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关将至，官员们都很忙碌，除了写总结、参加各种会议外，他们忙活的还有一件事：处理名下的房产。不久前，有媒体称中纪委曾向中央“通报”，去年11月中旬以来，45个大中城市出现了一股抛售豪宅、别墅的风潮，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层。
尽管中纪委之后澄清，对官员房产情况无权也不可能掌握，但在房价上升压力加大、“房叔”、“房爷”接连出现的情况下，官员房产问题，无疑触动了多条敏感神经。
不断涌现的“房多多”
陕西神木“房姐”龚爱爱事件还在调查中，网上又现“房媳”身影。近日有网帖曝光，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有两个户口，分别落在北京和山西，其公公孙太平是運城市财政局前局长，在北京、三亚等地拥有10余处房产。
网上对孙太平的实名举报中称，孙太平利用其财政局长的权力，购置当地的房产过户其儿媳张彦名下，并让煤运公司在海南三亚为其购得别墅一座，连同装修费共400多万元。他在各地还有10多处房产，其中在北京至少有两处。同时，孙太平还涉嫌入股煤矿经营、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等问题。1月28日，运城市纪委对张彦作出立案调查的决定，涉嫌违规办理上户手续的相关人员已停止工作、接受调查。虽此后北京警方称张彦的北京户口“合规”，但截至1月30日发稿时，关于户口的争议还在继续。
近来，因房产被媒体曝光的官员还不止于此。2012年12月26日，有微博爆料称：一个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的90后女孩，在郑州拥有11套经适房房产，且该女孩是郑州市房管局某官员的直系亲属。微博一出，立即引起关注。之后经官方查证，“房妹”父亲是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前局长翟振锋、一家4口都是双户口，现有24套房产等信息逐渐显露。1月13日，翟振锋因涉嫌职务犯罪，被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 “房叔”、“房嫂”、“房爷”等。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被称为“房叔”的蔡彬被查拥有22套房产。随后，蔡彬被停职、“双规”，办案部门还查出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重大违纪行为。从被网友曝光到被纪委“双规”，“房叔”只“坚持”了15天。
福建省证监局副局长、“房嫂”田荔琴则被举报，她及其家人名下共拥有16套房产，市值近5000万元，与其本人正常工资收入严重不符。其后，又有消息称“房嫂”在某地还有2套房产，至少坐拥18套房产。目前，证监会已经掌握相关举报，并介入核查。
而被称为“房爷”的深圳南联社区村委会主任周伟思，更是被传拥有超过80套房产。2012年11月27日，周伟思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其个人和公司名下共有10多辆车，其中包括保时捷、奔驰和宝马；至于房产究竟有多少套，他“一时也算不出来，但肯定没有80套那么多。”目前周伟思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问题官员最终被查实有房产问题的也是数不胜数：广东省佛山市一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有7处房产，其中，在顺德的5处房产均属当地的高档楼盘；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不断出现的“房产官员”，让网友惊呼，官员房产都够10亿老百姓居住了！
抛售房产真真假假
伴随着官员房产的不断曝光，多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也甚嚣尘上。反腐力度的加大真把某些问题官员的房产逼到市场上来了？
某二线城市的中介小张给记者讲了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前几天，他们店里来了一位戴墨镜的中年妇女，登记要出售房产。
“我这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卖60万元太便宜了。要不是急着用钱，我不会出这个价格，但买主必须是一次性交全款，钱交了马上过户。”小张仔细查看了她手中的证件，发现身份证和房产证的名字不是同一人，于是对她说，“出售房产的房产证业主名字必须是本人才行，否则必须有公证证明是房产业主本人委托销售。”
妇女急了，“房产保证是我的，只不过是我老公的名字，现在他不方便来，我可以签字。”小张想了一下，明白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好像出售过一套房产吧？”妇女看对方什么都明白，索性不解释了，“我的要求就是交全款，房产肯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但是你别说出去，看你也是明白人，我家老头子是官场的。”
“虽然很多人不敢买这样的房子，怕出问题，但价格实在是很划算，还是卖出去了。没想到，这位官员还真有些本事，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办好的房产证，他帮忙居然一个星期就办好了。后来，我又帮她卖了两套。”小张告诉记者。
小张所说的情况，在网上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印证。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突然间出现381万套空置房抛向市场，上海二手房挂牌量从现在的41万套暴增至200万套，广州二手房挂牌量从26万套直蹿到100万套，深圳二手房挂牌量从8万套到12万套后直蹿到30万套。
据不完全统计，北上广深很多突然入市的二手房降价幅度都在50%以上。二手房入市量暴涨的现象，有一部分被指是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
不过，链家地产媒体负责人张女士却对此并不认同。“官员出售房产带动二手房源大量入市这个现象，我们目前是没有数据的。因为我们不登记房主身份信息，所以无法获知房产业主是否为官员，而且业主也根本不会主动透露这一信息。如果要拿数据来支撑，暂时比较困难。”
对此，记者以要买房为由，1月28日上午走访了链家地产、我爱我家等房地产中介。对于是否有官员房产出售，链家地产的经纪人说，“有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还不错，在东四环，现在只要400万，你可以考虑下，但是房主的身份我们不知道，也不方便透露。”我爱我家的地产中介则更为直接：“我们这里没有，那种房子问题多，万一出了问题我们要负连带责任的。”
