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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西方把15-17世纪新航路开辟时期称为“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这是人类大规模航海、探险、发现、移民的时代。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人员、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开始抬头。伴随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欧洲在这个时期快速发展并奠定了超过亚洲繁荣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中西大分流的开端。
关键词：大航海;中西大分流;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是资源宝库、交通要道、国家屏障，海洋利益之争从人类利用舟楫之力开始就有。陆地上依赖河流、山地、丘陵等天然屏障，国家间易划界和防守，海洋上任何国家除了自身的近海海域外，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占据所有公海。
一、大航海對世界地理的突破
大航海时代基本上结束于17世纪末，因为那时全世界主要的海洋海区都已航行过、探察过，主要的大陆、大洲、大岛都由文明人类发现了或到达了或沟通了（南极洲除外，但南极洲至今也无常住居民）。中国不仅是大航海时代的开辟者、近岸远洋航行的主角之一，而且还是大航海时代后三个阶段远航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欧洲航海家的主要向往地之一，主要动因之一和刺激力之一。
在古代，无论从知识储备、技术装备、生活与生产水平及文化生活上讲，中国都领先世界。当欧洲商人发现中国后，这个富裕国家的传说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各种遐想。欧洲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中国的思想运动。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是拿那些到中国来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们的书信作依据来评论中国，但他们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欧洲的工业化触发了欧洲人的扩张主义心态，他们开始到全世界搞殖民主义，并把原来他们的崇拜偶像——东方也当作了占领的目标。英国占领了印度并把印度当作了它的殖民地，在鸦片战争打败了清朝后，也想把中国当成殖民地。在殖民世界的同时，欧洲列强也瓜分了中国。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最早以平面来展示地球，让人类有了整体的“世界”认知，其俯瞰世界的角度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绘制的地图，也影响了世界航海活动，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地图之父。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没有描绘朝鲜半岛，更没有日本。此时，西方认识的东方之极是“赛里斯”，通常人们把它解释为“丝国”或中国。后世传抄的托勒密亚洲地图中，中国海岸边有众多岛屿，最大的两个岛屿被冠以“Chrise”（金岛）和“Argira”（银岛）。中世纪描绘海洋与世界的地图，完全以阿拉伯地理学为主导。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阿拉伯地理学恰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西罗马灭亡，令西方古典地理学走向衰退，天文学、地理学的领军力量转移到东方，阿拉伯由此担当起世界地理学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同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领地不断扩大，也为其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考察与描述空间，催生了风格独特的海图与世界地图。这种观念投射到亚洲时，西方人就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较为智慧，属于“白人”，而生活在炎热赤道地带的人们智力平庸。在这种语境下，赤道居民时常被称作“印度人”。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西方对东亚的基本认识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思想时代基本完成，西方学者们留下有关中国的大量记述。社会观念起源于对社会关系的解释，又重塑社会关系。它们既可以表现为说服的力量或理想的感化力量，又可以表现为强制性力量乃至暴力。古罗马时期，西欧对中国的想象可分为两点，即从海洋和内陆两个不同视角提出的“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马其顿帝国东征的确为地中海世界打开了东方世界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就是交易渠道的开通。对西方来说，在远道而来的东方交易品中，十分珍贵神奇的物品之一就是绢丝。当时绢丝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因此，在一些记述中国的西文史料中，其初期内容都与绢丝有关，将中国人成为“赛里斯人”。
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恐怕也只限于那是个产“丝”的地方，因此把那地方称作“赛丽斯”。伴随蒙古崛起，蒙古大军向西一路披荆斩棘，横扫欧洲大陆时，欧洲人才开始重视从东方来的力量，才开始试图与蒙古人接触，从而发现了中国的存在。在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这段时期，后来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路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主要通道。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
文艺复兴使欧洲进入了“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时期。时代发展的需要使历史和地理书大受欢迎。从14世纪起，欧洲各地已广泛采用航海图的绘制方法来制作世界地图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也早已用法文出版发行了，此时的西欧已普遍知道亚洲最东部有中国。15世纪，由于货币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西欧封建主和商人都狂热地追求货币，并渴望获得制造货币的贵金属——黄金。但欧洲大陆自古以来就很少出产黄金，这使得欧洲对外部世界的黄金信息高度关注。《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因为写了东方遍地黄金，甚至用黄金造屋，而引起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当时东、西方的中间地带有仇视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隔，迫使欧洲人不得不另寻掘金之路。
