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下两册、长达82万字的宏篇《明代宫廷典制史》置于案几之时，笔者颇感震撼，继而通览全书，发现该书资料宏富、架构合理，对明代宫廷各项典制非但进行了清晰的分门别类，而且对每一项典制均追根溯源，精心梳理其滥觞、发展及嬗变，最后方聚焦于该项制度在明代宫廷中如何施行和运作，脉络一目了然。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明代宫廷各项典章制度的因循、创定、改革乃至废止，作者均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其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和文化意义。全书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突破了传统的会要体、会典体对典章制度的单一罗列和静态描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强烈的创新意识。
　　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宫廷典制史》一书，是两岸三地20余位专家学者穷数年之力，方得以完成的。其中，武汉大学谢贵安先生于《明实录》研究浸润有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胡吉勋先生对祭祀与宫廷教育素有阐释；台湾师范大学朱鸿先生以治明代典制闻名于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邱仲麟是宫廷宴享礼制的专家；故宫博物院郭福祥先生在清宫玺印和钟表方面造诣渊深；澳门工学院历史所王熹于明代服饰涉猎广博。其他作者也都是术有专攻、学有所成的专家，他们在相关部分的撰写上皆能游刃有余、驭轻就熟。最后由《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编审、该书主编赵中男研究员总其成。众所周知，宫廷典制庞杂繁复，而当今学界专才易得，通才难求，在这种情况下，整合明史学界精英资源，各献其美，众手成书，又何尝不是一个明智而成功的策划呢？
　　傅斯年先生有言：“史学即史料学”，又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极言史料为史学之源、治学之本。《明代宫廷典制史》一书的作者们秉承这一宗旨，在资料运用上，从《明史》《大明会典》《明实录》等官修史书入手，需梳理源流者，则上溯《诗经》《尚书》等先秦典籍，以及《史记》《汉书》等历朝正史，并参阅《通典》《通志》《唐会要》《宋会要》等历朝历代典章著作；需要补充和佐证者，则考索相关文集，如徐学聚《国朝典汇》、徐大任《南京光禄寺志》、宋起凤《稗说》、刘若愚《酌中志》等等。
　　王国维先生当年曾倡导二重证据法，仅立足于以出土甲骨文、钟鼎铭文研究上古史。但二重证据法实为研究古代史乃至近代史的通用利器。《明代宫廷典制史》在充分运用传世纸质文献的同时，证以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传世文物，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二重证据法更为丰富。例如，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在长达491年的岁月中，先后有24位皇帝在这里生活和执政，虽然在清代有过不少改建、重建和新建，但总体上仍保持着初建时的格局，并保存有部分明代建筑与明宫文物。故而撰写有关明代宫室的章节，考察故宫建筑，远比研读相关典籍更为重要。此外，对于明初南京宫殿及中都凤阳宫殿的地面遗存和考古发现，撰写者杨新成先生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至于研究服饰、玺印、符牌、钟表，撰写者更利用了故宫博物院得天独厚、以物见长的优势，以说明、佐证、例证相关的典章制度。这些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都有具体的体现。
　　二、包罗万象，举一千从
　　宫廷作为封建帝国的权力中枢，作为最尊贵家族的帝王宅院，其必然有森严、庞大、复杂、细致、系统的制度体系，以维持整个宫廷乃至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由于年代久远，身为史学工作者，即便是专业治宫廷典制史的专家，所能探究的也只能是豹之一斑，山之一角，窥其全貌，断不可能。然而，即使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一斑一角，所涉及的文献已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的宽泛和繁杂。
　　正因为如此，《明代宫廷典制史》一书力图将明宫典制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都单列一章加以叙述，诸如登极、册立、祭祀、朝贺、婚冠、修书、教育、巡狩、监国、军礼和丧葬、陵寝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宴享、乐舞、宫室、宝玺、符牌、仪卫、服饰、车辂等等，并首次将未列入典制记载而实际上已从惯例向典制过渡的宫廷常仪等内容发掘出来，加以叙述，可以说是囊括了宫廷典制的绝大部分内容。同时，书中每一章又包括了这一题目涉及的几乎所有内容，例如宫廷军礼部分，不仅包括亲征、遣将、大阅、奏凯、献俘等内容，还包括明代后期出现、明末盛行的赐尚方宝剑之制。故称之为“包罗万象，举一千从”，并不为过。
