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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2013年9月和10月，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旋即“丝绸之路”成为“热词”。不同的两个国家，分别提出同一话题，其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和缘由？尤其对于我国而言，此提议是一时兴起的概念重提和再造，还是另有深意？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价值与意义？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解体一方面对于同属社会主义的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改变着国际体系结构，对抗式的两极体系瓦解，世界格局呈现为“一超多强”的态势。世界各国开始忙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取代东西方两大集团间的对抗，成为其时代特点。
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初尝改革开放成效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提升至1993年的35333.9亿元，增加了近10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释放出巨大能量，为谋求更为开放的国际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鉴于此，1994年我国便曾提出打造“现代丝绸之路”的设想，只是那时缘于国家综合国力以及当时世界格局的特殊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成效并不显著。但是，打造“现代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仍不失当时情境下的一个选择。
然而，纵观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及其与政治多极化的不平衡状况，经济相互依存下的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的并存发展，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的不断加剧，南北经济之间差距的扩大趋势等对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形成诸多障碍。时至今日，随着国际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全球发展正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现状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美国的 “两洋”战略，以及亚欧国家沿海洋航线的合作机制，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使得欧亚陆路地区大通道的建设急需奋起直追。
二战后，美国对欧、亚采取“两洋”战略，即一方面通过大西洋密切与西欧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太平洋加强与亚洲的联系。近期，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快速推进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正式启动，美国加强了对这两条线的控制力。为了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加强相互联系，亚洲与欧洲于1996年建立了由亚洲主导的亚欧会议机制。这一机制源于1994年欧盟制定的《走向亚洲新战略》，其主张与亚洲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建立一种建设性、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当年11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召开亚欧会议的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1996年3月，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标志亚欧会议正式成立。不过，这一机制局限于沿海洋航线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欧亚内陆国家并未深涉其中。并且一段时期内，因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在此机制中的影响力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
如此格局下，纵览世界版图，某种程度上美国实现了环大西洋和环太平洋的“绝对”控制，欧盟通过亚欧会议等实现了广泛意义上的沿海航线“蓝图”，留给我们的清晰可见，那就是欧亚陆路和印度洋，亦恰是“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所在。
二、从中国式突围战略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态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区域性组织的不断增多，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来自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新的热点。这些区域性的组织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EU）、东盟（ASEAN）、八国峰会（G8）、亚太经合（APCE）、金砖国家（BRICS）等。一方面，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国应对和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增强，能够有效缓冲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是国际多边协作下难以取得进展时的一种变通办法。
在这一趋势下，伴随双边经济合作的紧锣密鼓，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的实效逐步显现，且影响力亦得以发挥，以至许多国家开始谋求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我国亦不例外。而未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中面临着陷入“被边缘化”的危险。
鉴于此，一方面我国积极参与一些已有的区域性组织，并且在“带有一定选择性”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在组织内的影响力，如亚太经合（APCE）、金砖国家（BRICS）等。另一方面，我国主动作为，谋面布点，寻求战略突破。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其依托该组织在西安定期举办的欧亚经济论坛和乌鲁木齐举办的亚欧博览会；中国与东盟的“10+1”，及其在南宁定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在长春定期举办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和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等，初步形成“西向中东亚、南向东南亚、东向东北亚”的亚洲地区区域性合作机制，并取得显著成效。以中国与东盟合作为例，当前，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000多亿美元，是10年前的6倍；双向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4倍。于此期间，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得以较大提升。某种程度上，谋取“话语权、主动权、控制力、影响力”成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根本诉求所在。
基于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经济体，在努力扮演世界主导者角色的同时，亦在通过倚重地区国家、加强区域性合作，“以点带面”推进其全球一体化战略。2011年7月，美国提出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这无疑让亚欧陆域版块国家间的合作充满更多不定因素，鉴于如此形势，从战略布局与突围角度，我们有必要思考“近水楼台先得月”。
三、从国内经济布局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采取“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四沿”战略，逐步形成了东部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九经济带“三大条带”，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经济带动和辐射点，并通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打造北部湾经济圈等举措激活腹地经济和欠发达地区，收效显著，成就辉煌。
随着国内经济总格局的日益成形，“优化提升”与“助推后进”便成为宏观经济布局的重要课题，以期实现全国范围较好的“均衡化”发展。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最近国家推进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战略，拟从综合交通、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对外开放、生态廊道和协调机制六个方面再造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时，我们绝不可以将“共建丝路经济带”与“再造长江经济带”孤立来看。
如果我们将以“再造长江经济带”为代表的国内经济战略布局视为“内强素质”，那么共建“路上”、“海上”丝绸之路等便可视为“外练筋骨”。尤其，从路上丝绸之路来看，其途径的重点区域在中国、俄罗斯与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的夹裹下所勾勒出明显的“经济洼地”和呈现出的“经济凹陷区”特点，对于解决我国国内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将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缓解国内就业，解决劳务输出，加快西部开发开放，带动西北国际贸易，促进西部崛起，平衡国家经济发展等具有着重大价值。
