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中寻求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变真正开始于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评价主要是以《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派为代表,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期间还有许多不同的派别的不同文化观点。本文针对学衡派进行了探究,揭示了其思想和内涵,与新文化派对立的情况。
　　关键词学衡派自由民治权威政治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243-01
　　
　　一、学衡派的自由与民治思想
　　
　　学衡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超越于政治党派之见的一个学术派别。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从1922年1月至1926年12月,以月刊刊行了60期;1927年停刊一年;复刊后以双月刊刊行了10期;1930年再次停刊一年;而后又不定期地刊出了7期,1933年7月终刊。
　　一般认为,学衡派是一个远离政治的文化学术团体,有的学者相信:“《学衡》的兴趣不在时评,也不在政论,它与政治、现实保持着知识分子理应保持的距离,此乃思想独立之本”。还有学者断言:学衡派“只关注文化本身,而无力关注政治”。《学衡》杂志的确很少有诸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之类鲜明的直接论政的文章,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方面。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内政治也混乱不堪,国家的命运难以令人乐观。身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中,政治问题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二十年代一份知识分子宣言所言“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同时受儒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有天然的使命感。因此,当时包括学衡派在内的知识阶层对政治问题抱以密切的关注和思考是不应当有所怀疑的。
　　五四时期,多数有影响的保守主义者都不否认近代自由主义观念对人类文明的带来的福祉。对于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与民治主义思想,学衡派一些重要成员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并不缺乏正面的理解。与新文化派一样,刘伯明和胡先骕等人对共和国家的关怀也从制度建设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层面。这首先源于他们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判断。当时,北京政府政治腐败,经济皮软,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失范的状态之中。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对北京政府早已不抱什么幻想了,面对完全无序的政治处于深深的无望之中。刘伯明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民严重缺乏一种负责的精神,而缺乏负责的精神,自由政治就势必陷入混乱无序之中。在他看来,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要同时体现自由与责任两个方面,倡导“自由与责任”的结合,指出,“自由必与负责任合,而后有真正之民治”。鉴于此,他总结出共和政治的精神,就是“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
　　学衡派的政治理念不过是其文化价值观的延伸。对他们来说,民主政治仅是一种外在的或次要的形式,道德精神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刘伯明指出,“共和者,人格问题,非仅制度之问题也”,民国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今人之虞诈无诚,谲而不正”,只要能够导之以正,其道德光辉就会迅即释放出来。“夫正心诚意之事,诚吾国人生哲学之特色,其价值无论社会进至何种程度,必不因炎稍减。”(刘伯明:《共和国民之精神》)所以,中国的道德传统正好可以弥补现今所缺乏的共和精神。用吴宓的话说,德性立则诸事立,若人能诚心正意,践实中庸常德,则国家天下示有不平治者。
　　学衡派的文化托命意识是十分自觉的,他们多以光大中华文化及贯通人类精神为己任。他们谈自由、谈民治常常出于论题的需要,很少正面阐述自由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学衡派的民治论只是附丽于其道德理想的一条彩带”。
　　
　　二、权威政治
　　
　　作为一个宣扬文化超越性的团体,学衡派更加注重以文化建设的方式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政治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培植新道德,这种道德的培养主要依靠个人的体悟。白璧德说:“政治之帝国主义,其本源实在于个人心理之帝国主义。转言之,诚欲根本从事,则当舍政局中争权夺利之表面形迹之事,而专于个人内心精神用功夫矣。”学衡派关于通过改善道德伦理观念来改造社会政治的言论极多。
　　然而学衡派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道德主义的救世观念与现实悬隔太远,只能作为最高的理想和长远的文化建设目标而存在,对于现实政治,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段。最终,他们的取向是权威政治。学衡派认为道德并非是泛化的道德,而是有绝对的标准。他们认定世间存在着普遍的、超时空的道德标准。
　　学衡派申说权威政治最为积极的是胡先骕。他认为必须以权威树立道德与政治的标准,“权力与正义为治斯世之要件,在正义为立之前,则仍须强力”,因此中国“舍少数之贤良政治尚可维持秩序外,任何多数政治,皆未有行之而无弊者。”为了阐明他的主张,胡先骕还将严复晚年写给熊纯如的书信《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为题在《学衡》杂志连续发表。严复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以强有力的人物掌握政权。胡先骕是认同严复的权威政治的。
　　
　　三、结语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有一个总的聚焦,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聚焦。它就是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伴着对近代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的偏执眼光甚至是思想视野上的巨大认识盲点,学衡派在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思想时,处处显示了另一种真知灼见。
　　从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大格局看,特别是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而出现,可以把学衡派划在“文化保守主义”这以大阵营中,成为了近代中国继国粹派与东方杂志派之后的又一支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势力。如果我们把学衡派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团体,或者作为普通民众的一部分,透过他们的整个政治观念再来观察整个中国社会,就能够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事件、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和政治思想总体上的演进道路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一般思想观念作为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学衡派的政治观念正是这一般观念的一部分。
　　“近代化”并不是每一个近代中国的追求目标,但毫无疑问,近代化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诉求与人生实践的重要坐标。如果我们硬要对新文化派与学衡派之间划出一个界限,则可以说:新文化派追求近代科学、理性、自由、民主,而近代化就是他们追求的思想诉求与社会实践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其中不少人的终极关怀;而对学衡派的诸多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近代化一定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可能仅仅是他们认识世界反思人生的一个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