但不能否认，也有官员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消化手中的房产。一名商人告诉记者，“现在通过房地产中介出售房产的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通过亲戚朋友转让房产，一方面卖给亲戚朋友能够保证不泄露个人信息；另一方面，低价卖给朋友还能送个人情。我最近就买了一套官员房产，在二环，户型好，而且面积也大，相当不错。”而从北京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看，2013年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7940套，与去年1月同期的网签量相比，大幅上涨了360%。 信息联网是个难题
官员到底有多少房产？既然从市场交易端无从掌握，从技术手段上能否遏制？
2012年12月25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作会上传出消息，2013年，该部将继续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并开始考虑逐步扩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覆盖范围，最终将联网覆盖到约500个内地地级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直在推进的一个住房信息联网工程，通过这一系统，可以查询到公民名下拥有的住房数量、地址、面积等信息。实际上，这个系统早在纪检领域方面被推广，只不过对象是有级别的官员。
但某地方房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这一系统的建立因为涉及购房者姓名、职业、身份、地址，这些关系到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等重要问题，所以建立起来“相当有难度”。
一位替安徽省做项目的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对于一个把房产数据、文字和图片信息录入到电脑的简单任务，为什么会不接呢？该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委托高校帮忙做个课题报上去，拨点经费下来，找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去干活。这样一来，有科研成果，又有工作成果，自己也不用担泄密的风险了。”
在“房叔”事件中，泄露“房叔”房产信息的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就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而被问责。所以，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录入工作的危险性就在于：在目前的制度下，领导干部的信息不能被泄露。
即使個人住房信息系统建成，也还有个问题：一些官员不只是“房多多”，还是“户多多”。这时，官员只要把房产放在自己其他的身份证下，房产信息就不能被查出，除非是熟悉官员本人的人。
财产公示势在必行
魔道一尺，道高一丈。能够真正将腐败扼杀在摇篮中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制度监督，而制度监督最好的办法，就是公职人员公示财产，实行“阳光法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让一定级别的公职人员公示财产，实行“阳光法案”，是被众多国家证实的有效防范权力私用的制胜武器。“如今，香港已把官员财产公示作为一项反腐败的重要措施，去年8月，香港就首次公布了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成员的利益申报资料。其中，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有8处房产居于首位，行政长官梁振英有6处房产排名第二，透明公开的财产让香港公民对官员更加信任。”
而国内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尽如人意。国内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自1988年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算起，至今已有25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27个市、县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但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像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的试点都已失去初衷，其中新疆阿勒泰现在只有申报，没有公示；湖南浏阳的官员财产公示则已经移交到了组织部，而纪检和监察部门只负责查处申报不实。
对此，竹立家认为，地方官员财产申报试点陷入停滞，其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撑”，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可搞可不搞的条件下，对地方政府来说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官员们才能一如既往地大肆揽财。但是，2012年的“房叔”、“房爷”现象表明，财产公示势在必行，我们不能总是依靠舆论来反腐。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官员财产申报成为会议的焦点话题，多位专家建议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官员财产收入明细，尤其是实行官员房产公示。
“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竹立家说。当然，反腐需要的不仅仅是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公开制度，还需要建立官员财产异动报告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反洗钱相关数据查询通报制度、反腐败机构互派特派员制度等配套体系。竹立家说，“官员们急售房产的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人们，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公开，一是不能拖，给贪官留下足够的资产转移时间；二是要尽快由点及面，不给贪腐分子留下足够的资产转移空间。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公开，虽然目前在中国还不太普及，但在国际上早就有着成熟的运作办法。在中国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种种困难，但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解决和完善，早实施比晚实施好，全面实施比单在个别地方试点好。”