综上，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无疑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且充满前瞻性，不仅包含经济因素，更涉及国家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国家战略需要。尤其，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丝绸之路繁荣的再现不仅具备良好的历史前提，更有着彼此间真切的需要和必要的现实基础与条件，使丝路复兴成为可能。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博士、西安浐灞管委会重点项目办公室副主任）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解体一方面对于同属社会主义的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改变着国际体系结构，对抗式的两极体系瓦解，世界格局呈现为“一超多强”的态势。世界各国开始忙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取代东西方两大集团间的对抗，成为其时代特点。
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初尝改革开放成效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提升至1993年的35333.9亿元，增加了近10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释放出巨大能量，为谋求更为开放的国际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鉴于此，1994年我国便曾提出打造“现代丝绸之路”的设想，只是那时缘于国家综合国力以及当时世界格局的特殊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成效并不显著。但是，打造“现代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仍不失当时情境下的一个选择。
然而，纵观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及其与政治多极化的不平衡状况，经济相互依存下的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的并存发展，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的不断加剧，南北经济之间差距的扩大趋势等对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形成诸多障碍。时至今日，随着国际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全球发展正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现状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美国的 “两洋”战略，以及亚欧国家沿海洋航线的合作机制，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使得欧亚陆路地区大通道的建设急需奋起直追。
二战后，美国对欧、亚采取“两洋”战略，即一方面通过大西洋密切与西欧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太平洋加强与亚洲的联系。近期，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快速推进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正式启动，美国加强了对这两条线的控制力。为了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加强相互联系，亚洲与欧洲于1996年建立了由亚洲主导的亚欧会议机制。这一机制源于1994年欧盟制定的《走向亚洲新战略》，其主张与亚洲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建立一种建设性、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当年11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召开亚欧会议的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1996年3月，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标志亚欧会议正式成立。不过，这一机制局限于沿海洋航线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欧亚内陆国家并未深涉其中。并且一段时期内，因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在此机制中的影响力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
如此格局下，纵览世界版图，某种程度上美国实现了环大西洋和环太平洋的“绝对”控制，欧盟通过亚欧会议等实现了广泛意义上的沿海航线“蓝图”，留给我们的清晰可见，那就是欧亚陆路和印度洋，亦恰是“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所在。
二、从中国式突围战略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态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区域性组织的不断增多，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来自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新的热点。这些区域性的组织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EU）、东盟（ASEAN）、八国峰会（G8）、亚太经合（APCE）、金砖国家（BRICS）等。一方面，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国应对和抵御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增强，能够有效缓冲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是国际多边协作下难以取得进展时的一种变通办法。
在这一趋势下，伴随双边经济合作的紧锣密鼓，多边区域经济合作的实效逐步显现，且影响力亦得以发挥，以至许多国家开始谋求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我国亦不例外。而未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中面临着陷入“被边缘化”的危险。
鉴于此，一方面我国积极参与一些已有的区域性组织，并且在“带有一定选择性”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在组织内的影响力，如亚太经合（APCE）、金砖国家（BRICS）等。另一方面，我国主动作为，谋面布点，寻求战略突破。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其依托该组织在西安定期举办的欧亚经济论坛和乌鲁木齐举办的亚欧博览会；中国与东盟的“10+1”，及其在南宁定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在长春定期举办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和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等，初步形成“西向中东亚、南向东南亚、东向东北亚”的亚洲地区区域性合作机制，并取得显著成效。以中国与东盟合作为例，当前，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000多亿美元，是10年前的6倍；双向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4倍。于此期间，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得以较大提升。某种程度上，谋取“话语权、主动权、控制力、影响力”成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根本诉求所在。
基于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经济体，在努力扮演世界主导者角色的同时，亦在通过倚重地区国家、加强区域性合作，“以点带面”推进其全球一体化战略。2011年7月，美国提出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这无疑让亚欧陆域版块国家间的合作充满更多不定因素，鉴于如此形势，从战略布局与突围角度，我们有必要思考“近水楼台先得月”。
三、从国内经济布局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采取“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四沿”战略，逐步形成了东部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九经济带“三大条带”，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经济带动和辐射点，并通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打造北部湾经济圈等举措激活腹地经济和欠发达地区，收效显著，成就辉煌。
随着国内经济总格局的日益成形，“优化提升”与“助推后进”便成为宏观经济布局的重要课题，以期实现全国范围较好的“均衡化”发展。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最近国家推进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战略，拟从综合交通、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对外开放、生态廊道和协调机制六个方面再造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时，我们绝不可以将“共建丝路经济带”与“再造长江经济带”孤立来看。
如果我们将以“再造长江经济带”为代表的国内经济战略布局视为“内强素质”，那么共建“路上”、“海上”丝绸之路等便可视为“外练筋骨”。尤其，从路上丝绸之路来看，其途径的重点区域在中国、俄罗斯与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的夹裹下所勾勒出明显的“经济洼地”和呈现出的“经济凹陷区”特点，对于解决我国国内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将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缓解国内就业，解决劳务输出，加快西部开发开放，带动西北国际贸易，促进西部崛起，平衡国家经济发展等具有着重大价值。
综上，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无疑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且充满前瞻性，不仅包含经济因素，更涉及国家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国家战略需要。尤其，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丝绸之路繁荣的再现不仅具备良好的历史前提，更有着彼此间真切的需要和必要的现实基础与条件，使丝路复兴成为可能。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博士、西安浐灞管委会重点项目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