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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得其道，—本万利，不得其道，一败涂地，请先言其道。”[1]
一一罗明佑
一、电影经营的萌芽—开办“真光”
罗明佑（1900①-1967），祖籍广东番禺沥滘，家世显赫。父亲罗雪甫为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叔父罗文庄曾任驻檀香山领事、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叔父罗文干更是历任北京政府检察厅检察长、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大理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罗明佑从“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即今之中山大学）业毕”②，之后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罗明佑正是在北上求学之际开始从事电影业，开办了自己第一个影院一一“真光电影院”。
就目前对罗明佑的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其早期活动方面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一方面由于可供研究的史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忽略，或者人云亦云。罗明佑开办真光电影院，是其早期重要的电影活动，但在很多问题上说法不一，而且存疑处颇多。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扒梳，本节对真光电影院开办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当七年时，丹桂因中华舞台开演电影，生意遂不畅旺，因而绌演。翌年，有广东人某君就该旧址重开真光电影”。[2]“广东人某君”暂且可将其认为是罗明佑，也就是说丹桂园1918年停演之后，1919年罗明佑在原址开办真光电影院，这与大多研究中的表述一致。③而按照罗明佑自己的说法，他是从1918年开始从事电影业的一一“明佑自北大卒业后，即专事影业，于兹十二载矣”；[3]“鄙人自民七在北大肄业期中，即在北平独创真光电影院，是为鄙人置身影界之始”。[4]那么，关于真光电影院开办的具体时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919年。真光电影院的开幕时间为1920年2月5日。同时，据不完全统计，丹桂园在《晨报》刊登戏曲演出广告的时间从1917年9月3日到1919年11月，罗明佑最早也只能在1919年11月之后租借丹桂园并对其进行改造，到次年的2月5日开幕。
当然，真光电影院的开办并非一蹴而就。“时值北平学朝屡起，罢课时多，遂于学余草创一电影院为职业之习练。惟须资本数干元，遂归而谋睹家严。讵家严闻鄙人志在弃官习贾，怒不可遏。无论如何，决不给资。后经无数波折及亲友之相劝，始姑付款。惟仍深致不满。”[5|由此可知，电影院草创时应为1919年，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学生纷纷罢课之后，罗明佑归家筹资，并几经波折，最终真光电影院于1920年开幕。而在此之前罗明佑应该早已接触电影并萌生了开办电影院的念头，因此罗明佑自己所说的1918年开始从事电影业也应该是准确的。
对于罗明佑最初开办电影院的原因和动机，现有研究普遍存在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说”。①笔者对此并不十分认同，他在《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中提到：“目睹政海虚华，徒抛灵性”遂“弃官习贾”“草创一电影院为职业之习练”。[6]在这里他将开办电影院看作一种职业，这一职业是与为官相对的从商。如果说当时正在北大读书并且经历学生运动的罗明佑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未免过于武断，但这应该不是其创办电影院最主要的原因。笔者认为，父亲常年经商所带来的家庭影响，是罗明佑走上电影道路的主要原因，而罗明佑之后的电影活动多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的。这也包括他在组织联华前后所发表的电影是“济世利民之权能”等观点。
真光电影院的草创，反映了罗明佑较为单纯的从影从商的初衷，这束电影经营的“真光”—直照亮着罗明佑的电影从业生涯。
二、经验的积累——真光影院②的经营策略
真光电影院是罗明佑电影经营经验的积累阶段，即影院的经营经验，这部分主要从不同时期真光影院在《晨报》（《晨钟报》）③上刊登的广告、启示等内容人手，对其经营、宣传策略进行研究。此处将真光影院的经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东安市场时期，时间较短；二是中央公园时期；三是东安门大街时期。
（一）东安市场真光电影院
1920年2月5日，罗明佑租借东安市场丹桂园开办真光电影院，1920年6月10日东安市场大火，真光电影院在1920年6月12日的《晨报》上刊登了停业启示。
