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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到过多少次上海？现在已很难说清。像我这样既非上海祖籍，也不在上海工作的人，如此频繁地到上海，恐怕还是少见的。盖因为我的老家在距上海约二百公里处的杭州，而我却工作在距杭州二千多公里外的成都，从成都到杭州没有任何一列直达车，必须在上海中转，于是自1979年上大学后，我就开始一次次踏上驶向上海的列车。
第一次到上海，我买好到杭州的车票后就去了市区。那时上海在我脑海里只有两个词汇，一个是南京路，一个是外滩。我先去了南京路，大白天，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灯红酒绿，也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坐着黄包车的上海小姐或太太。很平常，甚至和成都的春熙路没有太大区别。而穷学生的我，也无心逛店，买了袋大白兔奶糖就匆匆返回车站了。第二次到上海，我就去了外滩，独自一人，自然也没找到任何感觉。外滩和我都怯生生的，互相拒绝。今天留在脑海里的仅仅是个记忆，我去过。
接下来，时间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出门的人骤然增多，似乎全国人民都卷着铺盖卷挤上了一列列的火车，我从上海中转便成了一件很难的事，虽然上海到杭州的车次很多，我却常常买不到车票，就是买到了也挤不上去。于是再过上海时我就不敢出站了，下了这列火车就直接朝另一列火车跑去。
等假期结束从杭州返回成都时，就更麻烦了。往往我刚到家，母亲就开始托人去上海买回成都的车票。我从杭州到上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车票。上这儿上那儿，见了不少上海陌生人。记得有一回是到《解放日报》去取。一位编辑（我肯定那时是叫他叔叔的）把票拿到门口交给我，我道了谢，忙不迭地回到车站，随着拥挤的人群涌上火车。再几年后有了儿子，回杭州更成了一件大事，常常兴师动众的，比如让我的姐夫从杭州专程赶到上海来接。后来我一个表哥从四川回到上海，这个任务又交给了他。大概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10年时间里我就那么一次次地坐火车驶向上海，又从上海一次次返回成都。
我对上海人的认识也源于火车。那时从成都到上海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我只能坐硬座，每每坐回到杭州家里时，小腿必是肿的，坐在那儿听母亲说话时人还在晃荡。以现在人的情感速度，两天两夜足以谈婚论嫁了，而那时的我除了看书，就是观察上海人。每一趟行程总能遇见不少上海人。他们大多是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的，就像我那位表哥，每年回上海去探亲。通常是一家人一起，斯斯文文的，颇有教养。与我们说话时，讲的是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而自家人说话时，就叽里咕噜全是方言了。有时他们也会买上一张硬卧，一家人换着去睡。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吃盒饭的，更不会上餐厅。他们会从行李架上拿出两个大塑料袋，一个装着馒头或面包之类的主食，另一个包得很严实，解开一层又一层，里面露出像小锅那么大一个搪瓷碗，有盖子的那种。打开盖子，里面装着满满的东西，有茶叶蛋、卤肉、咸鱼、榨菜等，全家人便围着搪瓷碗进食午餐或者晚餐。让旁边的人看着馋。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多次往返川沪两地总结出来的最佳吃法，又节省，又卫生，又营养。这样精心准备的食物，他们肯定不会邀请其他乘客同享。有些乘客便不大了然，很夸张地把自己带的水果点心，或者站台上买的食物，拿出来邀约大家共吃。上海人不为所动，不进不出，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他们的矜持来。
还有个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细节，就是每回列车过了苏州快要接近上海时，上海人就开始一个个地去卫生间了，梳头洗脸，整理服装。更有甚者，脱掉专门为坐火车而穿的旧衣服，换上干净的好衣服。这一举动也常常让外地人窃笑，其实很正常。那时的火车多半是烧煤的，夏天开着车窗坐上两天，身上脸上哪儿哪儿都是煤灰。上海人认为穿好衣服坐火车是很不合算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于是有了专门坐火车穿的衣服，通常是工作服。