二、中西历史道路的分野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殖民主义运动，使分工层次不断深化，分工的范围持续扩大，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分工的国际化，“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转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从而建立起“一种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国际分工……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这种被资本家所美化的更有利于国际贸易自由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其实质就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样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带来所有国家的共同富裕，而是导致世界体系内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两极分化。
远洋冒险是一件任务艰巨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地理大发现是东西方分野的关键性因素。在西方先是有文艺复兴，把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随着16世纪专业商人、重商主义的出现，城市生产出现分工，工厂手工业兴起;同时，地理大发现使得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可能，市场扩大化;民族国家的崛起则更是加剧了竞争的普遍化和激烈程度。虽然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海图绘制的兴盛时期，却是蒙元之后中国海运的衰败期。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很大部分来自他在中国江河、湖泊、运河上旅行的经历。他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愿意出海冒险，因为海上的航行，甚至是住在海边的生活，都太过危险。【3】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南京启程，由长江进入大运河，第一次抵达北京。这次漫长的运河航行，使他对这条主要南北运道的人工河道的存在和维系，颇有不解：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条距离近又花费少的海上航运路线，为什么大明不兴海道航运呢？后人把他的这个疑问称为“利玛窦难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他还提出，中国在以农为本的治国思路下，将维护稳定视为超越发展和扩张之上的重要问题，将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置于末位，所以，元代传下来的海运，到了明初永乐十三年（1415年），即终止了海运。【4】 三、中國理应面向海洋的转型
面对大航海，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5】中西海商、海盗不同命运的背后是中西间截然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造成了后来的“中西大分流”。【6】欧洲人在16世纪末对世界陆地面积的了解，比14世纪时增加了5倍，这些新增的面积迅速成为欧洲国家殖民地，而且欧洲国家还将旧大陆的许多土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劳动分工促进了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的理论发端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推进了英国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国富论》第3章的标题即为“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7】只有当需求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才会产生规模经济。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原理也可直接翻译为大卫·李嘉图的“专业分工取决于贸易规模”原理。因此与短期衰退相同，即便在长期增长中，也是需求（市场规模）决定供给（技术、企业组织和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8】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经济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即可。这是斯密以来的传统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它推动了西欧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充分显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势。16世纪欧洲的繁荣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说明地理大发现为欧洲，特别是为西欧提供了经济增长的良好契机。“大分流”理论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彭慕兰总结“加州学派”的基本认识框架：即主张“不能拒绝比较”，“尝试进行‘互反比较’”，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政治经济”从根本上影响了经济史的进程。欧洲某些地区的资本成本不仅低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甚至低于全世界，是因为代议制政体减少了政府巧取豪夺的风险，由此可见，资本成本使中国经济注定难有突破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而且这种观点也较多地关涉到政治经济。【9】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国家边界，是法律、主权、科学、宗教、利益、霸权的汇聚点。边界的概念被重新定位。海权，是一种新的地理威权，它只属于文明国家。海洋、海峡、海岸、海港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人地关系要素，人类世界变得更加“蓝色”。技术文明支持着强权，航海能力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于是，“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表达的既是强权，也是资格。从海洋，到海岸，到内陆，这是新的文明在地球上扩展的地理程序，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建立都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重大陆轻海洋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也是最缺乏准备的。中国人历来防范的方向是内陆边疆。海疆的形态是特别的，海岸线不存在过渡区，也不存在羁縻策略，海上威权在全世界的到处现身，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
参考文献：
1 张箭：《论大航海时代及其四个阶段》，《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7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520页。
3.[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4.梁二平，《海图上的中国》，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5.[美]戴维·S·兰德斯著，门洪华、安增才等译，《国富 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6.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7.[英]亚当·斯密著，陈星译：《国富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5页。