从《晨报》上所刊登的广告来看，真光电影院这一阶段的宣传手段相对比较简单。都是刊登在报纸中缝，以介绍片目内容、放映时间等基本信息为主，这与戏园、游乐场、其他影院等娱乐场所的宣传手段基本相同。
此处可以再回应—下之前提到的“爱国说”，《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中关于罗明佑开办影院初衷时提到：“他有感于北京只有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影戏院，只放映外国片，且票价昂贵，便想创办一家对学生和中国人开放的电影院，使他们可以看电影，以打破外国人的垄断”。[7]这段表述中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并非只有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影戏院（即平安电影院）。1913年前门外大栅栏大观楼电影园正式开业[8]；1916年11月4日位于东长安街华记电影公司的北京电影园开幕；1917年6月1日开幕的中央公园前殿公安电影院； 1918年2月12日（旧历元旦）开幕的前门外香厂新世界游艺场，这是一个包含屋顶花园在内共五层楼的综合娱乐场所，在其二楼东首有电影场；1918年7月28日开幕的香厂东方饭店屋顶花园电影场。
第二，从这几则广告中的票价与之后的真光电影院票价相比并不昂贵。而且包括真光影院在内都是以放映外国片为主。
第三，这些影院并无限制学生和中国人看电影的相关规定，所以说罗明佑开办影院是为了使学生和中国人可以看电影也不准确。可想而知，当时电影观众中的学生和中國人所占比例应该很低。这一方面是由于看电影是一项不低的消费，尤其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另一方面由于放映的大多是外国片，开始时不容易被国人接受。
（二）中央公园真光电影第一分院
1921年5月17日中央公园真光电影第一分院开幕。第一分院开幕的广告在1921年5月12日的《晨报》上出现，很好地利用了中央公园这一地点，赏花看电影一举两得。这是在东安门大街真光总院建设过程中临时组织的，专为夏季所设，为期四个月，于1921年9月18日停演。 广告中所标明的票价，与同时期开幕的两家影院相比，一是1921年1月22日开幕的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西口的中天电影台，另一个是1921年2月8日开幕的借东安市场吉祥茶园的开明电影院，可以再一次印证真光影院的票价并不比同时期的其他影院便宜多少。
这一时期北京影院纷起，电影放映业的竞争开始升温，这对之后建成的真光电影剧场的经营提出了挑战。
（三）东安门大街真光电影剧场o
根据陈墨文章中所说，从真光电影剧场开始，罗明佑就成为一个职业管理者。②对比真光电影剧场与之前真光电影院和真光分院的广告投入，能够看出真光电影剧场实力的增强，并且开始运用不同的经营、宣传手段。
9月18日中央公园分院停演，1921年1月5日真光电影剧场正式开幕，这期间它在《晨报》上进行了密集的、全方位的、多手段的宣传，这至少说明真光电影剧场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这一时期真光电影剧场除了在《晨报》中缝相对固定的位置刊登常规广告之外，还会采用一些特别的广告形式。比如1927年3月16日上映的《可怜公主》，就采用了一种悬念感很强的方式进行预告宣传，从3月13日开始一连四天（图1），逐渐增加信息，以此来吸引观众。
另外，真光电影剧场的价目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优待学生的周日特别场，这一策略使更多的学生能够走进影院。或许正是因此一些人得出“罗明佑开办影院是为了使学生可以看电影”的结论，将结果倒置为原因。除此之外，还通过出售连场票和票册的办法实行优惠，而且提倡用以赠送亲友，年节购买票册，除了价格优惠，不限使用日期，还另赠招待券。
关于这一时期几个影院的票价可以参考亲历者的评价：“至于影院方面，总共起来不过只有真光、平安、中央、中天、开明、中华、明星、大观楼八处。其中要算真光、平安、开明三家最为华丽，屋宇宽大，适合卫生。不过票子太贵，看一次至少亦要一尊袁头，所以里面的顾客多是一般达官贵人。中央、中天亦还能说得下去，地点适中，观客以学生居大半”。[9]
总体来看，罗明佑从开办、经营真光电影院是将其看作一个“营生”，他所运用的一系列广告宣传、低价、优惠政策等都是以盈利为根本目的，他本质上是一个专业的影院经理人。
三、商业竞争后的一次联合——华北电影公司
根据冯紫墀所说：“1927年，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根将该公司所属的天津平安，北京平安及光明三个电影院，与以罗明佑为首的北京真光电影公司所属的北京真光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及天津皇宫电影院三影院合作营业，双方六个电影院的总管理出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此时卢本人正忙于经营香港恒达电影公司及联利影片有限公司，经常往返港沪，无暇北上主持华北电影公司，于是交罗明佑代管。卢、罗二人签订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华北电影公司六影院有义务放映联利公司供应的影片，这样卢虽然将京津影院交罗经营，实际上仍控制着影片供应权。”[10]这更加明确了罗明佑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罗明佑选择与卢根合作组成华北电影公司，可以看作罗明佑寻求经营上突破的结果。