一趟趟的观察下来，让我确信了外面所传的上海人过日子很精细属实。但这样的精细我很能接受，并不以为可笑。相反，我厌恶一些国人莫名其妙的穷大方，挥金如土。我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教养。这些年每每遇到有人说上海人小气时，我都会站出来帮着说几句。我说人家上海人“小气”是建立在不侵害别人利益、只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的，无可厚非。还有，虽然你和上海人谈事情时会觉得他斤斤计较，但一旦谈定了你尽可以放心，他决不会违约或者胡来，上海人做事很规范的。
有朋友说，是不是你祖籍上海啊？这么帮忙？我说不，我祖籍浙江。但我就是赞成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其实我对上海实在是不够了解的，我总是路过，总是行色匆匆。我是上海的过客，上海是我的驿站。而且这些年，我连路过都少了，自从能够直飞杭州，我就从天上回家了。就是从上海转车，也不是非坐火车了，还有高速路可走。我甚至跟我妈夸了海口，等成都到上海的高速路修通后，我要自己开车回家。
有一年春节回家过年，我从上海中转。一个人拖着行李在站台上等去往杭州的列车。但连着过去两列火车我都没能挤上去。从上午等到下午，又等到黄昏，我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又一列去往杭州的火车驶入站台。旅客潮水般地（我也想不出更贴切的词了）涌进站台，迅速堵满了每一个车门。我鼓足勇气往里冲，很快就被挤了出来。正在这时，一位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了过来，他大概已经注意我一会儿了，拍拍我的肩示意我跟他去。我乖乖地跟着他。他把我带到一个车窗下，命令里面的旅客把窗户打开，然后提起我的行李举到窗口命令他们接进去。里面的旅客很听话，一一照办。再然后他一蹲身，抱住我的腿把我举到窗口往里塞，里面的几只手又拉又拽地把我弄了进去。等我好不容易在车厢站稳脚时，车已经缓缓启动了。我急忙探头往窗外看，那位工人师傅已经离去了，只有一个背影。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说上海在我的记忆里已渐渐浓缩成一个车站了，那么，那个铁路工人的背影，就占据了一半的画面。
第一次到上海，我买好到杭州的车票后就去了市区。那时上海在我脑海里只有两个词汇，一个是南京路，一个是外滩。我先去了南京路，大白天，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灯红酒绿，也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坐着黄包车的上海小姐或太太。很平常，甚至和成都的春熙路没有太大区别。而穷学生的我，也无心逛店，买了袋大白兔奶糖就匆匆返回车站了。第二次到上海，我就去了外滩，独自一人，自然也没找到任何感觉。外滩和我都怯生生的，互相拒绝。今天留在脑海里的仅仅是个记忆，我去过。
接下来，时间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出门的人骤然增多，似乎全国人民都卷着铺盖卷挤上了一列列的火车，我从上海中转便成了一件很难的事，虽然上海到杭州的车次很多，我却常常买不到车票，就是买到了也挤不上去。于是再过上海时我就不敢出站了，下了这列火车就直接朝另一列火车跑去。
等假期结束从杭州返回成都时，就更麻烦了。往往我刚到家，母亲就开始托人去上海买回成都的车票。我从杭州到上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车票。上这儿上那儿，见了不少上海陌生人。记得有一回是到《解放日报》去取。一位编辑（我肯定那时是叫他叔叔的）把票拿到门口交给我，我道了谢，忙不迭地回到车站，随着拥挤的人群涌上火车。再几年后有了儿子，回杭州更成了一件大事，常常兴师动众的，比如让我的姐夫从杭州专程赶到上海来接。后来我一个表哥从四川回到上海，这个任务又交给了他。大概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10年时间里我就那么一次次地坐火车驶向上海，又从上海一次次返回成都。