尽管中纪委之后澄清，对官员房产情况无权也不可能掌握，但在房价上升压力加大、“房叔”、“房爷”接连出现的情况下，官员房产问题，无疑触动了多条敏感神经。
不断涌现的“房多多”
陕西神木“房姐”龚爱爱事件还在调查中，网上又现“房媳”身影。近日有网帖曝光，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有两个户口，分别落在北京和山西，其公公孙太平是運城市财政局前局长，在北京、三亚等地拥有10余处房产。
网上对孙太平的实名举报中称，孙太平利用其财政局长的权力，购置当地的房产过户其儿媳张彦名下，并让煤运公司在海南三亚为其购得别墅一座，连同装修费共400多万元。他在各地还有10多处房产，其中在北京至少有两处。同时，孙太平还涉嫌入股煤矿经营、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等问题。1月28日，运城市纪委对张彦作出立案调查的决定，涉嫌违规办理上户手续的相关人员已停止工作、接受调查。虽此后北京警方称张彦的北京户口“合规”，但截至1月30日发稿时，关于户口的争议还在继续。
近来，因房产被媒体曝光的官员还不止于此。2012年12月26日，有微博爆料称：一个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的90后女孩，在郑州拥有11套经适房房产，且该女孩是郑州市房管局某官员的直系亲属。微博一出，立即引起关注。之后经官方查证，“房妹”父亲是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前局长翟振锋、一家4口都是双户口，现有24套房产等信息逐渐显露。1月13日，翟振锋因涉嫌职务犯罪，被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 “房叔”、“房嫂”、“房爷”等。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被称为“房叔”的蔡彬被查拥有22套房产。随后，蔡彬被停职、“双规”，办案部门还查出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等重大违纪行为。从被网友曝光到被纪委“双规”，“房叔”只“坚持”了15天。
福建省证监局副局长、“房嫂”田荔琴则被举报，她及其家人名下共拥有16套房产，市值近5000万元，与其本人正常工资收入严重不符。其后，又有消息称“房嫂”在某地还有2套房产，至少坐拥18套房产。目前，证监会已经掌握相关举报，并介入核查。
而被称为“房爷”的深圳南联社区村委会主任周伟思，更是被传拥有超过80套房产。2012年11月27日，周伟思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其个人和公司名下共有10多辆车，其中包括保时捷、奔驰和宝马；至于房产究竟有多少套，他“一时也算不出来，但肯定没有80套那么多。”目前周伟思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问题官员最终被查实有房产问题的也是数不胜数：广东省佛山市一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有7处房产，其中，在顺德的5处房产均属当地的高档楼盘；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不断出现的“房产官员”，让网友惊呼，官员房产都够10亿老百姓居住了！
抛售房产真真假假
伴随着官员房产的不断曝光，多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也甚嚣尘上。反腐力度的加大真把某些问题官员的房产逼到市场上来了？
某二线城市的中介小张给记者讲了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前几天，他们店里来了一位戴墨镜的中年妇女，登记要出售房产。
“我这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卖60万元太便宜了。要不是急着用钱，我不会出这个价格，但买主必须是一次性交全款，钱交了马上过户。”小张仔细查看了她手中的证件，发现身份证和房产证的名字不是同一人，于是对她说，“出售房产的房产证业主名字必须是本人才行，否则必须有公证证明是房产业主本人委托销售。”
妇女急了，“房产保证是我的，只不过是我老公的名字，现在他不方便来，我可以签字。”小张想了一下，明白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好像出售过一套房产吧？”妇女看对方什么都明白，索性不解释了，“我的要求就是交全款，房产肯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但是你别说出去，看你也是明白人，我家老头子是官场的。”
“虽然很多人不敢买这样的房子，怕出问题，但价格实在是很划算，还是卖出去了。没想到，这位官员还真有些本事，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办好的房产证，他帮忙居然一个星期就办好了。后来，我又帮她卖了两套。”小张告诉记者。
小张所说的情况，在网上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印证。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突然间出现381万套空置房抛向市场，上海二手房挂牌量从现在的41万套暴增至200万套，广州二手房挂牌量从26万套直蹿到100万套，深圳二手房挂牌量从8万套到12万套后直蹿到30万套。
据不完全统计，北上广深很多突然入市的二手房降价幅度都在50%以上。二手房入市量暴涨的现象，有一部分被指是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
不过，链家地产媒体负责人张女士却对此并不认同。“官员出售房产带动二手房源大量入市这个现象，我们目前是没有数据的。因为我们不登记房主身份信息，所以无法获知房产业主是否为官员，而且业主也根本不会主动透露这一信息。如果要拿数据来支撑，暂时比较困难。”
对此，记者以要买房为由，1月28日上午走访了链家地产、我爱我家等房地产中介。对于是否有官员房产出售，链家地产的经纪人说，“有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还不错，在东四环，现在只要400万，你可以考虑下，但是房主的身份我们不知道，也不方便透露。”我爱我家的地产中介则更为直接：“我们这里没有，那种房子问题多，万一出了问题我们要负连带责任的。”
但不能否认，也有官员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消化手中的房产。一名商人告诉记者，“现在通过房地产中介出售房产的只是少数，大多数都是通过亲戚朋友转让房产，一方面卖给亲戚朋友能够保证不泄露个人信息；另一方面，低价卖给朋友还能送个人情。我最近就买了一套官员房产，在二环，户型好，而且面积也大，相当不错。”而从北京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看，2013年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7940套，与去年1月同期的网签量相比，大幅上涨了360%。 信息联网是个难题
