济比较落后，他当州长后发誓地保证要用10年时间（两任）把犹他州变成科技强州，而手段就是用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发展，后来他果然做到了。试想一下：创业投资的平均投资见效周期为5－7年，而中国的地方大员们在3年左右的任期内谁肯花这样的不见效功夫去等待创业投资的工业基础改善结果？在一个地方主要官员随时可能被调走和升迁的政治生态环境里，这些官员普遍滋生尽快造政绩、大多数人存在短期行为的现象就不难于理解了。
政府执行力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改革拖曳因素。我1968年16岁时就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刚到农村时一些喜欢思考的农民就和我聊，议论公社、大队等级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负面作用。他们的概括语为：“毛主席给咱的比蜜甜，到了咱嘴里赛黄连！”四十年过去了，这种上头英明，中下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央正确决策时层层走样的形象依然严重存在。而且，据我观察，在研究政府执行力差时，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想到了地方政府毛病多多，却没有想到“条条”即国家各部委局也同样有因本位主义、部门利益而存在政府执行力很差的问题。举例说，即使党中央国务院有了某种方向性动议，但具体政策、法规、条例都由各个相关部委拟定和会签，这个“部际会签”常常会成为决策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因为相关部门在参与会签时如果发现一项改革举措削弱了本部门的审批权限或管辖权，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进入一轮不屈不挠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样，即使是一项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大政策，其出台过程也会变得相当冗长和艰难。这只是从良好的方面分析部门行为，如果退一步谈那些故意设租以便日后寻租的个别部门官员行为，其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对政府职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其目标就是将拥有太多权力资源的地方“块块”和部门“条条”为代表的政府改造成为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造成为能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府。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由二元经济向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转化的十字路口上。刚刚30年的改革和开放已经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是，中国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一论断不仅考虑到了环境承受力、资源供给承受力，而且还考虑了社会承受力。粗放式、结构失调式和贫富差距愈益扩大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让位于以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服务经济为基本推动力、全社会各阶层相对都能从发展中得到实在好处的新经济模式，中国才能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继续谱写自己的东方经济神话。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厘清发展思路，用现存的威权体制去推行强制性结构调整，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具体行动去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诱导性结构调整政策方案。
关于强制性结构调整，其手段大体有：（1）一个地方政府或城市如果能耗和降低污染指标达不到中央政府的要求该地干部就不得被列入升迁名单；（2）以科技企业数量、科技产品GDP贡献度、自主创新能力专利申报数量以及政府清廉和社会和谐程度作为地方干部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3）对高能耗企业实行惩罚性高税率和歧视性贷款利率；（4）对治污不达标的污染企业实行严厉的关停和罚款制度并规定罚款的相当比例由当地主要党政官员个人承担；如此等等。
在诱导性结构调整方面，可考虑：（1）立即采取一次大幅调整的方式对人民币升值，调升幅度至少15％以上；（2）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实行大幅减免税政策；（3）对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实行所得税抵扣政策，对天使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可用投资额全额抵扣；（4）立即开办创业板市场和至少10家场外交易市场，科技型企业可优先获得上市上柜资格；（5）对金融机构可尽快实施混业经营，各类金融机构可用资产资本或利润的一定比例直接投资于创业投资机构或创新性扶持基金；（6）将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状况列入干部考核指标，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经济政策法规文件的出台速度列入各部委领导者工作效率的考核指标，如此等等。
我相信，如果将上面粗略设计的软硬两手变成敦促结构调整的有权威的办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许就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