1927年《北洋画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夫电影事业之在中国虽仅萌芽，然天津一隅，大小影院之数，亦已达十数家，其中竞争之烈，不问可知；于是最近乃有人出而联合天津之平安、皇宫、光明，及北京之平安、真光、中央（新开）六家电影院，纳之一公司之中，取名华北电影公司，聘请粤人郑直臣君为天津经理，北京经理则为邝某，公司完全华股云……其将执华北电影届之牛耳，可不待言矣。”[11]
这则报道中的部分信息与冯紫墀的说法有一定出入。首先，有英籍华人卢根参与就不能说是“完全华股”；另外，冯指出：“华北电影公司（即京津六个电影院的总管理处）设在小营门平安电影院办公楼内，北京分理处设在真光电影院内。罗明佑任公司总经理，钟石根为协理，李勖刚为副理，此三人都驻天津。另有邝荣钟任经理，陶伯逊为副理，均驻北京。英商平安电影公司代表陈霁堂常驻天津总管理处会计室，以常务董事兼司库名义监督财政和签署支票。”[12]《北洋画报》的这篇报道中根本没有提到罗明佑的名字，有可能是因为《北洋画报》在天津出版，报道的记者对很多情况掌握的并不是很准确，比较而言冯紫墀的说法更可靠。
不过《北洋画报》的这篇报道也说明了华北电影公司成立的背景一一电影院数量多，竞争激烈。1927年1月1日《晨报》的一个版面包含了平安、真光、大观楼三家电影院和另外两家戏院的广告（图2），可以看作当年的“贺岁档”竞争。
罗明佑经营三家影院只是影院个体间的组合，而与卢根的合作是他电影生涯中第一次尝试团体联合。随着华北电影公司的成立，罗明佑经营管理的影院数量大幅增加，如何平衡各个影院的营业就显得很重要。从《影戏杂志》上刊登的华北电影公司下辖几所影院的广告来看（图3），六家影院采取了差异化的营销策略：北平平安的西式洋化，真光的严格选片、音乐精良，中央的片美价廉；天津皇宫的装潢，平安的宏大环境，光明的底蕴和受女性观众的欢迎。
经过十几年的影院经营生涯之后，罗明佑已经成为北方电影放映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明佑向电影制片领域发展的？
四、南下生产自救——组织联华影业公司
1930年，罗明佑组织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本节主要集中讨论罗明佑南下组织联华的原因和联华公司组织过程中罗明佑的经营理念和策略。
（一）南下制片的原因
罗明佑南下涉足电影制片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他为什么要涉足制片？他为什么要南下？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先后的逻辑关系，即先试图涉足制片，后再选择南下。
通过黎民伟的一段自述可以理清这一逻辑关系：“民十二年，赴北平攝制梅兰芳剧片……当时深得老友罗君明佑之助力，假其真光电影院之露天场为盖搭布景……时也罗君慨乎社会道德之沦丧，曾与伟作一度之磋商，邀伟在平组织公司。伟以涉猎未深，不敢遣次从事……不期民十四五卅案起……适挈子女赴平求学，罗君又力挽余在平组织制片公司，并允投巨资玉成其事……此举虽有负罗君之热诚，然彼此对于永久的大规模之组织，数年来固仍不断的互相计划也。”[13]由此可见，早在1923年和1926年，罗明佑就邀请过黎民伟到北京一起组织公司进行制片活动，只是黎民伟没有答应。 有三个主要原因促使罗明佑开始涉足制片。首先，“溯自去秋有声影片来华，影院界争相演映，旋以不受国人普遍之欢迎，其他未装有声映机之影院遂望而却步。同时默片则来源断绝，于是而影院界之片荒，遂成为最近将来必不可免之危机”。[14]国外有声片的水土不服，默片来源断绝，致使影院出现片荒，这种局面对于当时管理着多家影院的罗明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国产片之于今日，謂为衰落耶，则社会之需要方殷，民众之兴趣极厚；而内地城市，尤非国产片不足以厌观众之望”。[15]出现片荒的同时，国产片因质量较低无法弥补缺口。最后，“国内的影院虽没有几家能够赚钱，然而开影院的却日见其多”，据统计，1927年到1930年中国影院数量从约100间增至约250间，其中平津影院数量从1926年的15间左右增加到1930年的30间左右。”[16]多方面的原因迫使多家影院的经理人罗明佑迈出了制片的步伐。
从黎民伟的自述来看，罗明佑早年是希望在北京组织制片公司的。后来为什么要选择南下？原因有三：第一，1928年北伐战争爆发，北洋政府倒台，国都迁往南京，对北方各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影院业也不例外。这与当年黎民伟选择在上海创办民新公司的原因十分相似，“佥以北方时局不靖，而沪上为我国商业之中枢，发展当较平为易”。[17]要知道1925年黎民伟创办民新公司的时候北京还是国都，比1930年前后的状况只好不差。第二，上海制片公司众多，电影制作水平明显高于平津地区。第三，上海还有黎民伟这样从事电影制片业的故交，合作起来更容易，二人以拍摄《故都春梦》为先导，最终促成在联华的合作。
（二）联华的组织过程
为了能够顺利地成立联华公司，罗明佑采取了很多“经营”策略。
以《故都春梦》踏出制片第一步，这是罗明佑选择的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用自己写的剧本，依托自己经营的华北电影公司，再去寻求故友黎民伟的帮忙。如果《故都春梦》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罗明佑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另寻出路。