8.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页。
9.[美]王国斌著、周琳译：《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作者：王宝珍，1979.03-，女，辽宁盘锦人，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
关键词：大航海;中西大分流;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是资源宝库、交通要道、国家屏障，海洋利益之争从人类利用舟楫之力开始就有。陆地上依赖河流、山地、丘陵等天然屏障，国家间易划界和防守，海洋上任何国家除了自身的近海海域外，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占据所有公海。
一、大航海對世界地理的突破
大航海时代基本上结束于17世纪末，因为那时全世界主要的海洋海区都已航行过、探察过，主要的大陆、大洲、大岛都由文明人类发现了或到达了或沟通了（南极洲除外，但南极洲至今也无常住居民）。中国不仅是大航海时代的开辟者、近岸远洋航行的主角之一，而且还是大航海时代后三个阶段远航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欧洲航海家的主要向往地之一，主要动因之一和刺激力之一。
在古代，无论从知识储备、技术装备、生活与生产水平及文化生活上讲，中国都领先世界。当欧洲商人发现中国后，这个富裕国家的传说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各种遐想。欧洲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中国的思想运动。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是拿那些到中国来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们的书信作依据来评论中国，但他们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欧洲的工业化触发了欧洲人的扩张主义心态，他们开始到全世界搞殖民主义，并把原来他们的崇拜偶像——东方也当作了占领的目标。英国占领了印度并把印度当作了它的殖民地，在鸦片战争打败了清朝后，也想把中国当成殖民地。在殖民世界的同时，欧洲列强也瓜分了中国。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最早以平面来展示地球，让人类有了整体的“世界”认知，其俯瞰世界的角度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绘制的地图，也影响了世界航海活动，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地图之父。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没有描绘朝鲜半岛，更没有日本。此时，西方认识的东方之极是“赛里斯”，通常人们把它解释为“丝国”或中国。后世传抄的托勒密亚洲地图中，中国海岸边有众多岛屿，最大的两个岛屿被冠以“Chrise”（金岛）和“Argira”（银岛）。中世纪描绘海洋与世界的地图，完全以阿拉伯地理学为主导。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阿拉伯地理学恰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西罗马灭亡，令西方古典地理学走向衰退，天文学、地理学的领军力量转移到东方，阿拉伯由此担当起世界地理学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同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领地不断扩大，也为其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考察与描述空间，催生了风格独特的海图与世界地图。这种观念投射到亚洲时，西方人就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较为智慧，属于“白人”，而生活在炎热赤道地带的人们智力平庸。在这种语境下，赤道居民时常被称作“印度人”。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西方对东亚的基本认识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思想时代基本完成，西方学者们留下有关中国的大量记述。社会观念起源于对社会关系的解释，又重塑社会关系。它们既可以表现为说服的力量或理想的感化力量，又可以表现为强制性力量乃至暴力。古罗马时期，西欧对中国的想象可分为两点，即从海洋和内陆两个不同视角提出的“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马其顿帝国东征的确为地中海世界打开了东方世界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就是交易渠道的开通。对西方来说，在远道而来的东方交易品中，十分珍贵神奇的物品之一就是绢丝。当时绢丝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因此，在一些记述中国的西文史料中，其初期内容都与绢丝有关，将中国人成为“赛里斯人”。
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恐怕也只限于那是个产“丝”的地方，因此把那地方称作“赛丽斯”。伴随蒙古崛起，蒙古大军向西一路披荆斩棘，横扫欧洲大陆时，欧洲人才开始重视从东方来的力量，才开始试图与蒙古人接触，从而发现了中国的存在。在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这段时期，后来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路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主要通道。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
文艺复兴使欧洲进入了“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时期。时代发展的需要使历史和地理书大受欢迎。从14世纪起，欧洲各地已广泛采用航海图的绘制方法来制作世界地图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也早已用法文出版发行了，此时的西欧已普遍知道亚洲最东部有中国。15世纪，由于货币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西欧封建主和商人都狂热地追求货币，并渴望获得制造货币的贵金属——黄金。但欧洲大陆自古以来就很少出产黄金，这使得欧洲对外部世界的黄金信息高度关注。《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因为写了东方遍地黄金，甚至用黄金造屋，而引起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当时东、西方的中间地带有仇视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隔，迫使欧洲人不得不另寻掘金之路。
二、中西历史道路的分野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殖民主义运动，使分工层次不断深化，分工的范围持续扩大，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分工的国际化，“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转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从而建立起“一种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国际分工……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这种被资本家所美化的更有利于国际贸易自由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其实质就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样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带来所有国家的共同富裕，而是导致世界体系内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两极分化。
