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尺见方的棉线白布上，印着两只亲密靠在一起同游的鸳鸯，几道绿色的波浪纹是水，还有几条柳枝斜斜地悬挂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块印花布。那个年代我们把这样一块方方正正的花布叫——包楞皮儿。包楞皮儿其实是我老家的方言，叫包裹皮儿。
　　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两块包楞皮儿：一块包的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衣物，另一块包着一件花60元钱从海伦买来的青呢子大衣，大衣是妻子的，平时舍不得穿，就四角四棱地折叠起来，连同两颗防虫蛀的臭球（樟脑球）一同包进包楞里，然后放进皮箱（矮柜）。两块这样普通的包楞皮儿几乎包裹了我们的全部家当，当新婚的妻子一件一件整理好包内的衣物，然后扯过包楞皮儿的四角，轻轻地系在一起，一个崭新的小家和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包楞皮儿包裹着的，不只是衣物，同时也包裹着我们的婚姻和生活。包楞里的东西也在不断改变着，最初包裹的是新衣服和新物品，然后是旧衣物和旧的物品，等我们有了女儿的时候，包楞里更多的则是女儿的小衣服、小裙子和针头线脑儿，以及破布头，还有剪下的袜装……偶尔妻子也把零花钱或什么证件之类的物品塞进包楞里。把包楞放在炕上打开，琳琅满目就像打开了散乱的杂货铺，里面包裹的都是乡下温馨的日子。
　　有时，和妻子吵了架，妻子伤心的时候都会说：“不和你过了，夹着包楞走人。”可每次妻子都没有真走。有几次妻子真的从皮箱里翻出包楞，夹着就往外走。这时包楞已经不是包楞，似乎那包楞就是我们的家，她夹着走了，家也就没了。所以，每次妻子要走，我都不会直接去拦妻子，而是去抢妻子手里的包楞，抢下了包楞，也就留下了妻子。妻子也真真假假地和我抢，抢着抢着就抢散了，我手里攥着的是空空的包楞皮儿，包楞里的衣物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散落在地上，我急忙把包楞皮儿铺在炕上，蹲下身子去捡。趴在炕沿上啼哭的小女儿，看见一件花色的小裙子从包楞里掉出来，喊着，妈妈，我的裙子，妈妈，我的裙子……哭得更厉害了。妻子手里没有了包楞，也就泄了气，不再提要走的事，而是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或者坐在炕沿上生闷气或者一手揽过一旁流泪而无助的小女儿，然后默默为女儿擦去脸上的泪水。这时的包楞皮儿，似乎成了我们婚姻的道具。它包裹的不僅是我们生活的零零碎碎，也包裹着我们苦辣酸甜的婚姻。它更像一个媒介和纽带，一次次化解着生活里的不愉快和婚姻的危机。
　　妻子在村里小学上班，中午或傍晚从学校归来，两个女儿蹬着院门的木栅栏张望，看着妻子越来越近的身影。“妈妈，妈妈……”两个女儿在木栅栏上探出小脑袋喊着。妻子微笑着走进大门，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跟在身后，大女儿抢过妈妈手里装教案的绿色拎兜扛着肩上，小女儿也跟着抢。她们的身后还有姥姥送我们的两只大雁鹅，嘎嘎地叫着亦步亦趋地也跟着凑热闹。等到了屋里，大女儿打开绿色的拎兜，从里往外掏了个底朝天，小女儿坐在一边不错眼珠地看着。书本、粉笔头……最后的结果很是失望，因为没有她们希望的东西，哪怕一个苹果，一块糖也好。这时妻子微笑着打开皮箱，变戏法似的从包楞中掏出两块用花花纸包裹着的糖。两个女儿一人一块，扒掉糖纸，把糖含在嘴里。大女儿不相信就有两块纸糖，非要站在凳子上手扒皮箱沿把头探进去把里面的包楞翻一遍。在孩子的眼睛里，皮箱里的包楞就是百宝囊。
　　后来，我们去了黑河。搬家的时候，我们只拿了一口冬季时能放在铁炉上做饭用的铝闷罐，还有妻子收拾出的两个包楞。妻子把认为值钱的都放进了包楞，然后紧紧系上包楞的四角。这可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几年的小家生活，可以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来形容——无所谓有，更无所谓无。毕竟我们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两个包楞，一口闷罐。可惜在搬家的途中那口铝闷罐被三轮车箱磨出了一个窟窿。
　　一晃多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小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去年10月，我翻衣柜，竟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古董般陈旧的包楞皮儿，现在的年代，包楞皮儿这样的东西早已经消失了。
　　我一次次用洗洁精和洗衣粉去洗它，却怎么也无法把它洗成原来的样子，灰蒙蒙的颜色已经取代了最初的洁白和透明，污痕已经渗进了每一根布丝的灵魂里。没有人再用这样的包楞皮儿包裹什么，可我舍不得扔掉它，不是因为它昨天包裹着一个温馨的小家，也不是因为今天它包裹着我的忧伤与回忆，而是因为妻子留给我的除了梦里的微笑，也只有这件承载着我们过去的包楞皮儿了。
　　当我把包楞皮儿铺在床上，妻子在新婚时轻轻系上它四角时的甜蜜，以及搬家时妻子紧紧系上它四角时的欢愉，立刻让我的眼睛里涌满泪水。
　　责任编辑：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