　　作者为求其详，常不嫌其烦。如《登极》一章，把明代诸帝的登极方式分为开国式、通常式、非常式，并结合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世宗朱厚趈问鼎皇权的方式以及其背后涉及的集团和力量加以叙述和阐发。朱元璋起身布衣，以扫灭群雄而统一天下；朱棣以叔灭侄，以藩王清君侧而剑指龙廷，最后登上九五；朱厚趈接替武宗朱厚照之帝位，属于堂兄终堂弟及的特殊类型；只有朱高炽继承朱棣之位，为常规的父死子继模式。四位帝王即位登极前后，其政治心理，社会背景，以及合法化、正统化诉求，身后的支持集团和抵触力量都是形色各异、绝不相似的，这必然为其登极仪制打下鲜明的政治烙印。具体到即位诏书上，有的强调天命所归，有的力图否定前朝，有的主场持盈保泰，也就不足为怪了。之所以能把登极仪制条分缕析，是因为作者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和积淀工作。作为读者，只要认真阅读，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着力编排和苦心经营。
　　《明代宫廷典制史》一书的全面和系统，在《婚礼》一章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该章首先将宫廷婚礼分为皇帝婚礼、皇太子婚礼、亲王婚礼、公主婚礼，继而论述如何确定婚龄、选择配偶、择定婚期，连鲜为人知的礼仪程序也尽数详述，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发册、奉迎、庙见、合卺、朝见两宫、谢恩、盥馈等等。构架合理，井然有序，且语言饶有趣味，读来并不觉枯燥，使读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感受到宫廷典章世俗和温馨的一面。
　　三、溯源究根，动态关照
　　必须指出的是：该书名虽为《明代宫廷典制史》，但内容绝非明代宫廷典制的断章。该书的写作，是建立在对整个中国古代宫廷典制史以及所论述的每一项典章制度的滥觞、嬗变、定型乃至废止，同时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动态关照的基础上的。故而，不仅每一项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案可稽，有源可查，对于它们肇创、中辍、因袭、改革的政治寓意和文化意义，作者也利用所掌握的材料，探赜访幽、钩沉索隐，加以阐发、考辨和分析。 　　该书开首第一章第一节即以“明以前宫廷典制发展概述”为题，论述宫廷典制的奠基、萌芽、嬗变和成熟，以及汉族宫廷文化和契丹、女真、蒙古宫廷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视野宏阔，立论新颖，颇能启茅开塞。
　　在《经筵》一节的撰写中，作者首先从《汉书》《后汉书》《旧唐书》《宋史》及唐元稹《元氏长庆集》、宋宋庠《元宪集》、宋宋祁《景文集》等史籍中，探讨“经筵”一词的原始语义和衍伸，梳理经筵制度的萌发、沿革、定型，探源析流，温故知新，最终才将重点集中于“明代经筵日讲制度”的研究上，自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迄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樘、明世宗朱厚趈、明神宗朱翊钧等，诸朝经筵情况均尽可能详细和深入地论述和分析，并开辟了“经筵与日讲仪式及讲官待遇”“皇帝对经筵的态度”两个论题，以期使读者对经筵这一特殊的宫廷教育典制的了解更加丰满化、细致化和立体化，这种动态的关照和全景式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捧读之余，发现该书亦有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需要加强和完善。在内容方面，似偏重典礼而略于制度，典礼的材料相对集中，容易爬梳下笔，而探究制度则须寻根索源，更费工夫，然典礼之基础来之于制度，故于制度的研讨更为重要。从制度的层面上言，本书论述明代国家制度的内容较为丰满，而于明皇室制度的挖掘稍欠不足，如朱明皇族的谱牒———玉牒、起居注、内起居注等等，或语焉未详，失之于简，或根本没有涉及，而这些涉及皇家私秘的内容，正是明代文化中的主要阙失，亟须当代学者发掘弥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不少明清档案，理应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材料，以进一步填补这一空白。另外，朱棣迁都后虽然南京成为陪都，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遇有登极、丧葬之类的大事，南京照例会举行一些小规模的、简化了的典礼，仍可视为是明宫典制的组成部分，不可忽视，有必要加以补充。后妃册立、选用奶妈、选取宫女，以及宦官管理、南京向北京宫廷供应消费品等多项制度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一部完备的《明代宫廷典制史》则应尽可能地全面和细致。再者，在体例裁剪、章节设置、题目拟定、材料取舍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一些。最后，尚有个别文字疏误，未能在出版前订正。如，上册第178页注释[3]“《明史纪事本末》”阙“末”字；下册第1页第6行“不厌其详”之“详”字，讹写为“祥”；下册第403页，“沈度”之“沈”误写作“沉”。
　　虽然这些仅是白璧微瑕，但有错必纠，有失必匡，是为学界之共识与条律，冀望再版时作者能够有进一步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