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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列宁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在与经济派的斗争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关注和追求；在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对社会主义价值手段的再认识；晚年的“政治遗嘱”中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35-05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便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
列宁批判、拒斥考茨基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在俄国的变种经济学派，强烈关注和追求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原则。面对军事共产主义在和平时期所暴露出来的与社会主义价值的严重冲突，列宁认识到“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毫不犹豫地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修正，强调采取迂回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经济、文化落后这一现实基础上追求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努力。在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革命为骨骼的“政治遗嘱”中，列宁对俄国的合作化问题、国家机构、文化建设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设想，增添和扩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其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在与经济派的斗争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关注和追求
列宁坚决拒斥伦理唯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同时，列宁也坚决拒斥经济决定论，强调了政治、思想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一方面，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过程中捍卫、阐发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他把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历史条件。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代表俄国的未来的人是农夫”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诞生的无产阶级才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列宁认为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列宁对民粹派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和进步性的阐发、对无产阶级是革命主体力量的论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
另一方面，列宁全面地批判了经济派，突出强调了历史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以及政治、思想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体现出了对超越经济斗争的社会主义全面价值目标的关注和追求。
针对经济派强调工人运动自发性、反对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认为经济斗争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首要意义”等错误观点，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首先，必须要有组织上的保证。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表现为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而仅仅要求建立罢工基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工人自发产生的组织。列宁认为，必须创立一个坚强的、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次，必须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坚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治独立性。关于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斗争，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因此，要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放弃灌输，就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再次，列宁强调了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如果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而且会使工人运动背叛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从而“脱离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绝不能忽视并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社会民主党如果局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
列宁对民粹派和经济派的批判，既体现了其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物质基础的强调，又体现了其对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二、在“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对社会主义价值手段的再认识
在与民粹派和经济派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与价值统一的原则。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俄国党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晚年的社会主义新构想，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着实现两者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在处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及其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和俄共(布)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十月革命前，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列宁还不可能深入思考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此时的列宁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有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成分复杂的国度里，列宁的理想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他逐渐意识到，和平时期继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行不通。现实证明，在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追求理想社会主义价值是危险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里，我们不得不采用战时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和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必将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列宁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出发，从现有的物质基础出发。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不是发达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小农户的汪 洋大海。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力排众议，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试图寻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物质基础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联系的手段和途径的努力。
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新的迂回办法”。新经济政策看起来是列宁为应付危机而不得已实行的，但实质上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次重大转折。列宁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认为，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体现出列宁对小农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式、发展道路、商品货币关系、国家资本主义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是结合俄国现实而对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大胆创新，表明列宁已经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
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发生的变化，而是列宁在俄国现实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坚持。相比于激进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由于它包含着与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不一致的内容，列宁强调这种政策转变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而迫不得已实行的。在政策转变之初，列宁反复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进攻的退却。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带领人民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取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非常了不起的。俄国的现实还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还不可能直接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这时的任何冒进反而会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极大的风险。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胜利，必须实行退却。但是，这种“退却”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对此，列宁解释道：“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列宁多次提到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以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列宁不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退让”、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而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价值手段的重视。与此同时，列宁也注意到“退却”可能蕴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这又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坚持。
总起来说，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列宁从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优势这一现实出发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的努力，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统一性的自觉。
三、晚年建设社会主义新思路中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一个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有益尝试。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列宁晚年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建设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基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而构建的。即使他们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也是以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给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以支持、帮助为前提的。列宁在1915—1916年间提出“一国胜利论”时，也同样设想一国革命胜利会引发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迟迟没有出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对此，列宁认识到，“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过去了，我们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试图保持目的和手段、理想和现实、价值和制度之间的适度张力，提出了运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俄国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包括如下新颖独特的内容：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
第二，进行农业合作化。列宁认为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应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
第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列宁改变了原定的消灭旧经济结构的计划，主张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它们，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然后，审慎地逐渐地把它们引导到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中。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对商品经 济的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不仅明确指出小农离不开流转自由，国有经济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按商业化原则办事”，而且明确提出“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尽管列宁生前未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这一思想已内含在列宁的思想之中。
第四，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明确指出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列宁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二)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由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由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俄国的落后性与新政权要实现的民主性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解决这一矛盾的任务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苏维埃政权不仅沿袭了沙皇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而且还雇佣了大量的旧政府官员。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相对自由的经济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改变旧的国家管理体制，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他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里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指出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不加强执政党建设就会使党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还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
(三)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列宁在其口授的《日记摘录》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所以，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给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是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在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上，列宁认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的全面发展更多地表述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即“未来人应当怎样存在”，而列宁把这一价值追求转化为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即“现实的人应当做什么”。一方面，列宁重视“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他把全面发展的人看作是“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强调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列宁不仅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会做一切工作的能力，而且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目标。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并将之作为俄共(布)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但理论真正得到贯彻和实施却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人的全面发展同俄国现实结合起来，按照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和方向，为塑造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中极具特色的方面。
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使得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别。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正视这种差别，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手段、方式和方法，开启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即落后国家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新思路。
