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毅、王党为化名）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毅、王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