为了配合影片宣传和国片复兴运动的推进，将《影戏杂志》第一卷第七八号合刊定为国片复兴专号。这期“专号”的内容包括几种类型：一是关于国片复兴运动的讨论；二是介绍《故都春梦》的故事内容、拍摄细节和艺术特色等；三是罗明佑为创办制片公司预热。接下来《影戏杂志》第一卷第九号和第十号上陆续发表了罗明佑的《为联华组织经过致同人报告书》《为国片复兴问题敬告同业书》《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以及《创办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启事》《联华影业公司评议会简章》等与联华公司组建有关的文章。《创办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启事》中所列出的创办人，包括了各界的名流，无论这些所谓的“创办人’是真正的投资人，还是只是挂名而已，都是对即将成立的联华公司实力的最好宣传。当然，罗明佑提出的“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口号，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将这一口号单纯的当作一句宣传标语。
同时，在第九号《影戏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酬奖五百元 征求<续故都春梦>本事》[18]的文章，作者是罗明佑；紧接着的第十号《影戏杂志》上刊登了《征求<续故都春梦>本事揭晓》。这与1921年真光电影剧场开幕前悬赏二百元征求意见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这一细节反映了罗明佑的电影经营之道就是这样从真光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
结语
“影片全赖影院为之提倡及销场，美国之制片厂，莫不与影院联成一气。”[19]罗明佑组织联华影业正是希望创建一个集制作、发行、放映于一体的好莱坞式大制片厂，这一理想是在他经营影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理想中的这种制片厂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商业性。罗明佑从开办真光电影院开始就一直践行一种“在商言商”的电影经营理念，对他的评价应该漂洗掉阶级政治的色彩，即使与政治产生联系，那也是他作为一个电影业经营者，在时代裹挟下的选择。罗明佑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无法抹去的，他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束“真光”。
①关于罗明佑的生年，风群的《罗明佑与联华影片公司》一文中写为1901年（《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第49页）；周承人、李以庄所著《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中写为1902年（见该著作第141页，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一版）。根据陈墨《真光不灭：罗明佑的事业与精神》所说.罗明佑应该生于1900年（《当代电影》2010年第8期，第32页，脚注1）。
②罗明佑《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见《影戏杂志> 1930年第1卷第10号，第46页）。其中“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应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该校1924年与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③如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中所写“1919年开始利用课余经营真光电影剧场”（见该辞典第312页“罗明佑”词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写到“1919年租下北京东安市场丹桂茶园旧址，开办了有700个座位的真光戏院”（见《中国电影通史（1）》第10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
①如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提到他“因为有感于北京外国人经营的影戏院只放映外国片”而创办了真光电影院（见《中国电影通史（1）》第10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更明确地说罗明佑为了打破外国人的垄断而创办电影院，而且“他朴素的爱国思想得到了父母支持”（见该著作第142页，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一版）；李晋生《评罗明佑及其“复兴国片运动”——读史札记》中也提到“他办电影院，正是出于青年的爱国热忱和普及、发展新文化的良好愿望”（《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113页）。
