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1]蔡先生认为，学生为社会所菲薄的原因是，“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2]，因此，在任事第一日，就对北京大学学生发表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蔡先生的演说中，有这么一句话：“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3]蔡先生在此阐明了大学的宗旨和作为大学的学生的任务，其所谓的“求学”一词，我们或许并不陌生，可是，在当前的大学校园和大学生的口中却不太容易听到了。我们经常听教师们谈到的，倒是有些学生的“逃课”现象。
　　在我任教的学校，每一新学期的开始，管教务的教师会发给我们每一位任课教师一本上课班级学生名册。按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学生名册的作用就在于方便任课教师认识和了解班上的学生，在期末时用来登记学生的成绩。然而，在有些教师和同学那里，学生名册又多了一个功用：供教师在上课时点名，因此又称作点名册。我上课的时候很少点名，一是因为班级人数较多，有时甚至到了一百多人，如果逐一点名的话，任务很繁重；二是因为我觉得大学上课没必要点名。对我来说，省却点名的一个弊端就是对班上的学生大多不认识。本来，教师认识所在班级的学生是理所应当的事，但现在却不然，班级这么大，要教师都能叫得上学生的名字来，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所以我便放任了，能记住几个算几个。但没想到，这竟然给一些同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教师不点名他们就可以逃课，一学期仅来课堂坐上几次，如果最后考试通过，也算顺利地结束了一门课程的学习。有的人说，如此一来，逃课同学的得分岂不太容易了！我也曾经如此认为，觉得似乎有些不公平，大多数学生辛辛苦苦来上课，而有的学生却逃课，最后还都通过了考试，似乎结果是一样的。但后来又一想，这实在是多虑了。学生来上课的目的是求知，除求知而外，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领悟，并不是仅仅为了得一个高的分数。如果把“上课”的目的看做是“得高分”，实在是本末倒置！如果一个人不来上课，即使得了一个高分，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何况如果不来上课，得高分的机会几乎不会有；如果有，那也是天才或课外用功的缘故。有的同学会说，高分可以用来评奖学金、保送研究生等，可是如果一个学生经常逃课，不认真学习，得奖学金或保研的机会是极小的。大家应该牢记，学习是为自己做事，不应有任何投机取巧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在学习的事情上取巧，其结果是十分清楚的。
　　这学生名册以及点名的事，也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次经历。几年以前，我在韩国的一所大学短期任教，教务人员也给了我一本学生花名册，据说其功用之一也是供教师上课点名，而且，那里的教师一般都点名，因为出勤要占成绩的一定比例。我却不愿意费此时间。这时一个韩国的学生来问我：“老师，你为什么不点名呢？”我跟她解释说：“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学生来学校接受教育的行为被称作‘求学’。按我狭隘的理解，所谓‘求学’者，就是学生对知识有所‘渴求’，对老师有所‘求’；而不是老师‘求’学生去学习。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果我上课时点名，这似乎表明，是我约束学生来上我的课。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老师‘求’学生学习的问题，因此点名为我所不取。”这话固然是对一个外国学生说的，自然也有一点把我这个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介绍到异域的意思。但对于中国本土的同学们，我一直觉得“求学”的道理人人都懂，无须我来多谈，谈了反而让人生厌，觉得我饶舌。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大家都在谈一些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其中便有人谈到高等教育问题。2008年6月30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有一篇访谈《春天里的聚会（三）——78级校友畅谈高考恢复30周年》，文章后面配发一帧照片，题名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在听课”。从照片上看，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从大家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同学们如饥似渴的求知心情，真可谓“求知心切”。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教师要靠点名才能把同学“求”到教室里来上课，这是何等的反差！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学习的动机和教学的效果来说，“乐而为之”的乐学状态是最理想的。如果达不到“乐而为之”的态度，起码也要达到“好之”的程度，如果需要教师用点名的方式将学生“致之”课堂，那么，教学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学习，当代的大学生是否能达到孜孜以求、争先恐后的状态呢？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要知道，任何时代都不乏勤奋志学的学子。如果没有了对知识的渴求，对教育的尊崇，一个民族的希望就很成问题了。
　　现在，即使是在教师点名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逃课现象出现呢？我想，除了任课教师的教学相对枯燥之外，估计是学习的机会来得太容易了吧。对任何事情，人们大都有一个大致的心理倾向，“取之轻易则轻易之”，就是说，大凡什么事情来得容易，人们便容易对它重视不够。例如，现在人们不再为吃饭问题发愁，不再饿肚子，似乎花了不多的钱，便能吃饱，所以，学校的食堂里满是倒掉的吃不完的饭菜，可是倒掉饭菜的同学们是否知道种粮种菜的艰辛呢？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食堂里写有朱柏庐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及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样的警句，看到这些，浪费粮食便觉得有耻。现在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物力维艰”“勤俭节约”之类的话语似乎成了絮聒。有些同学没有体会过挣钱的不易，花起钱来则大手大脚，不知有“节俭”二字。再回到教育，据说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达到了大众化的程度，考大学已经不像30年前那样困难，所以大学生们对轻易取得的东西，便没有了“履艰之后，终而获之”式的珍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学习不同于其他的事。古人早有慨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觉得，现代学人的求学动机中“为人”的成分虽多，但也有不少“努力为己”的学子。大学阶段，是多么宝贵的时光，为己而学，正当其时，即便是为了将来的雇主或老板而学，大家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拿起书本，走进课堂，珍惜寸阴。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校园已经不同于以前，现在大学生最关心的不是学习知识的过程，而是学业完成之后的就业。诚然，当前的就业状况确实令人忧虑，但大家是否想过，现在的学习过程正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作准备；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业的机会就会与我们失之交臂。机会只垂青那些作过充分准备的人。这一道理大家都能明白，无须多谈。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每一名教师，也应该努力培养学生的“求学”之心，向学之意。只有学生“求学”了，才能夯实整个教育过程的基础，教师的工作也才能变得轻松。如果把教师的教育工作比作砍柴，那么，培养学生的求学之心就是磨刀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培养学生的“求学”之心也是培育学生独立人格的重要一环。许多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或者说自己干什么才好，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只得向教师要题目。可以这样说，这类学生很迷茫。以我自己十分粗浅的理解，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因材施教，为学生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让学生自己选择，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各从其志，而不是越俎代庖，为学生指定研究题目。也有人说，教育应该“授人以渔”，培养学生的“求学”之心庶几就是“授人以渔”吧。
　　
　　参考文献：
　　[1][2]黄世晖.蔡元培口述传略（上）[A].蔡元培先生纪念集[C].中华书局,1984:260-261.
　　[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刘琅,桂苓.大学的精神[C].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1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