我对上海人的认识也源于火车。那时从成都到上海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我只能坐硬座，每每坐回到杭州家里时，小腿必是肿的，坐在那儿听母亲说话时人还在晃荡。以现在人的情感速度，两天两夜足以谈婚论嫁了，而那时的我除了看书，就是观察上海人。每一趟行程总能遇见不少上海人。他们大多是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的，就像我那位表哥，每年回上海去探亲。通常是一家人一起，斯斯文文的，颇有教养。与我们说话时，讲的是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而自家人说话时，就叽里咕噜全是方言了。有时他们也会买上一张硬卧，一家人换着去睡。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吃盒饭的，更不会上餐厅。他们会从行李架上拿出两个大塑料袋，一个装着馒头或面包之类的主食，另一个包得很严实，解开一层又一层，里面露出像小锅那么大一个搪瓷碗，有盖子的那种。打开盖子，里面装着满满的东西，有茶叶蛋、卤肉、咸鱼、榨菜等，全家人便围着搪瓷碗进食午餐或者晚餐。让旁边的人看着馋。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多次往返川沪两地总结出来的最佳吃法，又节省，又卫生，又营养。这样精心准备的食物，他们肯定不会邀请其他乘客同享。有些乘客便不大了然，很夸张地把自己带的水果点心，或者站台上买的食物，拿出来邀约大家共吃。上海人不为所动，不进不出，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他们的矜持来。
还有个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细节，就是每回列车过了苏州快要接近上海时，上海人就开始一个个地去卫生间了，梳头洗脸，整理服装。更有甚者，脱掉专门为坐火车而穿的旧衣服，换上干净的好衣服。这一举动也常常让外地人窃笑，其实很正常。那时的火车多半是烧煤的，夏天开着车窗坐上两天，身上脸上哪儿哪儿都是煤灰。上海人认为穿好衣服坐火车是很不合算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于是有了专门坐火车穿的衣服，通常是工作服。
一趟趟的观察下来，让我确信了外面所传的上海人过日子很精细属实。但这样的精细我很能接受，并不以为可笑。相反，我厌恶一些国人莫名其妙的穷大方，挥金如土。我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教养。这些年每每遇到有人说上海人小气时，我都会站出来帮着说几句。我说人家上海人“小气”是建立在不侵害别人利益、只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的，无可厚非。还有，虽然你和上海人谈事情时会觉得他斤斤计较，但一旦谈定了你尽可以放心，他决不会违约或者胡来，上海人做事很规范的。
有朋友说，是不是你祖籍上海啊？这么帮忙？我说不，我祖籍浙江。但我就是赞成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其实我对上海实在是不够了解的，我总是路过，总是行色匆匆。我是上海的过客，上海是我的驿站。而且这些年，我连路过都少了，自从能够直飞杭州，我就从天上回家了。就是从上海转车，也不是非坐火车了，还有高速路可走。我甚至跟我妈夸了海口，等成都到上海的高速路修通后，我要自己开车回家。
有一年春节回家过年，我从上海中转。一个人拖着行李在站台上等去往杭州的列车。但连着过去两列火车我都没能挤上去。从上午等到下午，又等到黄昏，我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又一列去往杭州的火车驶入站台。旅客潮水般地（我也想不出更贴切的词了）涌进站台，迅速堵满了每一个车门。我鼓足勇气往里冲，很快就被挤了出来。正在这时，一位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了过来，他大概已经注意我一会儿了，拍拍我的肩示意我跟他去。我乖乖地跟着他。他把我带到一个车窗下，命令里面的旅客把窗户打开，然后提起我的行李举到窗口命令他们接进去。里面的旅客很听话，一一照办。再然后他一蹲身，抱住我的腿把我举到窗口往里塞，里面的几只手又拉又拽地把我弄了进去。等我好不容易在车厢站稳脚时，车已经缓缓启动了。我急忙探头往窗外看，那位工人师傅已经离去了，只有一个背影。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说上海在我的记忆里已渐渐浓缩成一个车站了，那么，那个铁路工人的背影，就占据了一半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