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毕业到博士后出站，我读完了所有可以读到的学位，寒窗廿余载而就。有趣的是，我读过书的学校，大半或已经杳无踪迹，或改名换姓，不复旧貌。小学、初中、高中，连旧址都没有了；大学则由原来的“聊城师范学院”，改名为“聊城大学”，旧址虽在，但物不是人也非；我工作过的“滨州师范专科学校”则改名为“滨州学院”，据说现在正在积极热情地改名为“山东飞行学院”。好在我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期间的“北京师范大学”还屹立不变，给我挺拔崇高的支持。
　　从校名的更迭变迁里面，一方面我感觉到了中国大学教育力争上游的激情，另一方面，也看到一种急功近利和不着边际。我在早稻田大学看到学生们在忙乎校园祭，那种平静从容，并没有因为校名是土里土气的“早稻田”而感觉自卑与渺小；我所在的“南开大学”之“南开”，校名不过是“南边有水的开洼地”的意思，想来随随便便毫无高大上的意思。早稻田大学最终让“早稻田”成了东京的地标，“南开大学”最终让天津设立了“南开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名的焦虑”，满足了“迅速崛起”的欲望，也可能带給官员办学成绩的虚名，却不一定能真的办好大学。
　　2017年11月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