②这里的真光影院是对东安市场真光电影院、中央公园真光电影第一分院、东安门大街真光电影剧场的统称。
一一罗明佑
一、电影经营的萌芽—开办“真光”
罗明佑（1900①-1967），祖籍广东番禺沥滘，家世显赫。父亲罗雪甫为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叔父罗文庄曾任驻檀香山领事、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叔父罗文干更是历任北京政府检察厅检察长、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大理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罗明佑从“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即今之中山大学）业毕”②，之后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罗明佑正是在北上求学之际开始从事电影业，开办了自己第一个影院一一“真光电影院”。
就目前对罗明佑的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其早期活动方面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一方面由于可供研究的史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忽略，或者人云亦云。罗明佑开办真光电影院，是其早期重要的电影活动，但在很多问题上说法不一，而且存疑处颇多。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扒梳，本节对真光电影院开办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当七年时，丹桂因中华舞台开演电影，生意遂不畅旺，因而绌演。翌年，有广东人某君就该旧址重开真光电影”。[2]“广东人某君”暂且可将其认为是罗明佑，也就是说丹桂园1918年停演之后，1919年罗明佑在原址开办真光电影院，这与大多研究中的表述一致。③而按照罗明佑自己的说法，他是从1918年开始从事电影业的一一“明佑自北大卒业后，即专事影业，于兹十二载矣”；[3]“鄙人自民七在北大肄业期中，即在北平独创真光电影院，是为鄙人置身影界之始”。[4]那么，关于真光电影院开办的具体时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919年。真光电影院的开幕时间为1920年2月5日。同时，据不完全统计，丹桂园在《晨报》刊登戏曲演出广告的时间从1917年9月3日到1919年11月，罗明佑最早也只能在1919年11月之后租借丹桂园并对其进行改造，到次年的2月5日开幕。
当然，真光电影院的开办并非一蹴而就。“时值北平学朝屡起，罢课时多，遂于学余草创一电影院为职业之习练。惟须资本数干元，遂归而谋睹家严。讵家严闻鄙人志在弃官习贾，怒不可遏。无论如何，决不给资。后经无数波折及亲友之相劝，始姑付款。惟仍深致不满。”[5|由此可知，电影院草创时应为1919年，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学生纷纷罢课之后，罗明佑归家筹资，并几经波折，最终真光电影院于1920年开幕。而在此之前罗明佑应该早已接触电影并萌生了开办电影院的念头，因此罗明佑自己所说的1918年开始从事电影业也应该是准确的。
对于罗明佑最初开办电影院的原因和动机，现有研究普遍存在一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说”。①笔者对此并不十分认同，他在《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中提到：“目睹政海虚华，徒抛灵性”遂“弃官习贾”“草创一电影院为职业之习练”。[6]在这里他将开办电影院看作一种职业，这一职业是与为官相对的从商。如果说当时正在北大读书并且经历学生运动的罗明佑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未免过于武断，但这应该不是其创办电影院最主要的原因。笔者认为，父亲常年经商所带来的家庭影响，是罗明佑走上电影道路的主要原因，而罗明佑之后的电影活动多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的。这也包括他在组织联华前后所发表的电影是“济世利民之权能”等观点。
真光电影院的草创，反映了罗明佑较为单纯的从影从商的初衷，这束电影经营的“真光”—直照亮着罗明佑的电影从业生涯。
二、经验的积累——真光影院②的经营策略
真光电影院是罗明佑电影经营经验的积累阶段，即影院的经营经验，这部分主要从不同时期真光影院在《晨报》（《晨钟报》）③上刊登的广告、启示等内容人手，对其经营、宣传策略进行研究。此处将真光影院的经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东安市场时期，时间较短；二是中央公园时期；三是东安门大街时期。
（一）东安市场真光电影院
1920年2月5日，罗明佑租借东安市场丹桂园开办真光电影院，1920年6月10日东安市场大火，真光电影院在1920年6月12日的《晨报》上刊登了停业启示。
从《晨报》上所刊登的广告来看，真光电影院这一阶段的宣传手段相对比较简单。都是刊登在报纸中缝，以介绍片目内容、放映时间等基本信息为主，这与戏园、游乐场、其他影院等娱乐场所的宣传手段基本相同。
