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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经党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决定》，102位县委书记，被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见。
中央对县域政治的高度重视，从十八大以来，就逐渐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被习近平多次提及。
对县级一把手的关注，对其责任的不断强化，与习近平的县委书记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也正是早期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习近平对中国各级职能部门的运转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与了解。在1990年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发表的一篇《从政杂谈》中，就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做了生动的比喻：“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扭结。扭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扭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
我国县一级建制，起源于春秋，确立于秦代郡县制，作为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历经两千多年逐步稳定为现在划分的县域。在古代，七品知县被戏称为“七品芝麻官”。其官位虽低，但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就全靠县令一人。如果政绩卓著，百姓感恩戴德；如果昏庸无德，百姓揭竿而起。故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因此历朝历代都对县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极为重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都起步于县令。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被派到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做县令。刚到任没多久，就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他在《鄞县经游记》中写道：“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也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徒步走遍14个乡。此后任职三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
明代海瑞在做浙江淳安知县时期，不仅以清廉闻名，而且可谓一个能吏，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有力度的改革。他“度田定税”，解决“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的现象，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此一善政赢得了百姓的极大赞誉。
乾隆六年（1741年）春，年近五旬、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河南范县任县令。他出行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在山东潍县令任上，七年任期里，有五年发生水旱灾害和蝗灾。他一面开仓济粮，一面以工代赈，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
在如今的官员级别序列中，县委书记属于正处级，少数有厅局级干部任职。全国2800余名县委书记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不足1%，但他们施政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就中央地方政府分工来看，中央机构主要着力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省级、地（市）级机构主要着眼于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县级机构则兼具三个不可替代功能：承接中央与省地政策而加以落实；与民交融，发挥地方事务“指挥棒”作用；作为地方主要官员，决定党政机构的领导绩效，塑造党政机构的工作形象，影响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
推进县权改革：规范权力制度
“县委书记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讲话中对县委书记们的提醒。
2009年，中组部发布《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规定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需按程序报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一改过去“上级主管的地级市常委会讨论，再经省委组织部批准”的程序。
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县权改革。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权改革试点，以规范县委书记权力。
近年来，为加强党内民主，早在中共“八大”时设计的“党代表常任制”被重新提出，并陆续在一些县、市试行。此外，还有中央党校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等。
纠偏GDP崇拜：重定考核制度
追求短期利益一直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弊端，因为长久以来，政绩考核都难以摆脱GDP导向。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对新的政绩“量尺”需求变得极为迫切。
2006年中组部下发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在考核内容、扩大民主及严密考核程序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要求；2013年12月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不简单以GDP论英雄。
一方面，GDP所占权重明显“缩水”；另一方面，任期内举债、资源消耗、消化产能过剩等约束性指标权重不断加码。中央党校的专家表示，“这样的考核制度，无疑也加大了县委书记施政的压力与难度，迫使县级领导转变理念，不能再盲目地招商引资和上项目。”
在新的考核制度下，湖北省麻城市（县级）和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在2015年都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速，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这两个县的特色。对此，麻城市委书记杨遥就表示，虽然工业和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但因地制宜地选择多路径发展才是新常态下振兴区域经济的关键。如今，大别山特色农产品与大别山农家旅游不仅保护了麻城当地生态，还成为了麻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直接定名为《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优秀品质被概括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而这也成为新态势下县委书记们要达到的刚性要求。
（摘自《小康》）
中央对县域政治的高度重视，从十八大以来，就逐渐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被习近平多次提及。
对县级一把手的关注，对其责任的不断强化，与习近平的县委书记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也正是早期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习近平对中国各级职能部门的运转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与了解。在1990年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发表的一篇《从政杂谈》中，就对县一级职能、运转做了生动的比喻：“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三千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扭结。扭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扭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
我国县一级建制，起源于春秋，确立于秦代郡县制，作为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历经两千多年逐步稳定为现在划分的县域。在古代，七品知县被戏称为“七品芝麻官”。其官位虽低，但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就全靠县令一人。如果政绩卓著，百姓感恩戴德；如果昏庸无德，百姓揭竿而起。故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因此历朝历代都对县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极为重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都起步于县令。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被派到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做县令。刚到任没多久，就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他在《鄞县经游记》中写道：“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也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徒步走遍14个乡。此后任职三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
明代海瑞在做浙江淳安知县时期，不仅以清廉闻名，而且可谓一个能吏，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有力度的改革。他“度田定税”，解决“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的现象，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此一善政赢得了百姓的极大赞誉。
乾隆六年（1741年）春，年近五旬、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河南范县任县令。他出行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在山东潍县令任上，七年任期里，有五年发生水旱灾害和蝗灾。他一面开仓济粮，一面以工代赈，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
在如今的官员级别序列中，县委书记属于正处级，少数有厅局级干部任职。全国2800余名县委书记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不足1%，但他们施政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就中央地方政府分工来看，中央机构主要着力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省级、地（市）级机构主要着眼于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县级机构则兼具三个不可替代功能：承接中央与省地政策而加以落实；与民交融，发挥地方事务“指挥棒”作用；作为地方主要官员，决定党政机构的领导绩效，塑造党政机构的工作形象，影响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
推进县权改革：规范权力制度
“县委书记手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讲话中对县委书记们的提醒。
2009年，中组部发布《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规定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需按程序报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一改过去“上级主管的地级市常委会讨论，再经省委组织部批准”的程序。
2010年，中纪委、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县权改革。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权改革试点，以规范县委书记权力。
近年来，为加强党内民主，早在中共“八大”时设计的“党代表常任制”被重新提出，并陆续在一些县、市试行。此外，还有中央党校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等。
纠偏GDP崇拜：重定考核制度
追求短期利益一直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弊端，因为长久以来，政绩考核都难以摆脱GDP导向。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对新的政绩“量尺”需求变得极为迫切。
2006年中组部下发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在考核内容、扩大民主及严密考核程序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新要求；2013年12月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不简单以GDP论英雄。
一方面，GDP所占权重明显“缩水”；另一方面，任期内举债、资源消耗、消化产能过剩等约束性指标权重不断加码。中央党校的专家表示，“这样的考核制度，无疑也加大了县委书记施政的压力与难度，迫使县级领导转变理念，不能再盲目地招商引资和上项目。”
在新的考核制度下，湖北省麻城市（县级）和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在2015年都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速，而生态文明建设又是这两个县的特色。对此，麻城市委书记杨遥就表示，虽然工业和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但因地制宜地选择多路径发展才是新常态下振兴区域经济的关键。如今，大别山特色农产品与大别山农家旅游不仅保护了麻城当地生态，还成为了麻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直接定名为《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优秀品质被概括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而这也成为新态势下县委书记们要达到的刚性要求。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