官员到底有多少房产？既然从市场交易端无从掌握，从技术手段上能否遏制？
2012年12月25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作会上传出消息，2013年，该部将继续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并开始考虑逐步扩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覆盖范围，最终将联网覆盖到约500个内地地级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直在推进的一个住房信息联网工程，通过这一系统，可以查询到公民名下拥有的住房数量、地址、面积等信息。实际上，这个系统早在纪检领域方面被推广，只不过对象是有级别的官员。
但某地方房管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这一系统的建立因为涉及购房者姓名、职业、身份、地址，这些关系到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等重要问题，所以建立起来“相当有难度”。
一位替安徽省做项目的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对于一个把房产数据、文字和图片信息录入到电脑的简单任务，为什么会不接呢？该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委托高校帮忙做个课题报上去，拨点经费下来，找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去干活。这样一来，有科研成果，又有工作成果，自己也不用担泄密的风险了。”
在“房叔”事件中，泄露“房叔”房产信息的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就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而被问责。所以，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录入工作的危险性就在于：在目前的制度下，领导干部的信息不能被泄露。
即使個人住房信息系统建成，也还有个问题：一些官员不只是“房多多”，还是“户多多”。这时，官员只要把房产放在自己其他的身份证下，房产信息就不能被查出，除非是熟悉官员本人的人。
财产公示势在必行
魔道一尺，道高一丈。能够真正将腐败扼杀在摇篮中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制度监督，而制度监督最好的办法，就是公职人员公示财产，实行“阳光法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让一定级别的公职人员公示财产，实行“阳光法案”，是被众多国家证实的有效防范权力私用的制胜武器。“如今，香港已把官员财产公示作为一项反腐败的重要措施，去年8月，香港就首次公布了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成员的利益申报资料。其中，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有8处房产居于首位，行政长官梁振英有6处房产排名第二，透明公开的财产让香港公民对官员更加信任。”
而国内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尽如人意。国内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自1988年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算起，至今已有25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27个市、县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试点。但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像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的试点都已失去初衷，其中新疆阿勒泰现在只有申报，没有公示；湖南浏阳的官员财产公示则已经移交到了组织部，而纪检和监察部门只负责查处申报不实。
对此，竹立家认为，地方官员财产申报试点陷入停滞，其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撑”，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可搞可不搞的条件下，对地方政府来说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官员们才能一如既往地大肆揽财。但是，2012年的“房叔”、“房爷”现象表明，财产公示势在必行，我们不能总是依靠舆论来反腐。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官员财产申报成为会议的焦点话题，多位专家建议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官员财产收入明细，尤其是实行官员房产公示。
“财产申报制度的关键就是公开，只要公开了，很多腐败现象就没有藏身之地。”竹立家说。当然，反腐需要的不仅仅是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公开制度，还需要建立官员财产异动报告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反洗钱相关数据查询通报制度、反腐败机构互派特派员制度等配套体系。竹立家说，“官员们急售房产的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人们，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公开，一是不能拖，给贪官留下足够的资产转移时间；二是要尽快由点及面，不给贪腐分子留下足够的资产转移空间。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公开，虽然目前在中国还不太普及，但在国际上早就有着成熟的运作办法。在中国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种种困难，但问题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解决和完善，早实施比晚实施好，全面实施比单在个别地方试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