此处可以再回应—下之前提到的“爱国说”，《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中关于罗明佑开办影院初衷时提到：“他有感于北京只有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影戏院，只放映外国片，且票价昂贵，便想创办一家对学生和中国人开放的电影院，使他们可以看电影，以打破外国人的垄断”。[7]这段表述中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并非只有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影戏院（即平安电影院）。1913年前门外大栅栏大观楼电影园正式开业[8]；1916年11月4日位于东长安街华记电影公司的北京电影园开幕；1917年6月1日开幕的中央公园前殿公安电影院； 1918年2月12日（旧历元旦）开幕的前门外香厂新世界游艺场，这是一个包含屋顶花园在内共五层楼的综合娱乐场所，在其二楼东首有电影场；1918年7月28日开幕的香厂东方饭店屋顶花园电影场。
第二，从这几则广告中的票价与之后的真光电影院票价相比并不昂贵。而且包括真光影院在内都是以放映外国片为主。
第三，这些影院并无限制学生和中国人看电影的相关规定，所以说罗明佑开办影院是为了使学生和中国人可以看电影也不准确。可想而知，当时电影观众中的学生和中國人所占比例应该很低。这一方面是由于看电影是一项不低的消费，尤其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另一方面由于放映的大多是外国片，开始时不容易被国人接受。
（二）中央公园真光电影第一分院
1921年5月17日中央公园真光电影第一分院开幕。第一分院开幕的广告在1921年5月12日的《晨报》上出现，很好地利用了中央公园这一地点，赏花看电影一举两得。这是在东安门大街真光总院建设过程中临时组织的，专为夏季所设，为期四个月，于1921年9月18日停演。 广告中所标明的票价，与同时期开幕的两家影院相比，一是1921年1月22日开幕的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西口的中天电影台，另一个是1921年2月8日开幕的借东安市场吉祥茶园的开明电影院，可以再一次印证真光影院的票价并不比同时期的其他影院便宜多少。
这一时期北京影院纷起，电影放映业的竞争开始升温，这对之后建成的真光电影剧场的经营提出了挑战。
（三）东安门大街真光电影剧场o
根据陈墨文章中所说，从真光电影剧场开始，罗明佑就成为一个职业管理者。②对比真光电影剧场与之前真光电影院和真光分院的广告投入，能够看出真光电影剧场实力的增强，并且开始运用不同的经营、宣传手段。
9月18日中央公园分院停演，1921年1月5日真光电影剧场正式开幕，这期间它在《晨报》上进行了密集的、全方位的、多手段的宣传，这至少说明真光电影剧场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这一时期真光电影剧场除了在《晨报》中缝相对固定的位置刊登常规广告之外，还会采用一些特别的广告形式。比如1927年3月16日上映的《可怜公主》，就采用了一种悬念感很强的方式进行预告宣传，从3月13日开始一连四天（图1），逐渐增加信息，以此来吸引观众。
另外，真光电影剧场的价目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优待学生的周日特别场，这一策略使更多的学生能够走进影院。或许正是因此一些人得出“罗明佑开办影院是为了使学生可以看电影”的结论，将结果倒置为原因。除此之外，还通过出售连场票和票册的办法实行优惠，而且提倡用以赠送亲友，年节购买票册，除了价格优惠，不限使用日期，还另赠招待券。
关于这一时期几个影院的票价可以参考亲历者的评价：“至于影院方面，总共起来不过只有真光、平安、中央、中天、开明、中华、明星、大观楼八处。其中要算真光、平安、开明三家最为华丽，屋宇宽大，适合卫生。不过票子太贵，看一次至少亦要一尊袁头，所以里面的顾客多是一般达官贵人。中央、中天亦还能说得下去，地点适中，观客以学生居大半”。[9]
总体来看，罗明佑从开办、经营真光电影院是将其看作一个“营生”，他所运用的一系列广告宣传、低价、优惠政策等都是以盈利为根本目的，他本质上是一个专业的影院经理人。
三、商业竞争后的一次联合——华北电影公司
根据冯紫墀所说：“1927年，英商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根将该公司所属的天津平安，北京平安及光明三个电影院，与以罗明佑为首的北京真光电影公司所属的北京真光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及天津皇宫电影院三影院合作营业，双方六个电影院的总管理出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此时卢本人正忙于经营香港恒达电影公司及联利影片有限公司，经常往返港沪，无暇北上主持华北电影公司，于是交罗明佑代管。卢、罗二人签订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华北电影公司六影院有义务放映联利公司供应的影片，这样卢虽然将京津影院交罗经营，实际上仍控制着影片供应权。”[10]这更加明确了罗明佑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罗明佑选择与卢根合作组成华北电影公司，可以看作罗明佑寻求经营上突破的结果。