远洋冒险是一件任务艰巨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地理大发现是东西方分野的关键性因素。在西方先是有文艺复兴，把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随着16世纪专业商人、重商主义的出现，城市生产出现分工，工厂手工业兴起;同时，地理大发现使得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可能，市场扩大化;民族国家的崛起则更是加剧了竞争的普遍化和激烈程度。虽然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海图绘制的兴盛时期，却是蒙元之后中国海运的衰败期。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很大部分来自他在中国江河、湖泊、运河上旅行的经历。他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愿意出海冒险，因为海上的航行，甚至是住在海边的生活，都太过危险。【3】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南京启程，由长江进入大运河，第一次抵达北京。这次漫长的运河航行，使他对这条主要南北运道的人工河道的存在和维系，颇有不解：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条距离近又花费少的海上航运路线，为什么大明不兴海道航运呢？后人把他的这个疑问称为“利玛窦难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他还提出，中国在以农为本的治国思路下，将维护稳定视为超越发展和扩张之上的重要问题，将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置于末位，所以，元代传下来的海运，到了明初永乐十三年（1415年），即终止了海运。【4】 三、中國理应面向海洋的转型
面对大航海，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5】中西海商、海盗不同命运的背后是中西间截然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造成了后来的“中西大分流”。【6】欧洲人在16世纪末对世界陆地面积的了解，比14世纪时增加了5倍，这些新增的面积迅速成为欧洲国家殖民地，而且欧洲国家还将旧大陆的许多土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劳动分工促进了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的理论发端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推进了英国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国富论》第3章的标题即为“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7】只有当需求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才会产生规模经济。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原理也可直接翻译为大卫·李嘉图的“专业分工取决于贸易规模”原理。因此与短期衰退相同，即便在长期增长中，也是需求（市场规模）决定供给（技术、企业组织和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8】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经济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即可。这是斯密以来的传统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它推动了西欧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充分显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优势。16世纪欧洲的繁荣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说明地理大发现为欧洲，特别是为西欧提供了经济增长的良好契机。“大分流”理论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彭慕兰总结“加州学派”的基本认识框架：即主张“不能拒绝比较”，“尝试进行‘互反比较’”，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政治经济”从根本上影响了经济史的进程。欧洲某些地区的资本成本不仅低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甚至低于全世界，是因为代议制政体减少了政府巧取豪夺的风险，由此可见，资本成本使中国经济注定难有突破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而且这种观点也较多地关涉到政治经济。【9】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国家边界，是法律、主权、科学、宗教、利益、霸权的汇聚点。边界的概念被重新定位。海权，是一种新的地理威权，它只属于文明国家。海洋、海峡、海岸、海港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人地关系要素，人类世界变得更加“蓝色”。技术文明支持着强权，航海能力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于是，“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表达的既是强权，也是资格。从海洋，到海岸，到内陆，这是新的文明在地球上扩展的地理程序，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建立都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重大陆轻海洋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也是最缺乏准备的。中国人历来防范的方向是内陆边疆。海疆的形态是特别的，海岸线不存在过渡区，也不存在羁縻策略，海上威权在全世界的到处现身，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
参考文献：
1 张箭：《论大航海时代及其四个阶段》，《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7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520页。
3.[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4.梁二平，《海图上的中国》，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5.[美]戴维·S·兰德斯著，门洪华、安增才等译，《国富 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6.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7.[英]亚当·斯密著，陈星译：《国富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5页。
8.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页。
9.[美]王国斌著、周琳译：《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作者：王宝珍，1979.03-，女，辽宁盘锦人，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