[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1-0035-05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便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
列宁批判、拒斥考茨基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在俄国的变种经济学派，强烈关注和追求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原则。面对军事共产主义在和平时期所暴露出来的与社会主义价值的严重冲突，列宁认识到“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毫不犹豫地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修正，强调采取迂回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经济、文化落后这一现实基础上追求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努力。在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革命为骨骼的“政治遗嘱”中，列宁对俄国的合作化问题、国家机构、文化建设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设想，增添和扩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其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在与经济派的斗争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关注和追求
列宁坚决拒斥伦理唯心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同时，列宁也坚决拒斥经济决定论，强调了政治、思想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一方面，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过程中捍卫、阐发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没有给旧的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他把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历史条件。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代表俄国的未来的人是农夫”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诞生的无产阶级才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列宁认为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列宁对民粹派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和进步性的阐发、对无产阶级是革命主体力量的论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
另一方面，列宁全面地批判了经济派，突出强调了历史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以及政治、思想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体现出了对超越经济斗争的社会主义全面价值目标的关注和追求。
针对经济派强调工人运动自发性、反对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认为经济斗争对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首要意义”等错误观点，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首先，必须要有组织上的保证。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表现为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而仅仅要求建立罢工基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工人自发产生的组织。列宁认为，必须创立一个坚强的、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次，必须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坚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政治独立性。关于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斗争，列宁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因此，要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放弃灌输，就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再次，列宁强调了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如果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而且会使工人运动背叛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从而“脱离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绝不能忽视并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社会民主党如果局限于进行经济斗争，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
列宁对民粹派和经济派的批判，既体现了其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物质基础的强调，又体现了其对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二、在“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中对社会主义价值手段的再认识
在与民粹派和经济派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与价值统一的原则。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俄国党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晚年的社会主义新构想，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着实现两者统一的方式和途径。
在处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及其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和俄共(布)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十月革命前，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列宁还不可能深入思考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此时的列宁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有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成分复杂的国度里，列宁的理想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他逐渐意识到，和平时期继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行不通。现实证明，在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追求理想社会主义价值是危险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里，我们不得不采用战时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和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必将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列宁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出发，从现有的物质基础出发。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不是发达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小农户的汪 洋大海。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力排众议，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试图寻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物质基础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联系的手段和途径的努力。
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新的迂回办法”。新经济政策看起来是列宁为应付危机而不得已实行的，但实质上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次重大转折。列宁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认为，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体现出列宁对小农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式、发展道路、商品货币关系、国家资本主义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是结合俄国现实而对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大胆创新，表明列宁已经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
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发生的变化，而是列宁在俄国现实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坚持。相比于激进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由于它包含着与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不一致的内容，列宁强调这种政策转变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而迫不得已实行的。在政策转变之初，列宁反复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进攻的退却。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带领人民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取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非常了不起的。俄国的现实还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还不可能直接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这时的任何冒进反而会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带来极大的风险。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胜利，必须实行退却。但是，这种“退却”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对此，列宁解释道：“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列宁多次提到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以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列宁不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退让”、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而是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价值手段的重视。与此同时，列宁也注意到“退却”可能蕴藏着巨大的问题。“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这又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坚持。
总起来说，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列宁从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优势这一现实出发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的努力，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统一性的自觉。
三、晚年建设社会主义新思路中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一个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有益尝试。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列宁晚年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建设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基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而构建的。即使他们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也是以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给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以支持、帮助为前提的。列宁在1915—1916年间提出“一国胜利论”时，也同样设想一国革命胜利会引发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迟迟没有出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对此，列宁认识到，“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过去了，我们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试图保持目的和手段、理想和现实、价值和制度之间的适度张力，提出了运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俄国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包括如下新颖独特的内容：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
第二，进行农业合作化。列宁认为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应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
第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列宁改变了原定的消灭旧经济结构的计划，主张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它们，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然后，审慎地逐渐地把它们引导到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中。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对商品经 济的作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不仅明确指出小农离不开流转自由，国有经济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按商业化原则办事”，而且明确提出“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尽管列宁生前未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这一思想已内含在列宁的思想之中。
第四，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明确指出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列宁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二)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由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由人民自己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俄国的落后性与新政权要实现的民主性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解决这一矛盾的任务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苏维埃政权不仅沿袭了沙皇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而且还雇佣了大量的旧政府官员。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相对自由的经济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改变旧的国家管理体制，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他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里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指出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后，不加强执政党建设就会使党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还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
(三)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列宁在其口授的《日记摘录》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所以，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给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是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在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上，列宁认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的全面发展更多地表述为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即“未来人应当怎样存在”，而列宁把这一价值追求转化为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即“现实的人应当做什么”。一方面，列宁重视“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他把全面发展的人看作是“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强调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列宁不仅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会做一切工作的能力，而且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目标。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并将之作为俄共(布)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但理论真正得到贯彻和实施却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人的全面发展同俄国现实结合起来，按照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和方向，为塑造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中极具特色的方面。
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使得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别。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正视这种差别，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手段、方式和方法，开启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即落后国家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