1927年《北洋画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夫电影事业之在中国虽仅萌芽，然天津一隅，大小影院之数，亦已达十数家，其中竞争之烈，不问可知；于是最近乃有人出而联合天津之平安、皇宫、光明，及北京之平安、真光、中央（新开）六家电影院，纳之一公司之中，取名华北电影公司，聘请粤人郑直臣君为天津经理，北京经理则为邝某，公司完全华股云……其将执华北电影届之牛耳，可不待言矣。”[11]
这则报道中的部分信息与冯紫墀的说法有一定出入。首先，有英籍华人卢根参与就不能说是“完全华股”；另外，冯指出：“华北电影公司（即京津六个电影院的总管理处）设在小营门平安电影院办公楼内，北京分理处设在真光电影院内。罗明佑任公司总经理，钟石根为协理，李勖刚为副理，此三人都驻天津。另有邝荣钟任经理，陶伯逊为副理，均驻北京。英商平安电影公司代表陈霁堂常驻天津总管理处会计室，以常务董事兼司库名义监督财政和签署支票。”[12]《北洋画报》的这篇报道中根本没有提到罗明佑的名字，有可能是因为《北洋画报》在天津出版，报道的记者对很多情况掌握的并不是很准确，比较而言冯紫墀的说法更可靠。
不过《北洋画报》的这篇报道也说明了华北电影公司成立的背景一一电影院数量多，竞争激烈。1927年1月1日《晨报》的一个版面包含了平安、真光、大观楼三家电影院和另外两家戏院的广告（图2），可以看作当年的“贺岁档”竞争。
罗明佑经营三家影院只是影院个体间的组合，而与卢根的合作是他电影生涯中第一次尝试团体联合。随着华北电影公司的成立，罗明佑经营管理的影院数量大幅增加，如何平衡各个影院的营业就显得很重要。从《影戏杂志》上刊登的华北电影公司下辖几所影院的广告来看（图3），六家影院采取了差异化的营销策略：北平平安的西式洋化，真光的严格选片、音乐精良，中央的片美价廉；天津皇宫的装潢，平安的宏大环境，光明的底蕴和受女性观众的欢迎。
经过十几年的影院经营生涯之后，罗明佑已经成为北方电影放映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明佑向电影制片领域发展的？
四、南下生产自救——组织联华影业公司
1930年，罗明佑组织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本节主要集中讨论罗明佑南下组织联华的原因和联华公司组织过程中罗明佑的经营理念和策略。
（一）南下制片的原因
罗明佑南下涉足电影制片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他为什么要涉足制片？他为什么要南下？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先后的逻辑关系，即先试图涉足制片，后再选择南下。
通过黎民伟的一段自述可以理清这一逻辑关系：“民十二年，赴北平攝制梅兰芳剧片……当时深得老友罗君明佑之助力，假其真光电影院之露天场为盖搭布景……时也罗君慨乎社会道德之沦丧，曾与伟作一度之磋商，邀伟在平组织公司。伟以涉猎未深，不敢遣次从事……不期民十四五卅案起……适挈子女赴平求学，罗君又力挽余在平组织制片公司，并允投巨资玉成其事……此举虽有负罗君之热诚，然彼此对于永久的大规模之组织，数年来固仍不断的互相计划也。”[13]由此可见，早在1923年和1926年，罗明佑就邀请过黎民伟到北京一起组织公司进行制片活动，只是黎民伟没有答应。 有三个主要原因促使罗明佑开始涉足制片。首先，“溯自去秋有声影片来华，影院界争相演映，旋以不受国人普遍之欢迎，其他未装有声映机之影院遂望而却步。同时默片则来源断绝，于是而影院界之片荒，遂成为最近将来必不可免之危机”。[14]国外有声片的水土不服，默片来源断绝，致使影院出现片荒，这种局面对于当时管理着多家影院的罗明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国产片之于今日，謂为衰落耶，则社会之需要方殷，民众之兴趣极厚；而内地城市，尤非国产片不足以厌观众之望”。[15]出现片荒的同时，国产片因质量较低无法弥补缺口。最后，“国内的影院虽没有几家能够赚钱，然而开影院的却日见其多”，据统计，1927年到1930年中国影院数量从约100间增至约250间，其中平津影院数量从1926年的15间左右增加到1930年的30间左右。”[16]多方面的原因迫使多家影院的经理人罗明佑迈出了制片的步伐。
从黎民伟的自述来看，罗明佑早年是希望在北京组织制片公司的。后来为什么要选择南下？原因有三：第一，1928年北伐战争爆发，北洋政府倒台，国都迁往南京，对北方各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影院业也不例外。这与当年黎民伟选择在上海创办民新公司的原因十分相似，“佥以北方时局不靖，而沪上为我国商业之中枢，发展当较平为易”。[17]要知道1925年黎民伟创办民新公司的时候北京还是国都，比1930年前后的状况只好不差。第二，上海制片公司众多，电影制作水平明显高于平津地区。第三，上海还有黎民伟这样从事电影制片业的故交，合作起来更容易，二人以拍摄《故都春梦》为先导，最终促成在联华的合作。
（二）联华的组织过程
为了能够顺利地成立联华公司，罗明佑采取了很多“经营”策略。
以《故都春梦》踏出制片第一步，这是罗明佑选择的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用自己写的剧本，依托自己经营的华北电影公司，再去寻求故友黎民伟的帮忙。如果《故都春梦》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罗明佑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另寻出路。
为了配合影片宣传和国片复兴运动的推进，将《影戏杂志》第一卷第七八号合刊定为国片复兴专号。这期“专号”的内容包括几种类型：一是关于国片复兴运动的讨论；二是介绍《故都春梦》的故事内容、拍摄细节和艺术特色等；三是罗明佑为创办制片公司预热。接下来《影戏杂志》第一卷第九号和第十号上陆续发表了罗明佑的《为联华组织经过致同人报告书》《为国片复兴问题敬告同业书》《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以及《创办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启事》《联华影业公司评议会简章》等与联华公司组建有关的文章。《创办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启事》中所列出的创办人，包括了各界的名流，无论这些所谓的“创办人’是真正的投资人，还是只是挂名而已，都是对即将成立的联华公司实力的最好宣传。当然，罗明佑提出的“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口号，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将这一口号单纯的当作一句宣传标语。
同时，在第九号《影戏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酬奖五百元 征求<续故都春梦>本事》[18]的文章，作者是罗明佑；紧接着的第十号《影戏杂志》上刊登了《征求<续故都春梦>本事揭晓》。这与1921年真光电影剧场开幕前悬赏二百元征求意见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这一细节反映了罗明佑的电影经营之道就是这样从真光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
结语
“影片全赖影院为之提倡及销场，美国之制片厂，莫不与影院联成一气。”[19]罗明佑组织联华影业正是希望创建一个集制作、发行、放映于一体的好莱坞式大制片厂，这一理想是在他经营影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理想中的这种制片厂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商业性。罗明佑从开办真光电影院开始就一直践行一种“在商言商”的电影经营理念，对他的评价应该漂洗掉阶级政治的色彩，即使与政治产生联系，那也是他作为一个电影业经营者，在时代裹挟下的选择。罗明佑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无法抹去的，他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束“真光”。
①关于罗明佑的生年，风群的《罗明佑与联华影片公司》一文中写为1901年（《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第49页）；周承人、李以庄所著《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中写为1902年（见该著作第141页，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一版）。根据陈墨《真光不灭：罗明佑的事业与精神》所说.罗明佑应该生于1900年（《当代电影》2010年第8期，第32页，脚注1）。
②罗明佑《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见《影戏杂志> 1930年第1卷第10号，第46页）。其中“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应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该校1924年与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③如汪流主编《中外影视大辞典》中所写“1919年开始利用课余经营真光电影剧场”（见该辞典第312页“罗明佑”词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写到“1919年租下北京东安市场丹桂茶园旧址，开办了有700个座位的真光戏院”（见《中国电影通史（1）》第10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
①如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提到他“因为有感于北京外国人经营的影戏院只放映外国片”而创办了真光电影院（见《中国电影通史（1）》第10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更明确地说罗明佑为了打破外国人的垄断而创办电影院，而且“他朴素的爱国思想得到了父母支持”（见该著作第142页，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一版）；李晋生《评罗明佑及其“复兴国片运动”——读史札记》中也提到“他办电影院，正是出于青年的爱国热忱和普及、发展新文化的良好愿望”（《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113页）。
②这里的真光影院是对东安市场真光电影院、中央公园真光电影第一分院、东安门大街真光电影剧场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